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中午，李自成头威风凛凛地从德胜门进入京城。
京城百姓纷纷书写“顺民”二字，贴在门上，并摆设上香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之类的标语，热烈欢迎大顺军。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要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安置明朝官员。李自成很快就发布了命令：文武各官，于二十日投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才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
这道命令一经发布，明朝大臣们争先恐后赴指定地点报名，唯恐落了后，一夜之间报名人数达一千二百余人，有的人在去往报名途中经过崇祯帝停尸的地方，连看都不看一眼。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选择自杀殉节的大臣仅有26人，其中内阁辅臣仅有1人。因此，李自成根本就看不上这些前明官员，在他眼里，他们都是导致天下败亡的罪魁祸首，之所以要搞这么一场选拔，不过是为了安定人心罢了。
在这种指导思想之下，李自成象征性地录用了二百来个人，而且录用的都是四品以下官员，三品以上的官员一般不予录用，发往各营追赃助饷。没有正确安排明朝降官是李自成的一大战略失误。李自成在北京时重用的官员都是牛金星、宋献策之流，牛金星不过是个落魄举人，宋献策更是个骗吃骗喝的江湖占卜术士，能指望这些人协助李自成一统江山吗？他们显然没这个水平。
而明朝官员中不乏有才能的人，假如李自成能充分发挥明朝降官的作用，至少不会败得这么快。可惜李自成鼠目寸光，没能重用明朝降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略上的重大失误。相比之下，清朝却要高明得多，他们十分注意招揽汉人官员，对投降的汉官许以高位，授予实权，在决定战略方针时非常注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也许李自成根本就没有打算在北京立足，甚至也没有一个清晰长远的规划，当然也就谈不上要招徕明朝降官了。据说，李自成公开宣称，陕西是故乡，十个燕京不如一个长安城。李自成经常说的一句话是，陕西之地，是我父母的故乡，形胜之地，我将在那里建都，富贵就要衣锦回故乡。而且大顺军将领大多为陕西人，都想回到关中，尽快得到封赏。李自成和他的部下心中常存回乡之念，如此目光短浅，不放眼于未来，沉浸在已有的胜利之中，怪不得失败得如此之快。李自成有思乡之情，不愿在北京立足，也就不难理解他们在京城的所作所为了。
尽管大顺军一进城就颁布了严格的军令，最初几天效果也很好，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但没过几天，北京就被大顺军扰得鸡飞狗跳。最先破坏军纪的不是别人，正是李自成自己。李自成一进北京城，就直奔紫禁城，并在这儿住下来，搜罗美女供自己享乐，整天不是喝酒看戏就是狎妓自娱，完全没有了当初的艰苦奋斗之风。这让人不禁想起了同为起义领袖的刘邦，李自成和刘邦相比，是非优劣有着天壤之别。刘邦攻下秦都咸阳后，被壮丽的阿房宫所吸引，打算住进去。萧何、张良、樊哙等以得民心为由，力劝阻止，刘邦听从了他的劝告，撤出咸阳。
萧何又进入秦宫，弃财宝不用，为刘邦收取了全国的户籍地亩图册，为汉朝统治全国做好准备。李自成既无刘邦的深明大义、虚怀若谷，身边又没有像萧何等人一样的大臣辅佐，以致迅速败亡。李自成带了头，下面的各级将吏便纷纷效仿。他们把明朝高官的子女、府宅、财产当做战利品，据为己有。那些被杀死或自杀的大臣，他们的家属被编成名册，不分老幼，连同子女一起，像分配猪肉一般分给各级将领。有的将领得到年少美貌者，不胜欣喜，抱于马上，向同伴夸耀；有的将领得到年老丑陋者，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接受。
这其中，掠夺女子最甚的是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入北京之后，刘宗敏的主要精力就放在追赃助饷和劫夺女子之上。三月二十日，也就是大顺军进入北京的第二天，刘宗敏就霸占了左都督田弘遇的宅院，同时被刘宗敏据为己有的还有数十名美丽的少妇，她们都是田弘遇家的媳妇、歌女和侍女。这其就有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陈圆圆是田弘遇下江南时所买，一直养在田府中。明亡前夕，田弘遇为求自保，将陈圆圆献给吴三桂，但吴三桂不能将她带往宁远前线，遂暂留在田府。
不料京城被攻破，吴三桂的家属都做了俘虏，陈圆圆也为刘宗敏所霸占，这才有了后来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将领带头，普通士兵掳掠奸淫妇女之事就更常见了，军纪就没办法保证了。据记载，士兵们“先拿娼妓，渐及良家妇女；先拿歌伎，渐及良家子弟”，军纪完全混乱。然而，这还不是李自成在北京做得最混账的事，李自成之所以会迅速败亡，一大主要原因就是搞追赃助饷。


追赃助饷是李自成在流动作战时期提出的一项政策，它的好处是把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官僚地主富户身上，减轻了普通农民的负担。它与李自成在崇祯十三年（1640）提出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一起，成为吸引广大农民加入起义队伍的一大砝码，是李自成在后期捷报频传、所向披靡的重要保障。实事求是地说，追赃助饷有它的好处，既解决了财政问题，又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
但是，追赃助饷有其适用条件，即在起义初期处于流动作战时可用。现在，李自成已经成功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他如果要建立政权，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就必须建立正常的税收制度来保障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不是靠追赃助饷。然而，纵观李自成在北京42天的公务活动，我们找不到一条关于组织生产、建立税赋制度的法令。我想，这不是李自成不想发展生产，不想建立税赋制度，而是他们根本就不会，他们甚至不知道税赋制度是什么，不知道怎么征收赋税，他们的知识能力水平不足以支撑他们正常施政，他们对如何管理国家简直是茫然无知。
既然无法通过正常手段获取财政收入，那么只有用最野蛮的手段去掠夺了。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所谓追赃助饷，其实是两件事。助饷是指根据原明官员的品级，规定数量不等的摊派饷额；如果没有按照数额助饷，那就要予以追赃，追起赃来就没有数额限制了。根据规定，大学士一级的高官需助饷白银10万两，各部院高官锦衣卫官员为7万、5万、3万两不等，科道官员5万、3万两，翰林院官员多则3万、2万两，少则1万两，各部属员以下，均以千两计。至于皇室勋戚之家，没有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官员都可以拿出那么多钱来。
既然拿不出钱，那就要开始追赃了。追赃不是请客吃饭，是要打人杀人的。对于那些拿不出规定饷额的，立即用夹棍严刑拷打。自刘宗敏府邸、各处兵营、勋戚各官之家，甚至在路边街旁，“人人皆得用刑，处处皆可用刑”。刘宗敏府邸有三个大院，每个院落被严刑拷打者百余人，他们缴不上规定的白银数，被施以残酷的“夹棍”酷刑，哀嚎不已。凡被打死的，就用绳子拽出去，丢在路边。明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很想为李自成效力，但也无法逃脱追赃助饷。
魏藻德在严刑拷打之下，交出了1万两银子，按规定还差9万两，魏藻德无法交齐，被施以酷刑五昼夜，脑裂而死。大顺军仍不放过，又捉住他的儿子追赃，因实在无油水可榨，挥刀将他的儿子杀害。吴三桂的一家也未能幸免，他的父亲与家人被拘于刘宗敏的府邸，同样受尽酷刑，家产被抄。起初，追赃的对象仅限于各级官员，后来越来越广，甚至波及到一些富商大贾。住在京师的徽商汪箕，家资数百万，因受不住严刑拷打而自杀。米万钟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家，他的家产也被抄掠一空。有的实在拿不出钱的竟向商人借贷，无银还要借绸缎充饷，使得商人钱货一空，市场混乱，完全超出了追赃的界限，事情完全到了失控的境地。
追赃助饷对于大顺军自身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军纪，瓦解了军心。大顺军刚入城时，的确是秋毫无犯，但随着追赃助饷的开始，局面就开始失控了。大顺军士兵强行进入老百姓家中，趁机掳掠民财，弄到手的多则五六百两，少则二三百两，老百姓稍有不从，便棍棒加身，直到打死为止。牛金星担心激起民变，要刘宗敏约束士兵，刘宗敏竟说：此时不畏民变，但畏军变！如果不强取，你给他们发饷吗？李自成在北京城追赃助饷几十天，到手的银子就有7000万两之巨。当年崇祯帝加派三饷也就2000万两，民不堪命，以致覆亡。李自成仅在北京一个地方就搞到7000万两银子，难怪牛金星担心会出现民变。
大规模地对明朝官员实施追赃助饷是李自成犯的最严重的错误。如果当时把追赃助饷的对象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和贪官污吏范围内，必然能够大大减少他们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但是，李自成不分青红皂白，不加区别地把明朝官员统统认定为赃官，简单地按职务划分数额，打击面过宽，反而使自己陷入孤立。本来一开始许多官僚士大夫对大顺政权抱有希望，想要效力新朝。
但看到李自成搞起追赃助饷，便纷纷逃避，以逃出京师为幸事，许多人投靠了清朝或南明小朝廷。就算没有逃走的，也对大顺政权不再信任了，这也就是李自成在山海关战败后急于撤出北京的原因，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民心。在地方上，原先投靠大顺军的明朝官绅对于追赃助饷的政策也十分不满，但慑于大顺兵威人人引恨未发，后见大顺兵败山海关，纷纷发动叛乱，或拘捕大顺地方官员，或袭杀当地大顺驻兵。
大顺政权在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的统治也纷纷瓦解。我们现在理解“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水”当然是指人民群众。但在古代，“水”更多的是指官僚、地主、士绅阶层。李自成败亡如此之快的原因就是没有好好地和士绅阶层合作，以致于士绅阶层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样怎能不败？



贴主:布南温于2024_11_09 8:05:2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