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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释云:西安事变的善后

送交者: 布南温[♂☆★★声望品衔12★★☆♂] 于 2024-11-09 8:38 已读 1457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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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要在西北搞个“大局面”,完全独立于南京政府。但因斯大林反对反蒋抗日,要求必须拥蒋抗日,不支持张学良的西北独立,张只好改为半独立,也就是西北由张、杨和中共“三位一体”控制,有自己独立的军政系统,不容中央政府插手。它和原来的“西北大局面”计划的区别,只在于没有与苏联结盟一条,但仍然是国中之国。 



这就是蒋介石回到南京后中央和西安的分歧所在,所有扯皮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杨虎城和延安要的是割据西北,而蒋介石要的是确保与抗战成败攸关的西北国防基地。 




张学良陪蒋介石回京后,受到军法审判,被判刑十年,旋即为蒋特赦,但“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也就是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作为发动对武装叛乱的高级将领的惩罚,这应当是非常宽大了。即使是在西方,犯了这种叛国罪大概也会被枪决。蒋在西安时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毕竟国家法度,他也不可能全然不顾。所以他几次劝张学良不要送他回南京,但张坚持要送,大概张自己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然而消息传到西安后,延安、杨虎城、东北军将领仍极感震动,他们应该是认为老蒋违反了在西安时的口头承诺,要开始报复了。老毛力主以强硬政策谋求西北半独立,在给时驻西安的中共代表周公和博古的电报中说:



“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本着这一精神,西安提出三条要求:

一,释放张学良;


二,中央军撤出潼关;


三,政府改组,清除“亲日派”。

这三条或许是宋子文在西安时担保过的,但都没有实现可能:


一是张学良是经过法庭判决的,岂能由军阀以武力干扰司法?


二是中央军是国军,并非外国军队,上哪儿去只该由中央政府决定,岂容割据地方的军阀干涉?


三是以发动兵变要求中央政府改组,塞进自己看中的人,政府如果屈从,则国将不国。且“亲日”若只是政策主张,则并不构成叛国罪,不是清洗理由。




就连张学良自己都觉得不妥,他给蒋介石提了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建议坚持剿共,将东北军调到河南,由中央军接防,杨虎城出国考察半年,但不开缺,等抗战爆发后再召回国。


第二个方案则是不再剿共,将杨虎城部调往甘肃,将东北军调往河南湖北一带,由中央军进驻陕西。 



蒋介石大概觉得这两个方案都过于严厉,他当时考虑国策的全部出发点是为抗日作准备,为此决定联苏联共。因此,他把张学良的两个方案修改得非常温和宽大,拿掉了“剿共”这条。


第一个选案是将东北军全部调往甘肃,第17路军仍驻陕西原防,归绥靖主任杨虎城指挥,但中央军必须进驻自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


第二个选案则是将东北军调往河南安徽,杨虎城出任甘肃省主席,第17路军调往甘肃。


这两个选案都非常宽大,特别是第一选案并未把“三位一体”拆开,它要求的只是中央军进驻陇海线沿线各县。这完全是从抗日大计出发的,并不是针对“三位一体”的报复。




蒋介石知道抗战一开,敌强我弱,沿海地域一定会沦陷,中央政府只能转移到内地去坚持抗战。他原来考虑以西北作为抗战基地,但随着红军长征,中央军进入四川,他又把抗战基地改在西南。但当时唯一能援助中国抗日的只有苏联一国,因此必须确保西北处于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以便通过西北获得国际援助。




但这两个方案却被西安方面断然拒绝,他们将蒋介石提出的两个选案视为报复,准备以内战捍卫西北的半独立,老毛是最坚决的主战派。过去张学良是“三位一体”的联军总司令,红军还得服从张的意志,如今张成了阶下囚,红军便可自主作战了。他特地要求周公与杨虎城和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约法三章,声明红军保持独立的指挥系统,担任单独作战的一方面。


对西安方面的强硬反应,蒋介石表现了极大的忍耐。他请杨虎城的代表给杨捎去亲笔信,苦口婆心晓以大义,指出杨不但没有执行中央政府的人事明令,省府也没有按中央法令恢复原有关系,事变中成立的组织如临时军事委员会之类仍未撤销,


“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据独立之嫌”,当务之急是“廓清外间之疑虑,表示绝不割据独立,亦不破坏统一”,因此应该迅速表示接受中央命令,取消事变后成立的组织,停止反对中央的宣传,这才是大局所在。

至于“军事善后等具体细目,非无商量余地”。


他还在最后诚挚地呼吁:


“须知陕西,无论军民,不能离整个国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无陕西以作国防之基础。中央离陕西无以建国,陕西离中央无一遂其生存与发展。故必须立下决心,向和平统一之方向做去,迅复事变以前之常态,确立此后努力之始基。”


据捎去这封手书的杨虎城的代表说,蒋介石在和他谈话时非常激动,以致痛哭。看来这位王阳明的信徒是真相信“心即天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却不知道这种心态只能被他人看做如宋襄公一样的愚蠢。

软禁中的张学良自己也多次“含泪请求”西安方面不要动武。1月13日,他请杨虎城的代表捎去亲笔信和经过蒋介石修改的两个选案,并竭力敦促西安接受第二方案,让东北军调出西北,否则将“决难挽此劫运”,也就是东北军全军覆灭。



他更绝望地向袍泽呼吁:“盼诸兄计及国家利害,勿专为我个人谋也”,其实就是哀求西安方面手下留情,不要让他夹在冲突双方中坐蜡。1月19日,他再次写信给杨虎城,要他立即接受国府提出的第一方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甘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 



这说得再明白不过:若双方动武,他就性命难保,东北军也将覆灭。然而西安方面的真正目的乃是西北半独立,又岂会存投鼠忌器之心?杨虎城与延安仍然坚持要蒋介石在防区问题上让步,使得蒋介石的忍让终于到了尽头。20日,他再度给杨虎城去信,一针见血地指出,西安方面的目的是 :


“不许中央过问西北之一切,亦无异使陕甘不为国家军令政令所及之陕甘,而直欲使西北沦亡为东北沦亡之续” ,


“企图割据与罔恤国本,乃有加于昔”,


他明确告诉杨虎城,中央要以陕西为国防根据,绝不会放弃西北,限杨虎城25日12时前答复,否则战争将不可避免。 

即使到了此时,蒋介石仍未放弃和平努力,他特地让张冲向延安代表潘汉年解释中央军为何非得进驻陇海线沿线不可,那是因为中央必须接通西北诸战略要地直至新疆,也必须通过该线接通四川。这样一旦抗战发生,沿海受困,中国才能通过西北接取国际援助。因此,不但中央军必须控制陇海路,而且行营必须设在西安。他愿将延长、延川、延安、鄜县、庆阳、淳化一带拨给红军驻防,中央当视同一体,给红军与中央军同等给养,中共可在驻防当地参加政权,只希望中共顾念国家艰难,为整个民族着想,力劝杨虎城接受和平方案。

然而延安未必能理解蒋介石的苦心,更不会相信蒋说话算话,于是便决定采取超然态度,把和战决策推给杨虎城与东北军将领,自己“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免致不利时招怨”,同时决定无论和战,红军都按原计划出陕南,立足于打。22日,中共代表彭德怀、任弼时等人赶到西安,与杨虎城和东北军左派军官分别会谈,会议坚持接受国府第一方案的前提是中央军退出甘肃,并商谈了万一战争爆发时三方的协同作战军事计划。

1月20日,共产国际来电严厉批评延安,指出延安执行的方针是想分裂国民党而不是与之合作,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达成的妥协看成是南京的屈服,把东北军和17路军视为反对南京的联盟,这实际上是为亲日派发动内战提供借口,要求延安立即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停战、争取与南京政府共同抗日上来,与张杨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于这一主要任务。只有亲日派发动进攻时才可自卫,但无论如何不能为这种进攻提供口实。 

国际发了话,延安只好赶快转向,向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说明自己主张和平。这便激起了东北军和17路军的不满,“红军出卖朋友”的空气甚嚣尘上。东北军少壮军官前去向周公抗议。受他们的影响,杨虎城也倾向于打。周公为此向中央建议,即使战争爆发也要与两军同进退:“我胜则蒋可让步,我败则友军必不怪我,我可扩大,蒋仍可与我们谈判。”

但周公太高估“三位一体”的实力了,战端一开,如果没有苏联饷弹支持,“三位一体”必败无疑,哪有什么“我胜则蒋可让步”一说?再说东北军和17路军的战斗力如何,周公自己心中也有数。西安事变一发生,杨虎城手下的军长冯钦哉就立即宣布拥护中央。此后17路军士气一直低迷。周公自己就多次向中央报告过:“十七路士气不旺,战斗力弱”,东北军“只能胜不能败,只能进不能退”,“能守不能攻”。


军阀的军队习惯于呆在城市享福,岂能如红军那样主动放弃城市,转入乡村打运动战?更何况如后来的事变昭示的那样,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起劲咋呼的不过是一小撮左派少壮军官,而这些人根本就控制不了军队。一旦战局不利,势必纷纷倒戈投靠南京。

然而老毛就被他说服了,于30日复电周公等人,声明“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要周“向张杨两部表示,我们始终同他们一道,在他们不同意撤兵以前,我们不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但东北军内部已经分裂,主战的少壮派军人此时已经按奈不住了,2月2日,捉蒋的警卫营长孙鸣九与苗剑秋、应德田等人发动兵变,妄图一举清除东北军内的“妥协派”,派兵枪杀了军长王以哲,还在城中到处搜索东北军高级将领,引起东北军内讧。将领们或纷纷向中央政府输诚,派兵反攻,或带兵远走高飞,离开那是非之地。二十多万大军迅速分崩离析,被老蒋轻易东调改编。杨虎城失去了倚仗,只好黯然出国,去欧洲“考察”,三位一体自然也就解体了。 




这样,西安事变的唯一赢家便是延安,不但逃过了发动内战必然招致的毁灭,而且直接从东北军与17路军土崩瓦解中获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蒋介石非但没有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在派中央军接防陕西时顺便把红军也一锅端了,反而让中共填补东北军和17路军调走后留下的真空,使得红军的根据地迅速扩大到23个县,到抗战爆发后更是一度让我党任意扩张。这一切都是拜老蒋兑现西安事变承诺的“停止剿共,联共抗日”所赐。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中国抗日必须依靠斯大林的援助,要取悦斯大林,当然也就要善待中共了。后来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老蒋靠上了美国,于是又开始了反共。


贴主:布南温于2024_11_09 8:52:42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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