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3•造反司令
原创 赵原野 鹰眼观新 2023-02-04 07:45
黯然别离
小学六年级最后这个学年，是我人生中最受教育感受至深的一年。在几位老师的辛勤教导培育下，所学的文化基础知识得到进一步加强，也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而让我感受至深的是阶级斗争的激烈化，也在这一年让我和我的不少同学无故成了受害者。从张贴在学校大门上小升初的升学名单上看，我们班五十来名学生只有六名同学被三汇中学录取。事后得知，录取的同学全是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录取率太低，难道李老师的教育业务水平太差吗？难道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学成绩不好？这些当时我们是不知情的。我姐姐是三汇中学初六六级的，与我刚好小学六六级同时毕业。我姐姐在她们班上成绩特别优秀，是公认的三好学生，共青团员。这一年的初中升高中同样和我一样名落孙山。是巧合吗？绝对不是！是“阶级斗争”阶级队伍的洗牌。让工农子弟的子女进学校读书接受教育，才是那时当政策的目的。不知为什么，我们班上的易明德同学成绩优异，还是学校大队部的少先大队长，李玉挺同学的父亲三汇中学的校长，县委委员，他们两人也都没有被录取？两人看到升学榜名单上没有他们的名字时，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场。这些对我来讲记忆十分深刻，却又让我大惑不解。而我因为父亲的成分问题不被录取那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事，但他们又为何呢？一部分同学后来被镇民办中学录取。这一年的小学毕业生，最纯真最无忌最不知愁的童年时代就在这样的阴影中黯然别离。我的印象里，甚至连一张同学们的毕业照都没有成影——不知我记错没有，反正照片我是没得的。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子女在我们这条街，我们镇上还有不少。父亲的商店里也有好几位类似和我一样的子女再没有上学的机会。那一时期父母亲的脸上阴云密布，他们担心我们还这么小，不读书干什么，今后长大了怎么办？真的是很无奈，又找不到什么办法来解决！父母亲的这些心病，有谁去为他们分忧，可怜天下父母心！那时我的心情是多么的痛楚难受，茫然无措。小小的年纪就承受这么多的苦难，真的感到天似乎都塌了下来。我瘦弱的肩膀承受不了这些苦难，让我心怯，心寒而不能自己。但生活还要继续，人还要慢慢长大，太阳今天落下去，明天还要照常升起。是的，我已来到这个世界，相信这个世界一定会容得下我，我也能承受这个世界给我的不公，我也容得下整个世界。

一波三折我在镇小学六年级二班读书的同学，大部分在1966年9月初都去上学读书了。我好羡慕他们在新的学校，坐在太阳朗照的教室里，接受高一级全新的教育。而我却在这阴雨绵绵的九月里，像一只被秋雨淋湿透了的一条小狗，无奈而凄楚地浪迹在古镇的每条小街小巷。父亲商店的肖伯是右派，他住在我家前面的楼上，他的长子肖二娃和我差不多大小，也是六六级的小学毕业生，但没在一个班就读，也没被中学录取。还有同班的玉才同学，我们真是同病相怜，隔三差五吆喝在一起，时常上山捡柴挑煤。多好的少年时光、该读书的大好时节，就这样一日一日被浪费掉，好可惜。不久姐姐被渠江糖厂招工，离开了家，家里又少了一张白吃饭的嘴，为父母又减轻了些许忧愁。生活不会一帆风顺，有时波涛汹涌，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又会潜流暗涌。姐姐被招工走后，我感到欣慰，或许长大后，我也会被招工，离开家，离开这个让我思恋不舍又有点陌生不安的故乡古镇。那是怎样的复杂心态在脑海里汹涌澎湃。后来，等浮躁的心平静下来，一个好消息如期而至，让我欣喜若狂，激动不已。父亲商店里有一女职工的爱人叫罗清仁。这个罗清仁在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是三汇镇响当当的“造反组织的一号司令”！而文化革命前那一年，他是汇东公社第一小学的校长。罗清仁年轻帅气，风华正茂，那时才二十多岁的年纪。他是从三汇中学团委书记的任上被提拔为汇东公社第一小学校长的。父亲商店里还有一位叫李天俊的职工，因李天俊历史上也被曾错划为右派，他女儿李学清和我同校同学，也因父亲问题没能升学。罗清仁校长得知这一情况，向我父亲告知了一信息：他的学校，已筹办了一个初中班，有位老师很有才华，是三汇中学高中毕业的高材生，教授初中文化各门课程那是胜之又胜，不费吹灰之力。他的学校在汇东公社一个叫肖家庵的地方，离三汇镇有八里地。若不嫌弃路远，可以到他学校读书去。父亲立马同意我去读书，真让我欣喜若狂，我终于可以结束这烦恼无聊的时光了。重新走进校园，是我梦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当晚我好兴奋，一晚不眠直至听见鸡叫才倒头睡去。国庆节过了，父亲就送我去上学。过了河，我好像是一路小跑才紧跟上父亲的脚步。轻松的心情，一点儿也不觉得累，那是对读书的渴望燃烧起来的激情。我紧随父亲的脚步走向那读书求知识的神圣殿堂。

城乡差别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让我无比珍惜。每天不嫌路远，不怕雨雪，都奔走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而让我十分高兴的是，一同走在上学放学路上还有赵文蓉、李学清、王友志同学，她们三位女同学年纪都比我小。赵文蓉同学是近邻，李学清同学的父亲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商店上班，她们两位较熟悉，王友志同学随后也熟悉了。 我已不太清楚学校还有哪几位老师给我们上过课，班主任老师王代义给我们上课最多。王老师那时也是二十多岁年纪，讲课时口齿伶俐，声音宏亮，博学多才的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农中学生的学习不像城镇的正规中学，学生们没有条件住校，都是走读。上午上课时间晚，中午有一点吃饭休息的时间，饭后不久又要上课。放学时间早，学校这些时间安排是有利于农中学生早晚回家的。我们街上的同学来学校走八里路是不算远的，汇东公社幅员面积不小，同学中还有住在白腊坪大山上的。农村的生活条件艰苦，有的同学午饭只吃了几个红苕和洋芋，而穿着上，他们更是以暖和上身为主，衣服补疤连疤也很平常。大冬天，有一双胶鞋穿都很不容易，没有袜子是太正常不过的事。这些和我们城镇来的这几个学生生活相比较，差别还是很大的。学校中午安排有校工专门为我们免费蒸煮饭食，学生们中午能吃上热饭，想吃蔬菜是没有的。我记得母亲给我准备了一个搪瓷大碗，小口袋装了点米，够中午吃。家中有豆瓣、咸菜我懒得带。就是这些都比家在农村的同学生活好了不知多少！所以在农中读书的仅有那几个月时间，让我看到了城镇和农村的巨大差别。农村来的同学特别能吃苦，不畏艰辛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覌精神，让我钦佩不已，受益终身。学校的条件不是那么好，有个泥巴不平的半边球场。球场上有歪歪斜斜的蓝板，蓝板上的拦框也是斜歪着的。教室更是简陋不堪，木板书桌是呲牙漏缝，凳子也是高低不平，窗户上的玻璃有一块没一块，冬天的寒风在教室里对穿对过，坐在教室里的人都在发抖。双手长满冻包，脚趾上也是冻包，耳朵根上还是冻包。冻包泡得发亮不说，假如不小心碰上，那是钻心的疼痛。脚后根开裂很深，冻得发麻。那个年代许多和我同年纪的人都有这种境遇，只不过人们都是这样在贫穷中生活，也就无所谓苦与不苦，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抄家我和三位女同学，每天吃过早饭，不约而同便在沙湾河边汇集，过河去上学。那时过河的渡船是木船，平场天是小木船，当场天才是大船。小船快，大船慢，所以每次过河都想坐小船。少年的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情窦未开的年纪，走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我和她们三人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一小段距离。古镇的三条江河分别从大巴山和华莹山像疾风骤雨横扫着沿途的险滩，荡涤着峡谷奔流而下，在汇合处的三汇古镇戛然停下脚步。巴河、洲河、渠江像兄弟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不再分离，浩浩奔向大海。宽阔平静的江面有无数面白帆在挥舞，东风浩荡，大船潇洒而去，声势巍巍，十分壮观。雄浑的川江号子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刺穿云霄。古镇的早晨，炊烟冉冉，通红的阳光伴随早起的人们各自忙碌营生。那时的古镇繁忙得找不到一点空闲，南来北往的行船，行走江湖的过客，把三汇喧嚣得如火如潮。夜晚的小酒馆在大石磐，在向阳门那梯坎，在沙湾那竹木雕楼下繁星闪烁。一阵江风洗身，二两烧老二入口，一碟花生米，数片老豆干，慢嚼细饮，便让你流连忘返，醉在这里，美在古镇。

古镇人们的生活，数年来平静得如同此时平静的江水，不泛起一点涟漪。然而，令你不想不到的是，平静的生活中也有风暴雨骤让你猝不及防。这一天，便如风雨般呼啸而至。“文革”的一声炮响，轰轰烈烈的反修防修，破四旧，立四新运动不断全面展开。古镇三汇的这一天似乎来得有点迟。人们不久前才送走了红卫兵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还没回归故地，但红卫兵大串连却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中。我们农中这个班也选送了一名革命后代的学生去了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他回来后，向全班同学作了汇报，反修防修，“打倒刘邓”党内走资派，打倒一切封资修，停课闹革命。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场运动波及面之广前所未有，从城市及乡村，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开展起来。“抄家”，这一首要行动便将我家推上了台前。父亲首当其冲被挂黑牌，姓名打上x，戴上资本家的高帽游街示众。我母亲也沾着父亲的光，同样挂着黑牌，跟着父亲被陪街示众。抄家那天，我已早早上学去了。放学回到家，看见家中一片狼藉，脑袋一下便空白麻木了。吃饭的桌子不见了，那是一张十分好看的上了土漆的漆黑发亮的大圆桌，座椅同样与大圆桌匹配好看。抄走的几张木床，有一张父母睡觉的雕花木床最让我惦记。我在那张床上诞生，滚爬了多少年，那是让我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看着眼前乱七八糟的惨景，今晚一家人睡哪呀？我眼泪噗嗤嗤地直往下掉。可更没让我想到的是，这帮来抄家的人竟把厕所里一个木制坐便器也打烂，他们胡言乱语地说，只有你们资本家屋里的人才懂得享受，连屙个屎都要坐起屙，真的娇嫩得很。我们无产阶级不兴这个，砸烂砸烂！这个简易木制坐便椅是父亲专为不方便的婆婆定做的，它与谁有仇？难道无产阶级的纯洁，会以坐个坐便器为是非标准来判别？以至连这个坐便器都不放过？都要通通砸烂，让人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