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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东:我亲历周总理 处理“九一三事件”

送交者: 布南温[♂☆★★声望品衔12★★☆♂] 于 2024-06-12 10:02 已读 238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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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周总理
处理“九一三事件”


作者:纪东(周恩来总理身边秘书
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少将)


作为周恩来总理晚年最后一任秘书,从1968年直至老人家逝世,纪东陪伴了周总理8年时间,亲历了“文革”中后期的一些重大事件,见证了敬爱的周总理在非常年代殚精竭虑、苦撑危局的桩桩往事,也领略了周总理非凡的人格力量。近日,纪东将军接受《党建》杂志记者专访,讲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亲历周总理处理“九一三”事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在那惊心动魄的时刻,我亲眼目睹了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几天几夜没有休息,做了大量具体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机智、果断地处理了这一重大政治事件。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驻北戴河部队有关领导的电话,称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报告:“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迅速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总理马上向中央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回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的秘书值班室,这个电话正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总机找跟随总理在大会堂的张树迎,没想到接电话的却是总理本人。




我报告了这一情况。“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我意识到总理没在会场,而是守在电话机旁边,这是很反常的。




总理得知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叶群说没有。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别人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与我一同值班的总理秘书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了,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这时我俩心里犯了嘀咕,我们分析:一是总理在大会堂开会,一夜未回,研究四届人大的报告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呀;再有,总理追查“256”号三叉戟飞机的事和这架直升机迫降的事,都很异常,但我们想不到这两件事之间会有什么联系。这时天已大亮了。大约7时半,电话响了,是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打来的。丁盛让我们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听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




听了这个没头没脑的电话,我们更觉得不对劲儿了,但也不敢多想,更不敢耽误,立即电话报告了总理。不一会儿,张树迎来电话,总理让我带上丁盛的电话记录,立即去大会堂。我直奔总理所在的小厅。总理正在打电话,我把丁盛的电话记录递上,他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说:“你不要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你跟着我处理事情。”后来才知道总理一夜没睡。




于是,我在大会堂和张树迎、高振普,保健医生张佐良一起跟着总理,钱嘉东留在西花厅值班。




我仔细观察大会堂的动静。北门不断有人进出,政治局成员除了被总理派出办事的人之外,其他的委员这时都集中在大会堂。工作人员也明显比以往多,但谁也不多说话,见面只相互点头打个招呼。




总理还在不停地打电话。我把总理电话的内容和丁盛的电话联系起来,才知道是林彪坐飞机外逃了。




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是13日凌晨1时50分从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上空消失的,已经6个多小时了。后来我才知道,12日午后,毛泽东南巡北返,专列一路不停回到北京,林彪一伙的政变阴谋计划被打乱了。当晚,周总理查问“256”号飞机去向,林彪等人感觉阴谋已经败露,于是放弃南去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决心向北外逃。




周总理曾通过空军调度指挥员直接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飞机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周围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机上没有任何回音。




在“256”号三叉戟飞机飞出国界之前,吴法宪请示总理是否拦截。总理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李德生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紧急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的事件,研究部署了各种应变措施。




从13日清晨到当天下午,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11个大军区和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通报林彪外逃情况。他使用的是经过斟酌的语言:“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会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去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周总理立即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负责指挥空军,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工作,并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多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




9月13日下午,总理让我通知解放军五位副总参谋长张才干、阎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到大会堂新疆厅,参加政治局召开的作战会议。会上,总理除通报林彪叛逃的情况外,还拟定了向全军发出的紧急战备指示和对北京地区的军队部署、京郊机场的军管,对机动兵力的安排也作了布置。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周总理已连续工作50多个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在小厅外面的地毯上和衣而卧。




9月14日下午2点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马上送总理。”不一会儿,王海容就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我把报告递上。开始,总理眉头紧皱,双手在微微颤抖,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

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至此,“九一三事件”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才算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




(据《党建》2018年第1期《一个大写的人——回忆我亲历的周总理的故事》,记者刘文韬、慈爱民根据纪东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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