大宋对盐与茶施行专卖制度，仅允许朝廷专营售卖，收益尽归朝廷。



然专卖制存有一问题，因盐并非各地皆有产出，朝廷需负责运输，将盐自产地运往四方销售。



为了免去朝廷运盐的舟车劳顿，蔡京就想了个办法，即发行“盐钞”。



那些想参与食盐贩卖的商贾，需赴京城购卖盐钞，朝廷所售盐钞价格不菲，如此，朝廷端坐京城，无需再劳神运盐，食盐便售卖一空。



商人们拿着盐钞去产地，即可兑换出食盐，自行提货、运输，择地售卖。



这般操作下，食盐专卖权仍掌控在朝廷手里，朝廷坐收盈利，还省了运输环节。

 

盐钞于宋哲宗时，已在部分地区推行，后遭废止，蔡京当权后，又将其在全国推广开来。



若能老老实实施行此制度，倒也并非一无是处，起码让商贾参与到零售环节，对商业发展大有裨益。

 

然而，蔡京不是为了发展商业，而是为了给中央朝廷敛财，他是不会老老实实，到此为止的，接着他使出了几招：

 

第一招，频繁印制新版盐钞，每有新版问世，旧版即作废。



规定商人去产地兑换盐，须以新版盐钞搭配旧版盐钞，单持旧版则无法换得食盐。



商人们此前花钱购得的盐钞，还没来得及去换盐，朝廷就出新版了。



为用掉手头的旧盐钞，不得不再花钱买新盐钞，因为只有花新版盐钞才能把旧的带出去。



商人们饮鸩止渴，继续投资买新钞，岂料新钞到手没几天，朝廷又出新版，刚买到手的新钞转瞬又成旧钞，还得再去买新版盐钞。



朝廷不断印制新版，商人们循环往复，掏钱购买，导致积压的旧版盐钞愈来愈多。



《宋史》记载“钱钞逐为废纸”，旧版盐钞形同废纸，一文不值。事情搞到这个地步，蔡京还不满足。



于是，蔡京祭出了第二招。



中央朝廷出台新规：今后兑换食盐，即便持有新版、旧版盐钞也无法直接兑换，每使用100贯盐钞，还需额外拿出 20 贯现金，方可换取食盐。



朝廷政令频出，那些花费巨资购买盐钞的商人尽数被套牢，手中盐钞沦为废纸。

 

历史学家马端临说：“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



诸多商贾一日之间倾家荡产，沦为乞丐，更有不堪承受者，投河、上吊，家破人亡。



宋徽宗与蔡京视国法如无物，这般行径之下，大宋朝廷的信用彻底破产。



《宋史》称“钞法屡更人不敢信”，朝廷虽敛财不少，却自此再无人相信大宋朝廷。



宋徽宗和蔡京把商人们坑死了，事情到此就完事了吗？这才哪到哪啊！



第三招：一盐三吃。



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朝廷宣告食盐涨价，第二年再度提价，贫苦百姓已经吃不起盐了。



百姓与商人被宋徽宗搜刮惨了，地方政府也好不到哪去。



以前卖盐的收益，中央与地方均分，如今卖盐钞的权力归中央朝廷独揽，购钞需赴京城交钱，地方食盐收益被朝廷尽数抽走。



马端临叹道：“于是东南官卖与西北折搏之利尽归京师，而州县之横敛起矣。”



地方失去了食盐专卖收入就没钱了，没钱地方政府怎么运转呢，于是就开始向民间横征暴敛，民间苦不堪言。

 

蔡京一番操作，将商人、平民及地方官府的财富皆聚于中央朝廷，巨额财富呈于宋徽宗面前。



蔡京党羽向徽宗表功，称往昔朝廷日入两万贯，陛下已觉颇丰，如今日进四五万贯稀松平常。



宋徽宗听了，自然满心欢喜。



蔡京新法施行仅两年，中央朝廷便入账 4000 多万贯，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宋徽宗高兴的不得了，蔡京给朝廷搞钱果然有一套！



然而，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些钱财是以国家信用崩塌、民间元气大伤、地方财政枯竭为代价的。这般代价引发的后果，远超他们想象。



蔡京折腾完盐，又开始折腾茶业，茶业与盐相仿，总归是收益尽归中央朝廷，即便如此，还是满足不了他们的胃口。

 

1102 年，蔡京下令铸造“折五钱”，朝廷铸新钱，一枚新钱可当五枚旧钱使用，时隔两月，感觉此举不太过瘾，再度开炉铸“当十钱”，一枚新钱顶十枚旧钱。



其后，当十钱也不过瘾。算了！还铸什么铜钱，太麻烦了，索性印纸币。



1102 年、1104 年，宋徽宗于全国推行“交子”，后又推出“钱引”，全国发行。



《宋史》记载“天下财富多为禁中私财，上溢下漏而民重困”，意思是天下钱财尽归了中央朝廷，朝廷有花不完的钱，底层百姓饭都吃不上了。

 

有人上书朝廷：“天下之财贵于流通，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恐非太平法。”意即天下钱财应流通运转，岂能皆聚于皇帝之手。



也有人进谏：“民力殚矣，民为邦本，一有逃移，谁与守邦。”百姓疲敝不堪，百姓是国家的根基，若民不聊生、流离失所，谁愿为朝廷守土卫国、浴血奋战。

 

可叹宋徽宗与蔡京彼时只顾印钱，对谏言充耳不闻。



数年后，金兵南下，已然信用破产的大宋朝廷，全然无力有效动员百姓，这时谁还肯相信宋徽宗呢？



大宋朝廷信用崩塌，终酿亡国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