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70年的人生经历中，在内蒙古兵团那6年的生活还不到十分之一。我自认为自己人生坎坷，也算是起起落落，峰回路转，历尽沧桑。但回首此生，唯有在内蒙古兵团那段难忘的岁月，令我刻骨铭心，永世不忘。那些兵团时期的画面时常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回放，有时又会定格在某一帧画面，令我心绪难平……

0115岁的兵团战士
我1961年在天津市上小学，应该在1967年毕业。但1966年5月WG开始了，各学校都处于停课状态。一直到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WG小组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1967年1月，天津市由河北省省会改为直辖市，河北各省直机关迁往保定市，我们家也随河北省直机关迁入保定市。
小城保定一下接纳那么多干部及家属已不堪重负，每家又有好几个孩子，当时的学校根本安排不过来。再加上保定武斗全国有名，动用了现代化武器，经常枪声不断，到校上课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我直到1969年去兵团时小学都未读完。

1969年夏季，听说内蒙古兵团要在保定市招人，才刚15岁的我便下了决心要当个兵团战士。在这一点上我和北京等大城市的知青不同，像北京市69届初中毕业生是一锅端上山下乡，不是去内蒙古兵团就是去东北兵团，个别还有去插队的，基本上没有进工厂和当兵的名额。而我当时我还不到分配的年龄，完全可以等一等再说，但我却铁了心，积极主动非要去内蒙古兵团不可。
由于年龄不够，还找了好几次接兵的现役军人，软磨硬泡，才终于达到了目的。我走了之后，我的同学们草草结束了小学学习，然后又草草上完了中学。最后又被草草分配。其它城市如北京69、70届虽说没学什么东西就稀里糊涂地中学毕了业，但好赖他们也进过中学的大门，至少在名义上是中学毕业，而我却连中学生的资格都没有。

后来直到我上大学时，我的履历中文化程度一栏一直填的是“小学”，和郑渊洁是同等学历。再往后觉得不太中听，遂又改为“高小”。

WG时期保定武斗猖獗，派性严重，为了防止两派知青到了内蒙古再打起来，内蒙古兵团决定按派别安排，即不同派别的知青不能去往同一个师。我是小学生，属于无组织、无派别之人，随哪一派走就自己决定了。
保定当时的两派是红楼派和工总（或农造）派。我父母都在工总派，按理说我应随工总派走，但15岁的孩子有较强的逆反心理，父母往东我偏往西，我决心随红楼派去兵团。工总派知青分在三师和六师，红楼派知青则分往一师和二师。最后我被分到了位于阴山脚下的一师四团五连。一名15岁的小学肄业生，就这样成了内蒙古兵团一师四团五连的战士。

02吃不饱和与猪争食
到四团五连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吃不饱的，其他团也多有类似现象。例如小品演员陈佩斯，他是我们内蒙古兵团一师三团八连的，三团驻地离我们四团约有几十公里的距离。1973年陈佩斯被八一厂演员剧团招走，当时他最欣慰的是终于能够吃饱饭了。他感慨地说：“当时真的是为了找个吃饱饭的地方，在兵团实在饿得不行了。”后来他接受采访，自曝初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时，一顿吃10个馒头，下一顿又是10个。

那时我们每个月的粮食定量是45斤，按理说应该能吃饱，然而我们却不够吃。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我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16~18岁正在窜个儿，需要起码的营养和能量补充。在此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的食物。
二是伙食没有油水，副食又跟不上。我们每人每月仅3两食用油的供应标准，平时只能吃些白菜、土豆和胡萝卜，肉类等基本见不到。三是高强度的劳动使我们食量大增。兵团时期的劳动强度，可以说是自毁身体。与其说是在干活儿，倒不如说是在拼命。极左的政治大气候，再加上年轻人争强好胜的劲头，谁都不甘落后。

这种劳动强度，若是在麦收或施工会战时不限量放开了吃，有些女生一顿饭也能吃十几个窝头，更别说男生了。那些年月，我真是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才熬到最后的。据说连队还要从这45斤定量里省下一点儿留做战备时用，这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这几条综合在一起，我们岂有不饿之理？我总有这种感觉：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吃饱，有中等或偏高程度的劳动强度，即使如同现在城市中的农民工一样，那我们的平均身高也应该再多3~5厘米。
可以想象，我们正在长个儿的时候，吃的却远远跟不上，还要挑沙改土、挖大渠时要挑湿漉漉的泥块、搞基建时要抬沉重的大石头，往上窜的动力被无情地遏制，往下压的沉重负担却源源不断，在这种双重打压之下，我们的身高怎么能不受到影响？

那时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不管吃什么，只要能填饱肚皮即可。饿得没办法，我曾到连队小卖部去买红糖吃，但却充不了饥。后来又自作聪明地把馒头掰成几块儿，先把一块儿放在缸子中，兑上开水，显得很多，吃完后再放入第二块儿如法炮制。肚子倒灌了个溜圆，但不顶用，撒几泡尿后就又饿了。

我后来看有关三年自然灾害的文章，读到那时人们饿得发明了双蒸法，就是把一斤米放上水先蒸熟，然后加上水再蒸一遍，一斤米便蒸得如同2斤米一样多，但它终归还是一斤米，根本起不到2斤米的作用，纯属自欺欺人。我那泡馒头的办法可以说是与它师出同门。

由于吃不饱，我们还曾有与猪争食的经历。

一天傍晚，我班一位战友面带喜色回到宿舍，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消息。他得知当晚伙房留下喂猪的棒子面粥很稠，他已经私下与炊事班的人说好，我们可以从中截留一盆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很高兴。当时连队的礼堂（也是食堂）尚未盖好，各班都在自己宿舍吃饭，饭盆就在班里。为了避免碰到别的班的战友不好解释，我们决定等天色再晚一些时行动。

天擦黑时，一位战友拿着饭盆出动了，我们把碗在地上摆了一圈，大家都蹲在各自的碗后静静地等待着。煤油灯在箱子上发出暗淡的光芒，照着地下的那一圈碗，这画面已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战友终于端着粥盆回来了，哈哈！那粥果然很稠，尽管已经冰凉，但对我们来说那根本算不了什么。

于是，本应出现在猪食槽子中的食物，此刻却成了我们的碗中餐，粥在碗中停留的时间也异常的短暂，风卷残云般就被吃光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从二师兄嘴里抢到了一杯羹。

03大黄蚊子
北京知青姜戎在其作品《狼图腾》中对草原上的蚊子做了这样的描述：“额仑草原的大黄蚊，不具有狼的智慧，但却具有比狼更亡命更敢死的攻击性。它们只要一闻到动物的气味，立即扑上去就刺，毫不试探毫不犹豫，没有任何战略战术，如同飞针乱箭急刺乱扎，无论被马尾牛尾抽死多少，依然蜂拥而上，后续部队甚至会被抽开花的蚊子血味刺激得越发凶猛……”

在凶狠程度上，我们所在的巴盟后套地区的大黄蚊子的确逊色一些，但在叮人方面绝不嘴软。顾名思义，大黄蚊子为黄色，个儿大。我团三连战友李银河在其文章《我的人生第一课——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里》中写道：“在北京，我没见过内蒙那么雄壮的蚊子，得有两公分长，看去像架小直升飞机似的。”

正是由于其个儿大，这些蚊子能够隔着衣服叮人，倘若有人认为穿上长衣长裤便可防叮咬，那可就错了。这长衣长裤在大黄蚊子的疯狂进攻面前，只不过是形同虚设。其次，蚊子的凶狠程度在叮人那一瞬间立即就能被我们所感知，当我们感觉皮肤上有像被小针扎了一下的疼痛时，那就是被蚊子叮了。当地还有一种较为极端的说法：这种蚊子吸血不要命，它只要叮上你，便会贪婪地一直吸下去，直到将自己的肚皮撑破为止。

这些蚊子在战术上采取单兵作战和大兵团作战相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在海子（内蒙当地将湖称为海子）附近，空中会有大团的蚊子盘旋，伴随着那嗡嗡的声音，其作战能力得以充分展示。
我后来看《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看到了大海里无数条游在一起的小鱼，还看到了空中一起飞翔的数以千计的鸟儿，又看到了非洲大草原上庞大的角马群，解说员对此的解释是个体的安全以这种形式得到了最大程度地保护。看来，内蒙那成群飞舞的蚊子也是同样遵循这条大自然的法则，在实施有效的自我保护吧？
04写血书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正是极左思潮空前泛滥的时候，人们亢奋而狂热，认为身上担负着“解放全人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现在回想起那些往事来真是可笑而又荒诞。

有一天，班长把我们召集在一起，说有事要同我们商量。他的意思是我们全班一块儿写份血书，表达一下我们“永远紧跟毛主席、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坚定信念。他想征求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听后是一致赞同，而且是热烈地一致赞同。看到自己的创意被大家所接受，班长也很高兴。他便从衣箱里翻出一块2尺见方的白布，我想大概是包袱皮之类的东西吧。

然后大家便商量着写什么，如何写。最后定为在白布上方写一句话，下方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具体是哪句话我已记不清了，大概是下面这些话中的一句吧：“永远紧跟毛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扎根边疆一辈子！”总之，都是响当当的豪言壮语。

这句话大家共同写，下边的名字本人自己写。商定完毕，班长带头咬破右手食指，开始写起来。我们便以班长为表率，纷纷咬破各自的右手食指，一起写起来。我写了一会儿之后，血液供应却出现了问题。不知是我决心不够大、咬得不深呢，还是自己本身就是个不出血的家伙。我赶紧又找来一把水果刀，照食指稍使劲一割，血又流了出来。当我写到这儿，或每当我想到此事时，心头和右手食指都会隐隐作痛。我又迅速加入到战友们的战斗行列之中，和大家一起写完了血书。

班长代表我们将血书交到了连部。

这就是我们班用鲜血进行集体创作的全部过程。

这件凝结着我们鲜血的作品，随着那个荒唐年代的结束，早已化为尘土了，但曾经的荒诞、愚昧和无知让我铭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