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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王汉周:一刀切总失败,为毛?

送交者: 布南温[♂☆★★声望品衔12★★☆♂] 于 2024-08-10 9:56 已读 147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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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刀切总失败,为毛?
原创 水处 历史教师王汉周

 2024年07月29日 23:00





01
清乾隆元年(1736年)十一月廿三日,刑部侍郎方苞上了一份奏折,说的却不是刑狱司法之事。而是他刑部工作没啥关系的事——请求禁止民间“烧锅”。烧锅,就是烧酒酒坊。烧酒就是蒸馏酒,今天叫白酒。中国自夏朝就发明了酿酒技术,一直到到宋代都是发酵制酒。元代开始出现蒸馏酒技术,但技术并不成熟。元明两代,还是发酵酒占据主流。到了清朝,情况开始改变——由于气温较低,不利于粮食发酵,北方酒坊转而使用酒曲进行人工催化;又因为缺少发酵酒的主要原料——大米和糯米,转而使用高粱;再加上蒸馏提纯的技术,高纯度烧酒就诞生了。烧酒一诞生,受到各个阶层的热爱。尤其是普通百姓。原因有三:第一,发酵酒度数低,想喝好了,得喝个三四斤,成本高又涨肚。而烧酒度数高,便宜又不涨肚;   第二,发酵酒一旦开封容易变质。烧酒放几个月,最多香味少了,酒不会变质;第三,大米贵,高粱便宜,非常经济,收益高。到了乾隆初年的时候,北方各省已经是遍地烧锅了。

02
烧酒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方苞却要禁止呢? 原因也很简单:烧酒费粮食。发酵酒,比如绍兴黄酒,酒和粮食比例是2比1,也就是1斤粮食能出2斤酒。而烧酒,酒和粮食比例涨到了1比3,也就是3斤粮食才出1斤酒。耗费粮食增长了6倍!乾隆初年,北方五省(冀鲁豫晋陕)的烧酒年产量达到30亿斤,消耗粮食接近100亿斤。而北方五省粮食总产量不过500多亿斤,近五分之一都耗在了制酒上。万一遇到荒年,怎么办?烧酒能当饭吃吗?    100亿斤粮食,能救多少人呀!所以,方苞的建议,乾隆很重视,马上下旨,让九卿会议研究研究,对是否全面禁止烧锅拿出个结论。但一晃几个月过去,硬是没有一个最终意见。好巧不巧,乾隆二年(1737年)四月,京城周边就发生了旱灾,通州的烧锅坊却大量收购粮食制酒,加剧了粮荒。五月初九,乾隆终于下旨:即日起,冀鲁豫晋陕五省永远禁止烧锅,敢继续开烧锅坊造酒贩卖,严惩不贷!

03
可谕旨一下,就遭到公开反对。反对的,是刑部尚书孙嘉淦。孙嘉淦,在雍正年间就以敢怼皇上著称。乾隆登基后,老孙又上了一道“三习一弊疏”,把皇帝容易犯的错,以及犯错误的原因都分析了一遍,劝谏新皇避免成为昏君。这篇奏疏写得尖锐深刻而又鞭辟入里,被誉为“天下第一疏”,连乾隆看了也拍案叫绝,于是把他提拔为刑部尚书。    孙嘉淦反对禁酒的理由是什么呢?
老孙说:北方烧锅用的原料主要是高粱,高粱是粗粮,口感不佳,平常也没啥人吃,用来造酒算是物有所用,还能给种高粱的贫苦百姓增加一些收入,交赋税也方便些。而酿黄酒用的大米和糯米等是细粮,贫苦百姓本来也吃不起。现在皇上您禁烧酒而不禁黄酒,这不是堵贫民的生路而顾富人的口欲么?臣以为,全面禁止非常欠妥,最多只在荒年时禁止。而且就算荒年禁止,也不应该采取砸锅毁灶的粗暴手段,只封存禁售就可以了。

04
此时的乾隆刚执政不久,还算宽宏虚心,下旨让九卿会议再讨论。九卿会议成员知道老孙说得有道理。但禁酒是皇上说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老孙那胆子。于是讨论来讨论去,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意见:烧锅危害粮食安全,应当严禁。但恐怕小民不了解相关政策,地方官吏趁机兴风作浪,又会苦了小民。臣等建议,烧锅应禁止,但已经造出来的,应当允许其出售。   这帮老官僚也是够了!算了,朕不问他们了,问问五省督抚吧!五省督抚意见不相同:有的支持禁止的;有赞同孙嘉淦的,有认为禁止烧锅纯属多此一举的,还有主张禁踩曲贩卖,不禁制造烧酒。制作酒曲要靠人力用脚反复踩踏原料,叫“踩曲”。提出禁止“踩曲”的是河南巡抚尹会一。他认为,高粱这种粗粮对粮食安全影响不大,但大米和小麦都是口粮的绝对主力,所以必须禁止,以免浪费口粮。
乾隆比较来比较去,觉得尹会一的建议是相对最适中的,于是闰九月十一日下旨,禁止踩曲贩卖,但老百姓自己踩曲造酒喝不在禁止之列。嗯嗯,这下终于找到了最合理的禁酒方式。可这条政策搞了不到半年,问题层出不穷......

05
首先——怎么界定“自踩自用”和“踩曲贩卖”?有的百姓余粮多,造的酒喝不完,卖出去一些,这算不算违法?如果算违法,那官府能不能查得那么细,保证每家没有余酒出售?如果不算违法,那就是变相的“踩曲贩卖”,禁令又有何意义?   其次——要查“踩曲贩卖”,光截大路还不行,商贩完全可以走村窜镇。要堵住这个口子,得多少人力物力?就算堵得了一时,堵得了一世?衙门不干别的事了?第三——无论烧酒还是黄酒,都需要酒曲。如果全面禁止踩曲贩卖,那不光烧酒,黄酒的生产也会受影响。因此有的省提出,是否可以只禁米麦制作的大曲,不禁粗粮和豆类制作的细曲。可酒曲这玩意儿,一旦踩制完,很难从外形上分辨出原料用的是什么。如果选择性执法,那肯定会留下大量漏洞。

06
面对着这些难题,有地方官为了表忠心,采取“一刀切”、“层层加码”的做法。例如,江苏巡抚杨永斌,在全省范围内对所有制曲场所突击检查——无论是屁民自踩自用,还是商人踩曲贩卖,一律收缴,酒曲销毁,制酒曲的原料没收、工具捣毁,人抓走。搞得江苏省民怨沸腾、人心惶惶。消息传到北京,乾隆下旨申斥了老杨一顿。搞“一刀切”,急着表忠心的不止老杨,山东巡抚法敏。不同的是,法敏下令把山酒曲一律没收,由官府低/价/出售。一时间,山东人都在说,朝廷禁酒是假,想垄断造酒牟取暴利才是真。乾隆尴尬不已,也下旨申斥了法敏一顿。   

07
各地禁踩曲工作,搞得一地鸡毛。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已经调任直隶总督的孙嘉淦又上了一封奏折。说:自皇上下令禁止踩曲贩卖以来,公开贩卖酒曲是没有了,可黑市的生意却火得不行。酒曲价格翻了几倍,连带烧酒的价格也翻了几倍,百姓怨声载道。而且,过去踩曲制酒合法,朝廷还能收到烧锅坊的酒税,现在可好,税也收不到了。而且,为了查禁贩卖酒曲,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和精力。臣当直隶总督才一个多月,已经抓了贩卖酒曲的人犯350多人。这样下去,差役们光抓人都抓不过来,其他案子没法办了。老孙还一针见血地指出:之所以贩卖酒曲屡禁不绝,归根到底是因为民间有需求,商人也有利可图。朝廷出政策,还是要从实际出发。杨永斌和法敏那样的搞法,是有损于皇上圣德的。臣斗胆请求皇上收回成命,不要再禁止踩曲贩卖了,也不要禁止烧锅了。

08
乾隆心里何尝不清楚老孙说得都在理,但自己才刚执,很需要些政绩给天下人看。禁止踩曲贩卖的事推不下去,以后说话还能有分量?乾隆还是下旨申斥了孙嘉淦,然后再次重申“踩曲贩卖务行严禁,不得稍有侥幸。”   但要各省督抚,放宽酒曲禁令,已经生产的酒曲就不禁了,只是不准再造新酒曲。然而,新的政策变化很快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禁令一放宽,市面上的酒曲立刻成倍增加,问就是以前做的陈货。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是新做的酒曲,但官府没那么多人力去鉴别,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就这样,没出半年,禁止踩曲贩卖的政策就形同虚设了。没办法,到乾隆五年(1740年)正月,乾隆只好又下旨“一刀切”,要求各省“至麦收后,不论新旧存曲,一概查拿治罪”。又走回老路上去了。

09

之后的几年里,乾隆仍然在不断和烧酒做着“斗争”,不断下旨重申要严禁踩曲贩卖。下旨申斥地方官员行事过于酷烈,务必注意民怨。别别扭扭,耗到乾隆十年(1745年),乾隆似乎被这没完没了的循环往复搞疲了。虽然酒曲禁令没有公开解除,但乾隆却对这件事失去了动力和兴趣。《清高宗实录》再没有乾隆关于禁踩曲贩卖的内容。就是已经不想管了,只是说出来丢份,只好不提。   

10
当然,乾隆的出发点不能说是错的。但初登帝位的他还是太年轻,经验还不够处理如此复杂的问题,被现实好好地“教育”了一顿。直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御史富阿森旧事重提,请求严禁烧锅。75岁的乾隆批复说:
“烧酒一项,虽为糜费谷食,而已为闾阎食用所不可少。况此项多系高粮,并非米谷。此二物( 烟酒),民间藉以贸易图利者,不可胜数,虽欲禁止,而势所不能,徒滋胥役藉端需索诸弊,究于实政,有何裨益?!”
他终究是想明白了。此后中国白酒行业继续强劲发展…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实录》、《清史列传》、《清朝续文献通考》、《大清会典事例》、《清稗类钞》、《中国经济通史(清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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