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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三次大逃港,250万内地居民用脚投票

送交者: 布南温[♂☆★★声望品衔12★★☆♂] 于 2024-06-23 8:44 已读 238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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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1957、1962、1979三次大逃港的前因后果




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约250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达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规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们来自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这些人因为偷渡在当时被视为“叛国投敌者”。




《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研究认为,导致内地居民大规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


他表示:“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对知识份子等民众的伤害亦让人们无法忍受。人们只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自由世界”。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50年代初,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 “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文史参考》


避孕套当“救生圈”,


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三年大饥荒


引发大陆民众大逃港




六十年代初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直接原因就是内地的大饥荒。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内地。内地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


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


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由此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卷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南下广州,被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定性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


朱成昭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红卫兵组织首都三司的总司令,当时首都红卫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关系,一度被认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领袖朱成昭叛逃在西方无疑是爆炸性新闻。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时候还带走了叶剑英的公主,当时也是红卫兵领袖的叶向真。


根据有关文革的史料介绍,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广州把朱成昭和叶向真带回北京。朱成昭、叶向真和许多红卫兵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有的三司头头被逼跳楼自杀。 

七十年代末的逃港潮

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中共红色公主偷越国境

在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西方世界的大潮中,不仅有拖儿带女的农民,也有中共的红色公主,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


据目击者介绍,1976年,中缅边境的瑞丽江畔,刘涛试图越过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偷渡到界河对岸的缅甸,被当地武装民兵发现,并押回北京。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道:那天,东方刚刚朦胧见红,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民兵队长家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过境的女孩被审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这个偷渡团伙共有5个人,3男两女。


1979年的逃港潮最为惊心动魄。当时有传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会实行大赦,十多万来自各地的民众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边境地带,形成汹涌的人潮。他们不顾边防军的鸣枪示警,拖儿带女,强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湾海面上漂浮起几百具尸体,无声地展现出中国人用脚投出的庄严一票。他们在香港的繁荣和自由以及中国的贫困之间,做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敢选择。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大逃港带给中央的震撼是巨大的,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随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希冀让人民生活不再困顿。


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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