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艾公子:诡异的鲜卑人
诡异的鲜卑人
原创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2024年07月30日 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拓跋宏来到洛阳,一座久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城市。
望着眼前的荒凉,孝文帝感叹:“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衰败的现实和厚重的历史交织在一起,让人无限感慨。不过,此处作为帝王之新居,却是再合适不过了。
孝文帝虽是鲜卑人,但意图做华夏王朝的皇帝。而一个华夏王朝,怎能没有一个底蕴深厚的都城呢?
很快,一座崭新的洛阳城出现在世人眼中。新洛阳很大,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其规模为当世第一。排满了规整的里坊,便于安排迁徙的贵族和军人。鲜卑人、中原士族、南人生活在其间,相互通婚。市场之大,远超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
洛阳城不是拓跋鲜卑兴建的第一个大城市。这个族群从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一路南下,在盛乐定都,又迁都平城,游牧的性格是逐步减弱的。道武帝拓跋珪经营平城时,规划了数十里的土地,运来数百万根木材,调来了十万工匠,迁来了三十六万百姓,仿照苻秦的长安、幕容燕的邺城,建造了一座颇具规模的宫城。
再往后,平城的宫殿越来越多,道路越来越齐整,城墙越来越厚,移民人数越来越庞大。定居的人多了,游牧的人少了。祭天大会不去草原了,改在城里了。皇帝出行有仪仗队了。太学、孔庙、乡学出现了。一切都朝着汉化的方向前进。
对于孝文帝来说,这样的平城很好,但仍不够。一来,平城偏僻,农业不够发达。二来,这里还有一群鲜卑贵族,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不想放弃原本的生活方式。前方只有一条路:迁都。
孝文帝改制的决心是很大的。
太和十九年(495)二月,孝文帝率军南征伐齐。途中,大臣冯诞在钟离病逝。孝文帝返程亲自凭吊,又是痛哭,又是作挽歌,通宵达旦,声泪不绝。冯诞与孝文帝同年出生,自幼便亲密无间,出门坐一辆车,吃饭用一张桌案,晚上睡一张床。
三月,又一个噩耗传来,冯诞的父亲冯熙在平城去世,孝文帝亲自为其撰写墓志铭。
冯熙、冯诞乃国之贵胄,其家族与拓跋氏世代联姻,婚姻关系极为复杂,甚至出现了辈分之差。冯熙娶了景穆帝的女儿博陵长公主,冯熙的妹妹是大名鼎鼎的冯太后,因此冯熙算是孝文帝的舅爷。后来,冯熙的两个女儿嫁给了孝文帝,一为皇后,一为昭仪,这样,冯熙又成了孝文帝的岳丈。
冯熙父子二人为北魏外戚集团之首,其死亡必然引发政坛的一场地震,而孝文帝从中觅得了一个改制的良机。当时,孝文帝虽然已经宣布迁都洛阳,但新城仍在营建之中,许多平城百姓尚未南迁,人心依然浮躁。
冯诞去世之后,孝文帝下令将其棺柩葬于洛阳。他将自己的便服给冯诞换上,亲自为其送行,还拿出布帛五千匹、谷五千斛,大办丧事。等到棺柩到了洛阳,按照西晋齐王攸的规格下葬,加以殊礼,备锡九命。五月,孝文帝回到洛阳,来到冯诞的墓前,大哭一场。
孝文帝极尽至礼,为冯诞风光大葬,可不只是因为二人情深意切,更主要是为了树立一个典型:迁葬洛阳,何其光荣!
一个月后,孝文帝“诏迁洛人,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
当然,冯诞之葬还不够有说服力,他死在南方,葬在南方也十分合理。而他的父亲冯熙死在平城,孝文帝依然下令将冯熙及博陵长公主迁葬至洛阳。如果严格按照皇帝诏令,冯熙既不是南迁之人,亦非死于南方,尤其博陵长公主早已葬于平城,怎么都不该葬在洛阳。有人提出异议,孝文帝则说,我为天子,身在洛阳,怎么能远赴平城奔丧?这是为了小孝,舍了大义,陷君王于不德。于是,他将所有异议者贬职。
意思很清楚了:生,要居住在洛阳;死,也要葬在洛阳。孝文帝选择将外戚冯氏葬于洛阳,便是迁都改制的第一步。
冯熙、冯诞葬在了乾脯山北坡,位于洛阳城北三十里,属于北邙山东侧。身边埋着的要么是西晋的皇帝们,要么是曹丕。只是,这里已经人满为患了,北魏的帝陵只能另寻他处。
这年九月,满朝文武尽迁洛阳。孝文帝为南迁的鲜卑人规划了一个大墓区——洛阳城西北的瀍河两岸。孝文帝长陵是这个墓区的中心,其子宣武帝的景陵位于它的右前方,孙子孝明帝的定陵在距长陵较远的左前方。距长陵较近左前方的高地,是北魏历代皇帝子孙的墓葬。
也就是说,皇族基本葬在了一起,这在中国历史上算是史无前例的。这种集中公墓的形式,似乎沿袭着某种代北旧习,但其实反衬出孝文帝的威权。如果没有不容拒绝的权力,很难实现这番景象。
时代的风气也吹进了地下的空间。魏晋时期,人们崇尚薄葬,放弃了高坟大冢,不封不树。文献中记载,南朝很多皇帝只有一丈多高的坟丘。而北邙山上,高坟大冢累累。孝文帝的长陵封土最大直径103米、高约21米;皇后陵寝封土直径42米、高约15米。与东汉高大的帝陵遥相呼应。
太和二十三年(499),孝文帝驾崩,彭城王元协上书:“宜上尊号为孝文皇帝,庙曰高祖,陵曰长陵。”西汉开国君主刘邦的陵墓也叫长陵,庙号也叫高祖。这应该不是巧合。哪怕到了地下,这位雄主依然要制御华夏、光宅中原。回顾改变拓跋氏命运的人物,道武帝创业垂统、太武帝廓清北方、孝文帝定鼎中原。但还有一个人不容忽视,她就是文明太皇太后——冯太后。
在冯太后之前,北魏的各个帝后,几乎都葬在金陵。关于北魏金陵,人们并没有发现确切的考古学证据,但根据已发现的鲜卑墓葬推测,金陵的地点很可能不止一个,而且采用的都是本民族葬法:潜埋。
冯太后是比孝文帝更早突破传统的人。她曾在平城的方山游玩,环顾山川河流,感叹生命易逝,对群臣说道:“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岂必近附山陵,然后为贵哉!吾百年之后,神其安此。”意思是,当年舜葬在苍梧,娥皇、女英并没有跟随,我死了之后,也不用葬在金陵,就在此地安息吧。孝文帝立马下诏为冯太后营建永固陵。
这一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她身为胡人,却援引华夏的典故,据此来改变传统;她身为文成帝的皇后,死后应该陪葬于文成帝陵侧,却向当朝皇帝要求自己的陵墓之地。
在平城,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孝文帝,都活在她的阴影之下。
冯氏原是北魏后宫中的宫人,性格聪慧,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文成帝即位不久当选为贵人,后来立为皇后。文成帝去世,献文帝即位,冯氏被尊为皇太后。
按照北魏的旧俗,皇帝死后要焚烧其生前的御衣器物,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需亲临现场。当烈火焚烧着文成帝的衣物,冯氏像发了疯一样,冲进火中,左右侍卫连忙上前,将其救了出来。过了许久,冯氏才苏醒过来。冯氏是一个有权力欲的女人,这次自杀很可能有作秀的成分。她的悲痛未必不真,但悲痛的对象大概是丧失皇帝支持的自己。
此事之后,她得到了临朝听政的机会,却遭到了献文帝的钳制。于是,她以退为进,宣布“不听政事”,而去抚养未来的皇帝——孝文帝。冯氏慢慢培植自己的势力,与献文帝的斗争愈演愈烈,最后逼得献文帝禅位给孝文帝。承明元年(476)六月,献文帝暴毙,时人多言是冯氏所杀。当月,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自此专权,直到死去。
在冯氏主政的十五年间,北魏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实行均田制、实行三长制、实行俸禄制、整顿吏治、禁同姓之婚……这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其实都是冯太后主持的。
冯太后与孝文帝并无血脉关系,祖孙两人看似亲密,实则相互猜忌。孝文帝的生母李氏,是冯氏赐死的。此事虽然要归结于北魏一项残忍的制度——子贵母死,但冯氏毕竟是主持者。而且,李氏死后,冯氏又杀害了李氏的家人,包括李氏的父亲。再加上,孝文帝的生父献文帝可能也死于冯氏的谋杀。
史书虽然说,孝文帝不知生母。但随着他逐渐长大,这些流言不可避免会传到他的耳朵里,怨恨自然产生。冯太后也曾想过废掉孝文帝,就是怕他以后会对冯家不利,但经过群臣的劝谏,她最后放弃了这个念头。
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去世,孝文帝终于熬出了头。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说,他都变成了冯太后最好的继承者。
他大哭三天,五天没喝一口水,之后守孝三年,禁食酒肉,不近女色,身形日渐消瘦。一场比投火还要精彩的作秀,帮助他稳住了后党势力。为了表达孝心,他在方山陵寝边上修建了自己的寿宫,名叫万年堂,意为永远瞻望太后。
有人建议依照鲜卑旧俗给冯太后迎神。然而,经过冯太后的言传身教,孝文帝的精神世界已经浸润着浓烈的汉文化。他说:“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义,虽迎不来。”实际就是按儒家之典制办丧事。
清人王鸣盛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十分费解,批评孝文帝“愚孝”。实际上,孝文帝是在为自己的改弦更张造势。高踞于方山顶上的永固陵笼罩着平城,想要摆脱这一阴影,唯一的办法就是比冯太后走得更远。
永固陵是我国已发掘的南北朝时期最大的墓葬之一,虽多次被盗,但依然能够看到建造者的用心。它一方面沿用了鲜卑凿石为祖宗之庙的遗风,另一方面又采纳了东汉以来在陵前建筑石殿、石阙、石兽、石碑的做法。永固堂内外四侧尚有石屏,其上有“隐起忠孝之容,题刻贞顺之名”等儒家题材。
胡汉杂糅是永固陵的特色,但在鲜卑贵族眼中,这就是一个充满着汉文化的地标。从太和十四年(490)到太和二十年(496),孝文帝拜谒永固陵多达十二次,借冯太后的权威,树立汉化的旗帜。这六年间,他不断移风易俗,最后做出了迁都的决定。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辞别方山的永固陵,来到洛阳,将平城甩在身后。北邙山上修建起更加大气磅礴的陵墓。从此,在方山顶上伴随冯太后孤魂的只剩下了空荡荡的虚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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