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像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虽然时间相近，影响力不分伯仲，但一个冷静，另一个冲动；一个满足于与现实妥协，另一个希望一步登天。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我们后面再谈，但两者无疑紧密相连：美国革命引发了法国的财政危机，从而催生了大革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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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胜利者



在美国独立战争上，法国政府花费了至少10亿利弗尔，相当于两到三年的财政收入之和，用于扩建海军以及向美国提供补贴和贷款。

这对于独立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首先，美国当时的十三州缺乏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虽然有个“大陆会议”扮演中央政府的角色，但它没有征税权，发军饷都困难，若不是法国送来的资金、物资和军火，美军早就撑不下去了，打不了长达八年的独立战争；其次，美国当时没有海军，若不是法国海军的配合，就不可能取得约克镇战役这样的决定性胜利。

但法国没有从胜利中捞到多少好处。一方面，美国违反了之前与法国签订的《同盟条约》中“任何一方不可单独与英国缔约”的条款，暗中与英国缔约，让法国在和谈时陷入被动；另一方面，法国在工业水平上与英国仍有差距，没能如愿在战后取代英国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可以说，除了增添几分虚幻的威望之外，法国在这场战争上的投资基本上打了水漂。

更糟的是，用来投资的这笔巨款是以较高的利率借来的，战后政府还债困难，濒临破产。

这就像贷款来炒股，赔光了之后还不上贷款。但凡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做不出来的蠢事，怎么会发生在堂堂欧陆第一大国身上？

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参战之前。当时法国常年有财政赤字，所以按理说打仗不能只靠借钱，应该增税。但增税很难，如果非得增税才能参战，恐怕这个仗就打不成了。

难道要错过这个报复世仇英国、洗雪“七年战争”之耻的绝好机会吗？那怎么行！于是路易十六做出了那个会让他后悔的决定：不增税，但参战——把轻松愉快的事情先做了，麻烦留给将来。

既然不增税，政府就几乎完全要依靠借钱来负担一场大战的开销。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异想天开，除非奇迹发生才行。

这个“奇迹缔造者”就是财政大臣内克尔。前任财政大臣杜尔哥是个明白人，表示不能增税所以没钱打仗，但他遭受排挤，不久被免职；接替他的人只干了5个月就死了。这时内克尔过来保证，不增税也有钱打仗！于是路易十六决定让他来管理财政，时间是1776年底。

内克尔是银行家出身，路易十六看上了他借钱的本领。法国此时尚未参战，但已经开始援助美国和扩建海军，开销不小，内克尔开始借钱。但法国的金融体系不健全，政府信誉不佳，又没有增税作为还债的保障，所以借钱的成本较高：内克尔任期内的平均贷款利率是6%，相比英国政府的3.5%，几乎高了一倍。

前几年借得还算顺利，但1778年初法国参战，打了三年，到1781年初仍未获胜，加深了投资者的疑虑。内克尔把贷款利率提高到10%，仍然借不来钱。

在这个关键时刻，内克尔用一个花招打造了“奇迹”。经路易十六批准，他出版了一份财政报告，即著名的《呈给国王的财政报告》，这是法国首次公布政府账目。其中，内克尔瞒报开销，制造出一个乐观的假象：即使打了三年仗、税收也没涨，财政仍有盈余！《财政报告》一时畅销，投资者恢复了信心，继续借钱。日后的事情证明，这种虚假繁荣的后果是致命的。

不久，内克尔在政敌的打压下辞职，把债务留给了继任者。新的财政大臣弗勒里意识到问题紧迫，终于新增了一项廿一税，但它预定于战争结束三年后到期。

当英国于1783年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时，法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岌岌可危。所有人都没想到战争会持续这么久，开销会这么大。战后新上任的财政大臣卡洛纳通过大把花钱来维持繁荣假象，不断借新钱还旧债，如此撑了三年，眼看廿一税就要到期，终于撑不下去了。

1786年8月20日，卡洛纳告诉路易十六，政府已经濒临破产。根据估算，1786年的财政赤字将占到收入的近四分之一，随着更多贷款到期，问题还会更糟；到1794年，近一半的财政岁入都要用来还债。

革命前夕的这段时间由此可以大致分为两半：上半场是如何在财政上捅一个大窟窿，下半场是如何试图填上窟窿——最终，正是填窟窿引发的这一番折腾让旧制度的大厦崩塌。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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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及其敌人



怎么填窟窿？节省开支是必要的，但不够；将债务一笔勾销是一种办法，16年前路易十五这么干过，但长期来看弊大于利，会提高未来举债的成本；增税很难，因为教士和贵族拥有各类免税权，税负集中在第三等级即平民身上，而平民的负担已经很重。

因此，卡洛纳的结论是必须着手改革，取缔免税特权。他提出了一份全面改革计划，旨在消除等级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从而提高税收并改善经济。改革措施包括统一征税、建立外省议会、废除谷物贸易管制、废除地区之间的关税壁垒，等等。

改革的核心是新增一项“土地税”来取代现存的两项廿一税。土地税的一大优点是可以解决偷税问题：廿一税是基于收入征收的，而收入容易瞒报；土地税则是基于土地征收，只要你有一块地，无论收入多少，都要按照土地价值的一定比率交税。此外，土地税会对所有等级的土地所有者统一征收，无人豁免，而教士原本可以豁免廿一税。

总之，特权阶级在现有的廿一税体系下要么偷税要么免税，而一旦土地税推行，就得老老实实交税了。不用说，他们一定反对改革。

因此，卡洛纳向国王明确表示，他的坚定支持是改革成功的前提——要知道，前任财政大臣杜尔哥和内克尔的改革都由于缺乏支持而失败。国王答应了。

但作为国王，路易十六其实极度缺乏权威：他整日沉溺于狩猎、手工和大吃大喝，不喜欢社交和舞会，是朝臣们的笑柄；由于众说纷纭的某种原因，结婚后七年不能交合，关于王后的流言盛传，连他的孩子也被说成不是亲生。

在法国，王权在路易十四时代达到顶峰，实现了对贵族的压倒性优势，此后却逐步衰落，主要就是因为两位继任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能力不足。卡洛纳的改革是王权扩张的一次尝试，也是王室与贵族之间的又一场较量。

接下来要隆重登场的是代表贵族反对改革的旗手——高等法院。

等一下，司法权不是三权里最弱的一个吗？英国那边是议会与国王斗争，这边怎么连法院都能和国王相提并论？

其实，法国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除了司法权，也有一定立法权：国王的法令只有经过高等法院的“注册”才会生效，而高等法院有权在注册前向国王递交谏诤书，指出法令的缺陷，从而拖延注册。

如果高等法院一直拖延，国王也能以“御临法庭”强行注册法令。但强行注册被认为缺乏合法性，不得人心，高等法院可以引导舆论，以持续的抗议给国王添麻烦。

因此，高等法院的实际权力取决于国王的权威。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高等法院一旦公开反抗往往会遭到雷厉风行的回击，所以表现得相对温顺；而路易十四死后，高等法院又开始阻挠法令注册，开展与王室之间的权力拉锯战。

你可能会说，把高等法院的人撤掉，换一批听话的人不就行了？不太容易。法国当时有13个司法辖区，相应有13个高等法院，其中共有约1200名法官，他们的职位是买来或继承来的，因为政府为了筹钱，自16世纪以来一直在出售可以世袭的官职，尤其是高等法院的职位。若要罢免这些法官，就需要退还相应的买官费用，这显然难以办到。

不过，在路易十五统治末期，司法大臣莫普几乎消灭了这个对手：他以强硬的手腕，取缔或改组了各高等法院，废除了买官制。但三年后路易十五驾崩，路易十六登基后希望缓和舆论，于是罢免了莫普，恢复了高等法院的旧制。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归根结底，这是王室与贵族之间未完成的一场博弈。高等法院是一个贵族组织，因为购买其法官职位就可以获得贵族身份；它还是一个常设组织，拥有较大规模和权力，所以是代表贵族反抗王权的旗手。

卡洛纳告诉路易十六，如果直接将改革法令交给高等法院注册，恐怕会受挫，应该采取额外措施来确保成功。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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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贵会议



怎么办才好？卡洛纳提议召开一次显贵会议，先争取大会的支持，为改革赋予合法性，然后以“御临法庭”强行注册法令，从而避开高等法院的阻挠。

旧制度下的法国有两种全国性的大会，一种是著名的三级会议，另一种就是显贵会议。两者都是国王为了增加决策的合法性而召开，也都有近两百年没开过了；不同的是，三级会议的代表是按等级选举产生，而显贵会议的参会者由国王亲自指定。

卡洛纳认为显贵会议容易驾驭，因为参会者既然由国王指定，一定较为顺从。路易十六批准了他的提议，显贵会议于1787年2月22日在凡尔赛开幕。

但卡洛纳错了。144名显贵中，大部分人会因为改革而利益受损，许多人甚至是他的政敌，他们都反对改革。争论持续了数周，土地税这个核心项目仍无进展。

反对增税的主要理由是对财政状况的质疑：内克尔在任时还在打仗，财政尚有盈余，如今怎么反倒有了赤字？显贵们要求披露账目，但卡洛纳不肯，只是声称内克尔的《财政报告》有误。这下惹怒了许多显贵，因为他们是内克尔的拥趸。

3月底，卡洛纳改变策略，试图利用舆论向大会施压。他出版了改革提案的全文，并在前言中强调，特权者必须做出应有的牺牲，以免民众承受额外负担。但他的呼吁反响平平，因为公众相信财政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的腐败和资金管理不善，“改革”只是敛财而已；与此同时，显贵们怒火中烧，要求国王罢免卡洛纳。

路易十六明白，卡洛纳已成为众矢之的，改革需要新的推动者。4月8日，他将卡洛纳免职，此举受到广泛欢迎。5月1日，图卢兹大主教布里耶纳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布里耶纳是与会显贵之一，此前带头反对改革，其实是想打倒卡洛纳并取而代之。国王厌恶他，却没有更好的人选。

在布里耶纳的推动下，显贵们终于看到了王室账目，确认了财政危机。布里耶纳相信，此时只要在提案上做一些让步，就可以说服大会批准改革。5月9日，他将修改后的提案呈交大会。

但显贵们不信任王室的财务管理，要求成立一个审计委员会来监督财政。接受财务监督意味着放弃相当一部分权力，路易十六虽然能力一般，对权力却十分执着，否决了提议。

显贵会议至此走进了死胡同。5月25日，大会闭幕。

既然显贵会议不奏效，国王只能直面最危险的敌人——高等法院。事实上，有38名各高等法院的要职人员出席了显贵会议，开会期间已经商定了反对计划。

一场好戏即将上演。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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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与镇压



从6月底开始，改革法令陆续送交各高等法院。7月底，巴黎高等法院否决了土地税的法令，宣称只有三级会议有权批准永久税。

8月6日，政府以“御临法庭”强行注册法令，但高等法院次日宣布强行注册无效且违法。似乎是嫌这样的挑衅还不够，三天后高等法院又以“公共资金管理不善”的罪名起诉了卡洛纳。

整个过程中，高等法院获得了巴黎人的热烈支持：大群人涌入法院围观开会，在决议宣布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上流社会的沙龙几乎一致敦促法官们坚守立场，政治俱乐部和小册子不断涌现。高等法院被视为权利捍卫者，制约着专横的王权。

这显然超出了政府的忍耐范围。15日，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被放逐到特鲁瓦，这是对付高等法院的经典招数。俱乐部均被关闭，书商被责令下架未经授权的出版物；军队将法院清场，在街上日夜巡逻。26日，布里耶纳升任首席大臣。9月的第一周，政府恢复了对事态的控制。

布里耶纳希望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9月中旬，他向法官们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不设新税，但延期现有的两项廿一税；披露账目并厉行节俭，按照一项五年计划，到1792年恢复财政健康，届时将召开三级会议。该方案得到了认可，对法官的放逐于9月20日终止。

当然，为了渡过五年转型期，政府还是需要继续借钱来填补财政赤字。11月19日，新的贷款法令送交巴黎高等法院，布里耶纳为此做足了准备，不仅确保大多数法官持赞成态度，还精心设计了议程，首先讨论将公民权赋予法国新教徒的法令，以营造友好的氛围，然后才讨论贷款法令。大部分发言的法官都赞成贷款，似乎一切顺利。

但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是，还没来得及投票表决，路易十六就强行注册了法令。当奥尔良公爵抗议说这样做不合法时，国王回答说他的意愿即是法律。

于是关系再度破裂。路易十六走后，高等法院宣布注册无效。次日，奥尔良公爵和另两位抗议领袖被国王通过密信放逐到乡下。

次年即1788年1月，高等法院宣布国王的所有密信均为非法。外省的高等法院也加入到抗议中，拒绝注册延期廿一税的法令，并要求立刻召开三级会议。

5月3日，高等法院发表声明称，王国的基本法包括“国民通过定期召集的三级会议来自由批准赋税的权利”、高等法院注册新法律的权利，以及所有法国臣民免于任意逮捕的权利。

声明的两位发起人随即被捕。

5月8日，政府宣布剥夺高等法院的注册权和谏诤权，计划撤销大量法官职位，并且所有高等法院即刻休庭。

此举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外省高等法院大多无视休庭命令，继续集会并通过挑衅性的决议。6月7日在格勒诺布尔，军队执行放逐法官的命令时遭到民众从屋顶抛瓦的袭击，这一天因此称为“瓦片日”；在雷恩，暴民控制街道几乎两个月之久，总督被赶出城。教士会议和各地的贵族也纷纷谴责政府的司法改革，并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按照历史经验，政府只要意志坚定并能调动军队，骚乱就会逐渐平息。反对派甚至已经出现了分裂和迟疑。7月5日，布里耶纳宣布政府会考虑关于三级会议召开形式的一切建议，并邀请各方于次年春天前呈交。此举有望进一步分裂反对派——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贵族与平民在三级会议的召开形式上存在根本分歧。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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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



1788年7月13日，一场巨大的冰雹摧毁了巴黎盆地的大量作物。这场天灾再加上各地的恶劣天气，意味着农民难以满足来年的税收需求。

要知道，政府长年都是寅吃卯粮，以未来几年的税收作为担保，从银行家和金融家手里借钱来维持日常开销。5月以来的动乱已经增加了预期税收无法兑现的风险，歉收的前景则彻底打消了兑现的希望。没人愿意再借钱给政府了。

8月初，国库已空。

8月8日，布里耶纳孤注一掷，宣布将于次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以期恢复政府信誉。但市场毫无反应。

8月16日，国库暂停偿付。债权人被迫接受带息的政府票据，相当于强制贷款。

担忧已久的“破产”终于来了。

留给路易十六的选择已经不多。毕竟，对于一个专制政府来说，没钱还能指望什么呢？如果不是报酬丰厚，谁会愿意做镇压民众这样的“脏活”？鱼肉百姓的政府不一定会被推翻，但无法回报支持者的政府一定会瓦解。比路易十六更残酷的统治者不计其数，但路易十六偏偏是被债务压垮的那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