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2•政治运动
原创 赵原野 鹰眼观新 2023-02-02 07:55
看病上学
小时候我害肠胃病时日太久，身体虚弱一直不见好转，三汇镇医院的周医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达县地区医院检查治疗。那是三年大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由于交通不便，只能坐船去达县，上水船要三天左右才能到达。又值八九月，若遇见涨洪水，路途时间或许还要延长，故母亲决定带我去唯一的一个舅舅那里去走一走，然后再从那里去达县。舅舅于1957年毕业于达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在达县桥湾区中心小学教书。我和母亲从三汇镇出发走旱路去文崇区，走了一天。沿途母亲或背着我，或牵着我艰难行走，第二天又顶着烈日辛辛苦苦走了大半天，才赶到石梯场。幸运的是赶上达县到桥湾的班车，客车只能停在桥湾区的河对面，要下一段很陡的石梯过了洲河，上了岸才是桥湾区所在地。桥湾区中心校就在桥湾街上。我妈和舅舅已好几年没见面，舅舅那时很年轻，还没结婚安家。本来说好，耍几天我们就离开去达县，不巧的是过河的小木船怕涨洪水，船家老板趁这个时候检修起木船来。我们过不了洲河，所以就耽误下来，加上舅舅一再挽留，母亲便不再推辞，就又多住了几日。一日母亲出门转路，在校后门的坡地上有人在挖麻蔸根根。那时干旱特别严重，农村几无收成，麻蔸根根可以充饥，母亲也去挖些回来。麻蔸根根剝去皮，里面的根是白的，煮熟了吃起有点点麻口，但可以抵肚子饿。据说农村有人饿得没办法，还吃过白泥巴，这倒是真的。在舅舅那里一拖再拖就待了半个多月才去了达县。在地区医院检查后，医生说小孩抵抗力弱，拖久了，开点好药消消炎回去慢点养，不吃生冷硬辣，坚持半年会好的。医生的话给母亲吃了定心丸。很巧的是父亲到达县来学习，我好高兴，感觉病一下子好了许多。我们一同去达县人民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从未在真正的电影院看过电影，这是第一次，感觉很新鲜。坐的是背靠单人椅子，白色的银幕比我们三汇镇会园放露天电影那银幕要大得多。一部《五朵金花》让我记住了一生。在达县城里不管走多远，都看得见有一座高高尖尖黑灰色与众不同的建筑，母亲说那是外国人在达县修建的天主教堂，是传教的地方。又去通川桥走了走，第一次看见大河上修的桥，桥的两头还修有很大的一座牌坊，很有气势。通川桥上的护栏上还雕刻有石狮头像，从桥的这头到桥的那头都有，石狮好精美。可悲的是这些都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掉了，好可惜！父亲还要在达县继续学习，我们不得已要先返回。从达县坐船顺洲河水而下，走了整整一个白天，晚上很晚才到达达县的木头乡。这里离三汇仅有三十里路，第二天一大早好心的船家长把我们母子送过了河，河这边就是三汇农乐乡的地界。母亲带我走山路向三汇出发，沿途路上有纤夫拉着船，河边的道路崎岖不平又狭窄，母亲牵着我不时还要给纤夫们让路。真的是归心似箭，被称为峡里头的小山峡风景那时是不知道欣赏也没有心情欣赏。只想早点回家，二十多里山路走得轻轻松松。到了舵石鼓那个滩下坐上回三汇的小木船，看见了家门口那座向阳门楼好像在向我招手，那种感覚就像游子回到故乡，既兴奋似乎还有泪水挂在脸上，流在腮边。离开才多久，便有这浓浓的思乡情结在心中萦绕，看来我是一个在情感上极度脆弱的一个人。这时离国庆节不几天了，母亲送我上学，我终于坐在教室里，开始了我的小学学生生活。


班主任老师我正式上学读书时，已和同学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已多上了二十多天课。我们班上年纪相仿的男崽女娃五十来个，学生中有一半都认识。一条河街上长大的，晓得是哪家屋里的人，什么麻儿、黑儿、鸠包、孬儿、莽子、牛儿、雷子、毛子，一数下来十来个。在学校里大家依然这么叫，一点没有生分的感觉，相反还觉得极其自然亲切。我们的班主任汤邦书老师教我们语文、算术两门课，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在我那时幼小的心灵中，汤老师更像我们的母亲一样和蔼可亲。二年级上学期时我入了少先队，或许那时我很懂事，加之学习成绩在班上也算优秀，总之是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学生。那时的学习课程简单，每个学生就只有两本书，一本语文，一册算术。汤老师只教我们一个班，对她来说轻松得游刃有余。因我们班上的学生大都上过幼儿园，提前预习了一些学前基础知识，这与农村的学生没上过幼儿班还是有区别的。汤老师教我们很严格，上课时一丝不苟，认认真真。我小时个子不高坐在前排的时候多，看得见教桌上不只有一本课本，还有不少的辅导教材，因而我们班上的学生受益匪浅，成绩一直不错。汤老师的教学认真负责严谨，学生成绩优秀，家长们口碑好，为她在学校赢得了诸多美誉。在汤老师的教诲下，四年级的初小升高小的考试，我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升入高小，学校当年还免除了我的学费以示奖励。多年后得知，汤老师被提拔为我们三汇镇第二小学校的校长，我一点不惊讶，可以说实至名归。


高小的老师四年初小的童年时光很快过去，读五年级又是崭新的少年青春时光的开始。五年级开学第一节语文课，是年轻帅气的于幼江老师，他那优雅的气质和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让同学们精神一振，课堂上顿时鸦雀无声。于老师和我家同住一条街，相邻不远，天资聪慧的于老师初中毕业后因家庭成分问题不能升学，但还是以他广愽的学识和多才多艺被三汇镇中心小学请来当老师。五年级时要学的课程也多了几门，语文，数学是传统正课，必学的还有珠算，还有地理、自然、音乐、图画、体育等。体育课开了蓝球、乒乓球教学；校外活动是春游，还开了为农村拔草拣肥，为学校挑水自用等劳动课。总之，我们是把学习知识和生产劳动结合了起来。于幼江老师和隗世垣老师给我们讲正课，还有罗怍信老师、李学义老师、杨光荣老师、何仁平校长，都给我们上过其它专业课。我感受至深的还是于幼江老师，自习课时他还教我们学唱他作词谱曲的《三汇镇呀好地方》这首歌。这首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至今还在传唱，而且记忆犹新。于幼江老师更擅长讲故事，《革命自有后来人》即《红灯记》，在我们班上最先开讲，随故事情节的展开曲折发展，有声有色，抑扬顿挫，尽显于老师讲故事的神韵风采。一本《前驱》小说，他讲了一个学期，书里的很多英雄人物，至今都仿佛还显现在我们眼前。不忘初心，牢记历史，我们永志不忘。班上同学们学习热情高涨，学习成绩稳步上升，课外学习活动频繁；学校组织的唱歌比赛，我们班更是稳获第一名。我因成绩优秀还当上了班长，这些都因有诸位老师们辛勤哺育和教导分不开，我是很感激他们。班上同学们在这些好老师的教育下，都得到快速健康的成长，学习考试平均成绩全年级名列前矛，体育运动，音乐等也都很不错。高小的第一年结束，我们的于老师却要和我们作别，他被调往三汇镇民办中学教书，我们班上的不少同学得知后，竟在分别时流了不少眼泪。我们永远记住了您，于老师！您是心中永远的好老师！



抓小辫子升入六年级，走了一个舍不得的于幼江老师，又迎来一个才华横溢、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年轻老师李隆炎，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讲授语文课。我和李隆炎老师太熟悉了，我的父母亲和李隆炎老师的母亲同在一个商店上班，双方关系处得不错。李老师住家前面是文具店，文具店这个铺面公私合营时是李老师家入了股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我和我妈住在这个文具店的后面一间，长达一年有余，平时我还到他们家玩耍。李老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李老师是个严肃的人，平时说话不多，这与他身处的环境有极大的关系。据说他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做过官，当过湖北省秭归县的财政局长，解放前才回到三汇镇。这样的历史家庭出身的子女，解放后，无论你多有才华，都不可能受到重用的，能找到一份工作有一碗饭吃就不错了。所以，李老师的脸上一年四季都不曾带有一丝笑容，这使得我们班上的学生对他有一种敬畏心理。好在李老师上课时讲的课，语文知识有浅有深，我们班上的学生都能融会贯通。学生们写的作文，他都悉心给予评改，我们优秀的作文他也时常在课间给予点评。我的一篇作文《记一次课外劳动》，是写班上同学们参加课外劳动中每个同学努力干活的场景。其中，我描写了刘建国同学脱掉衣服、露出他厚实的膀背，汗水流了一身，不辞辛苦一人干了比两人还多活的事迹。李老师在上课时将我写的这篇作文做为范文给予点评，这些情景至今我都历历在目。李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但他文字功底深厚，有学富五车的范儿。但那个唯成分论的年代，李老师是不可能受重用的，随时随地有可能被人抓住小辩子不放。年轻单纯的李老师不知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他曾以李阳初的笔名，写了一篇回忆他母亲点滴事迹的文章在《渠县日报》发表——那时他是《渠县日报》的特约记者。为这李老师受了处分，还差点掉了工作。原由是“阳初”这两个字不适用于他身上。领袖才是红太阳，你怎能比喻自已是初升的太阳？你为反动家庭的母亲歌功颂德，这就更不应该了。就这两条就够李老师受了。县上来人调查李老师母亲在商店的表现，我父亲如实地做了介绍，也为李老师做了一些解释。这些事情都是父亲生前告诉我的，今天我把它如实写出来，还原一段历史。李老师受挫后从此谨小慎微，很怕再有什么事惹祸上身。我的童年时代到少年时代，国家开展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发生在三汇中学那四个小右派身上的事对我触动很深。详见《四个小右派的命运沉浮》河对面蔬菜队的刘叔当年也是某大学的高材生，反右运动后被遣送回家。那时他经常来我家挑粪水，这些事都是母亲当年对我讲的。1963年至1965，国家又展开了一场四清运动，即“清思想，清政治，淸组织，清经济”，干部要下楼。什么叫下楼？干部要一身轻，跟组织讲清楚，跟群众讲明白，征得上级领导同意，群众的信任，你这个领导才能重新被任用。我至少有两次偷偷参加了父亲在商店召开的干部下楼检讨会。父亲的政治历史清楚，能跟党走，经济上还是廉洁的。 父亲的有一次检讨我记忆特别深刻，年少时，暑热期间，我们那条街上的住户，男男女女，大人小孩，都会在晚上自家门前的街沿上搭上凉巴折、凉棍之类，歇夜度过暑热至天明。我歇夜睡的一个木板板是父亲文具店里两面夹大纸张的木板。为保证纸张的平整，夹纸张的木板平整而厚实，还可以拿来做做家具的衬料。不知父亲是用什么手段把它拿回家的，我不得而知。父亲为此做了两次检讨，才被允许下了楼，恢复了商店的经理职务。而我们学校的杨邦良校长却没那么走运了，他在“四清”运动中受了处分，被调离领导岗位，撤销校长职务。可见那时的政治运动是多么严酷无情，一个人在言语、行为上都不能乱说乱做，否则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面临灾祸上身。我们的李老师就是前车之鉴。而改革开放后，李老师终于摆脱了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形势，成长为一名领导干部，这恐怕是他原来想都不敢想的！至今想起来，或许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经历过的事比我同时期的同学要多些，以致于才让我能更早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