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凯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否则他不会费力推行新政（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也不会响应革命党要求劝清帝退位。只是袁世凯属于被潮流裹挟之人，他懂世界潮流，却又是半懂，他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时代发展的局限，注定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这样的坚定共和主义者只能是极少数，也注定了清末民初的大乱局：种种复辟、军阀独裁、贿选总统……

袁世凯称帝，着实是民国时期最大的一股逆流，他将国人苦心经营的共和招牌砸了个稀巴烂，直接导致中国南北分裂及之后的军阀割据，直到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国才在名义上由南京国民政府统一。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呢？他明明已经是中国当仁不让的大总统，任期十年且可以连选连任，还可以确定下一任总统。我想从三个方面说起。

一是袁世凯本人想做皇帝。袁世凯出身旧官僚，有浓厚的帝王思想，属于“必要时，我可以做皇帝”的人物。这是袁世凯称帝的首要原因、根本原因。没有这种思想，任其他人再怎么折腾，他也不会称帝。同时代的孙中山不会称帝，华盛顿来中国也不会称帝。袁世凯是什么时候动了称帝的野心呢？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不能因为他称帝了，就认为他一开始就有称帝之心。

马勇在《重寻中国近代史》中认为，袁世凯的经历使他感念朝廷。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命他带兵围剿，他之所以拒绝，并非是在要挟朝廷，而是因为自己只被任命为湖广总督，没有直属部队，增援部队难以及时到达，战争并无胜算。
直到朝廷命他为钦差大臣，统领全国军队时，他才领命出山。从军事角度讲，袁世凯确立自己至高无上的领兵权，并无过错。袁世凯在武汉打打停停，也不是拥兵自重，借革命党要挟朝廷，而是以打促谈、恢复和平，一方面推动朝廷决心立宪以服国民期待，另一方面以武力胁迫、和平诚意推动革命党偃旗收兵，支持朝廷立宪。直到革命党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坚决主张清帝退位，袁世凯才不得不顺应潮流，呈请清帝逊位。

如果我们按照历史时间线看，这种解释并非全无道理。当我们回到清末那个时间段，除了革命派要推翻皇帝，所有人都不曾想过，就连给朝廷续命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手握重兵的超级重臣，也从未想过要取而代之。
他们认为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救亡图存是当务之急，与其另立朝廷，不如全力扶持清廷，上下一心共御国难。袁世凯自然不例外，他虽不像曾、李那样科举正道出身，但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家族也是深受皇恩，他充其量想当李鸿章第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家族增光、为后代增荣。

此外，隆裕太后、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就全指靠着袁世凯，这是为臣者最大的荣耀。他不是不知道，历史上欺负孤儿寡母的，没一个有好下场。曹家篡位，落得后世被当街弑杀。司马家篡位，后世全族被掳（听到王导讲述司马家如何获取天下后，晋明帝不禁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杨家篡位，落得二世而亡。赵家篡位，同样落得后世全族被掳。当年石勒就豪言，“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操、司马懿父子，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帝王思想有机会抬头了。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固然想直捣黄龙、举国共和，但一无直属军队，二则派别林立，硬碰硬肯定是行不通的。并且，革命党的目的就是建立共和，既然现在皇帝没了，革命就算成功了，谁做大总统无所谓，孙中山将总统之位双手奉上，准备一心去修铁路。
张謇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务实求稳，全面倒向了袁世凯。列强同样需要稳定的中国市场，也转向支持袁世凯。袁世凯是唯一一个能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因此名正言顺地做上了大总统。

本来，孙中山一直主张总统制，国家只有一个首脑，这符合中国的皇帝传统，南京临时政府就是总统制。当袁世凯成为举国公认的领袖后，南京临时政府担心袁世凯权力过大、妨碍共和，通过《临时约法》将中国的政体改为了议会制，实权在总理及其掌握的内阁，总统只是个橡皮图章。
这当然开了中国“因人设法”的坏先例。袁世凯大权在握，怎会甘于受一纸约法的限制，沦为毫无实权的象征，很快刺杀了即将组阁并担任总理的宋教仁，修改约法实施总统制，又将总统任期改为十年，可以连选连任，还可以决定下一任总统。他已经成为终身制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总统。

如果说，袁世凯止步于此，安心做如“皇帝”般的大总统直到死，也丝毫不影响他一世英名，称其为“中国的华盛顿”也不过分。可是，他毕竟是袁世凯，不是孙中山，更不是华盛顿。
随着权力的膨胀、形势的发展，他觉得现在的自己和皇帝没什么区别，那就干脆直接做皇帝吧，当然不是专制的，而是立宪的。袁世凯认为自己不过是回到清末时未完成的立宪政治轨道上，却不知现在已经是“有敢为帝制者，天下共击之”的时代了。

二是权力真空“呼唤”皇帝。袁世凯称帝，要看想不想，还要看能不能。辛亥革命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复辟思潮同样暗流涌动，遗老遗少们在紫禁城的鼓动、袁世凯闹出的洪宪帝制、短命的张勋复辟……这些虽然是历史怪胎、逆历史潮流的丑剧，但它绝不是某些人的异想天开或一厢情愿，而是存在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世纪初国人精神迷惘的必然结果。

君主专制制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达到了顶峰，皇权巍巍、无可置疑，只有借皇权，从没有代皇权，即使是幼主临朝，或者皇帝几十年不临朝。皇帝是统一的象征，代表着延续的历史。今日的英国王室，其使命和价值便在于此。曾国藩以一己之力缔造湘军，消灭太平天国，为清廷续了命，却从不曾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成为第二位中兴名臣，戈登劝他脱离清政府在两广试验新政体，他断然拒绝。从太平天国造就了地方势力的抬头，再到庚子国变时的“东南互保”，到慈禧裹挟光绪帝西逃，再到溥仪3岁登基，从不曾有哪个督抚、将军、大臣搞独立、当皇帝。

单以“东南互保”为例，当慈禧向各国宣战，东南的督抚们则与列强达成密约：东南省份不参与战争，列强也不攻击东南。从事实上看，这是典型的叛国，但它客观上缩小了这场错误战争的规模，避免了全国的生灵涂炭，战后慈禧也并未怪罪东南。
自慈禧携带光绪西逃，东南的督抚就始终在护驾，直到这娘俩回到北京。也就是说，督抚们反宣战不反朝廷，慈禧和光绪所代表的皇权，依然在事实上发挥效力。

清帝逊位后，共和骤然出现。人们很清楚，共和是大势，国家属于人民，可无论理论，还是实操，中国都没有经验。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本就没有做好建国的准备，武昌起义只是事发突然。指望袁世凯这些旧官僚，更不可能。中国就这样，在突然之间，进入共和；又在迷茫之中，摸索共和。

共和制下的总统，无法填补清帝逊位后造成的权力真空，无论各省，还是中央，分裂的态势愈发明显，军阀混战，国会乱糟糟，党派鱼龙混杂，百姓怨声载道，“民国不如大清”“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等言论颇有市场。
如何解决当前乱局呢？部分知识分子倒回去向君主立宪制寻求帮忙，它的逻辑在于，国家需要一个正儿八经的象征，它最好是皇帝，因为大家都习惯了。皇帝在的时候，大家可以拍桌子，却没人敢掀桌子。这样开历史倒车，与其说是为了封官拜爵，不如说是病急乱投医却开错了药方。

以“筹安会”为例，这是专为袁世凯复辟制造舆论的政治团体，它的成员有6人，均是当时响当当的人物。杨度，清末举人，留学日本，主张君主立宪，始终反对共和，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孙毓筠，清末秀才，留学日本，同盟会成员。
刘师培，清末举人，经学大师，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工作，主张革命，后被清廷收买。李燮和，清末秀才，同盟会成员，参加过多次反清起义。胡瑛，黄兴的学生，多次参加反清起义、刺杀朝廷要员，曾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长。严复，最有名，他留学英国，翻译了《天演论》，宣传西方民主和科学，参与过戊戌变法，还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

此外，国家还存在着不少的守旧派，他们必须要有个皇帝，不然日子就没法过，这个皇帝可以是溥仪，也可以是袁世凯。袁世凯失败后，张勋复辟搞了十几天闹剧，却将那些遗老遗少们彻底动员起来，等到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他们一路追随到天津，再到满洲，不惜做汉奸、当日本人的走狗，这时已经只剩门户私利，只想着谋个一官半职罢了。

三是看客心态“纵容”皇帝。当袁世凯发出称帝意愿时，绝大多数的省长、督军都表态支持，甚至还有不要脸的公开通电、联名劝进，这些人都是见风使舵之徒，哪里有什么节操可言，明知国家大义却不遵守，不仅是看客心态，既然他想称帝，就让他称罢了，对我又不会有影响，尚且还封我官职，没有必要去反对，反对还可能带来灾祸。
而且还煽风点火，毫无节操地迎合他意、帮他造势，鼓吹中国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甚至花钱组建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请求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一看，军队支持、百姓支持、社会支持、旧勋贵支持，就洋洋自得地称帝了，他唯独没有看到滚滚向前的历史大势。

袁世凯一称帝，梁启超等社会名流坚决抵制，段祺瑞、冯国璋等铁杆部下纷纷辞职，孙中山等革命派和西南军阀发动护国战争，各省督军眼看形势不妙纷纷倒戈、公开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发现之前所有的支持都是假的，都是在配合自己演出，他们一翻脸就成了护国运动的进步派，自己成了倒行逆施的孤家寡人（后期张勋复辟也是吃了这个亏），不到一百天取消帝位，又不到一百天愤懑而死。
昔日力挽狂澜的“中国华盛顿”，一念之间沦为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可以说，袁世凯的下场是活该的，但他也是被无耻文人、官僚欺瞒的受害者。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终酿大祸，晚节不保。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明令通缉帝制支持者，但实际无一人入狱、受刑，那些鼓吹帝制者，要么狼狈下野，要么逃进租界，还有的该干嘛干嘛，仿佛这场帝制闹剧从来没有发生过。洪宪帝制，是共和汪洋上的逆流，却也是普通浪花。自此之后，帝制显然不再是救国方案的选项了。
但看客心态依然存在，这是官场的常态，与其胸怀大义、义愤填膺且为此付出代价，不如管好自己、顾好家庭，“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他上升时，大家尽情地鼓掌；他狼狈时，大家奋力地怒骂。总而言之，就这么看着……可是，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称帝时，沉默就是支持他，是有罪的；群起讨之时，沉默就是反对他，是无罪的。

袁世凯英明一世，糊涂一时，走上了称帝的不归路，成了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一步臭棋，直接抹掉了他一生的功绩，这虽然是不公平的，却也是无可奈何。当人们怒骂李鸿章卖国时，却又不得不同情他只是无可奈何的“画押人”，而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称帝，却无法让任何人产生同情，是评价袁世凯如何都不能绕过的一点。
小人物讲小节，大人物讲大节，当一个人违背历史大势、站到国家和人民对立面时，他就不再适用普通的功过是非评判了，更遑论功过相抵、七分功三分过，袁世凯如此，汪精卫亦如此。

历史一再证明，权力只是一种无形的、客观的存在，它自己本身没有力量，它无法形塑人，更无法毁灭人，反而是人在形塑权力。人什么样，权力就什么样；掌握的权力越大，人性的幽暗面暴露的就越多。
人要敬畏权力，掌握权力时要如履薄冰。只有随时可以放弃权力的人，才能真正驾驭权力、不为权力所吞噬。世界上最大的权力，只能是合法的权力，权力越合法，力量越大。所谓合法，核心就是国民的同意。不合法的权力，看似力大无穷、覆盖无边，实际外强中干、一击即溃，并且始终处于朝不保夕、忧心忡忡之中。

怎么得到权力的，就会怎么失去它。你是靠阴谋诡计上来的，必然会因新的阴谋诡计下台，并且下场会很惨。你是靠正儿八经选举上来的，自然就会因选举下去，选举嘛，就是任期制，有上有下。
任期制，严格的任期制，是对共和的践行，也是对国民的承诺，更是对掌权者的保护。人人都想获得权力，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破坏规则、贪恋权位，既是对民主的破坏，势必会导致后来人有样学样，掌权者自己也不会有好下场，一定会被后世唾弃。

如果袁世凯不做皇帝，如果袁世凯做两届就主动让贤，如果……可是，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一念之间成圣成贼，一瞬就已成为历史。袁世凯在取消帝制后，还妄想继续做他的大总统，可是他已经背叛了人民，人民又怎会容得下他！
1916年的上半年，袁世凯在想什么呢？是深深的懊悔与自责，还是咒骂军阀政客们坑了自己，可是一荣俱荣，一损己损，帝制的鼓吹者们依然逍遥自在，而自己却要承担所有的骂名，这种骂名注定了永世不得翻身，这就是袁世凯的报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