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的人们为什么不觉得崇祯是个昏君？
疯狂眨眼睛的 谈史局 2023-01-05 17:24



崇祯帝“君非甚暗”透析

作者 | 晁中辰在历史上，末代皇帝被称为亡国之君，大都遭世人唾骂，唯有崇祯帝是个例外，连李自成也说他“君非甚暗”。后人说起崇祯帝，大都抱一种同情的态度，也不乏赞誉之辞。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时至今日，人们对这种现象还未做深入分析。一崇祯帝小处不“甚暗”崇祯帝赢得好名声的确不是偶然的。就他个人来看，也确有可称道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崇祯帝勤于政事，不好声色。自明中期以后，皇帝怠政之风盛行，令天下臣民忧心。正德皇帝视国家政务为儿戏，今日出口外，明天下苏杭，寻花问柳，自不待言。嘉靖帝和万历帝都在位40余年，他们笃信道教，整日在宫中做斋醮，曾一连数年不上朝理事。天启帝好斧斤之事，把国家政务尽委于大宦官魏忠贤。崇祯帝则一反过去诸帝的怠政之风，“日理平台”，像开国皇帝朱元璋那样“忧勤不怠”。不仅如此，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急务，臣下进讲也按时举行。从这点来看，崇祯帝很合乎一个好皇帝的标准。这也正是人们所常称道之处。再加上他不好声色，所以不少人就认为他不应该是个“亡国之君”。其次，崇祯帝平时生活比较节俭。有一次在御座讲筵时，崇祯帝里衣的袖口偶而露到外面，“袖微损”，即袖口处稍有破损，崇祯帝悄悄地将破损的袖口往里边塞了塞。一个讲官看到了，便奏道：“衣之敝虽过于俭，然美德也，何必讳？”他即位不久，就下令撤苏杭织造，并说道：“朕不忍以衣被组绣之工，重困此一方民。”这使不少人感到，崇祯帝很像个“敬天恤民”的好皇帝。再其次，崇祯帝初即位时，魏忠贤仍像以前那样权势熏天，令天下侧目。崇祯帝身为十七八岁的年轻皇帝，却从容不迫，不动声色，首先安定了大局，不久就果断地将魏忠贤处死，除去一大祸害。对投靠魏忠贤的阉党成员也果断地予以处置，“钦定逆案”，终身不得叙用。此举使天下人心大快。无论当时还是后世，这件事都是崇祯帝最可称道之处。最后，崇祯帝在位17年间，还有数端善举可述。例如，他稍微放松了“藩禁”，允许皇族人员自谋职业。以前，皇族各色人等不论亲疏，皆不能从事士农工商诸业，而完全靠官府养活。随着皇族人口的迅速增加，明末已达数十万口，养活这些寄生虫已成为国家的一项沉重负担。崇祯帝允许他们自谋职业，不仅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而且对这些人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另外，崇祯帝对外戚的控制也较严，不许他们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即使对他最宠爱的田贵妃也不例外。当他听说田贵妃的父亲恃宠骄横时，马上对田贵妃严加责备。崇祯帝还有一颇可称道处，即他的文化专制思想不甚严重。著名的科技著作《农政全书》和《天工开物》都成书于崇祯时。他还允许西方的一些科技著作在中国流传。他重用与西方传教士过从甚密的徐光启等人，按照近代科技知识制订了《崇祯新历》。这个历法虽因明朝灭亡而未能实行，但在中国科技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仅从以上数端来看，崇祯帝确乎“君非甚暗”，似乎还有几分英明。但是，作为一个有着至高无上权力的帝王来说，仅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大处如何。二崇祯帝大处“甚暗”崇祯帝在治理国家大政上有着致命的弱点。这些弱点是导致他成为“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从大处来看，这类弱点主要有以下数端。首先，他不知恤民，对老百姓加征不断。明代的加征不始于崇祯时，而以崇祯时为最烈。万历时因辽东战事紧急，开始加征“辽饷”。崇祯帝不仅保留了辽饷原额，而且在原额520余万两的基础上又加征140余万两。除辽饷外，崇祯帝又陆续向老百姓加征“剿饷”和“练饷”。崇祯十年，为了镇压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又加征银200万两，在原赋额上均摊，称作“剿饷”。按照崇祯帝的说法，这次加征是“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即原定只征一年。但饷银很快用完，农民起义军却愈剿愈多。于是，崇祯帝也不管是不是失信于民了，将这次加征也变成了定额。崇祯十二年，因上年清兵内犯，再加上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为练兵而加征“练饷”，数额达730万两之巨。至此，除加征辽饷外，“复增剿饷、练饷，先后增赋千六百七十余万。民不聊生，更起为盗矣”。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敲骨吸髓式的加征不是一年而止，而且一开征就没有止息，并且加征的数额越来越大。不少大臣屡次上疏切谏，指出这种加征是挖肉补疮，不仅不能平息内忧外患，而是为渊驱鱼，逼迫老百姓去造反。但崇祯帝却执迷不悟，一边说着同情老百姓的话，一边严令各级官员追缴。催征饷银成为考核官员的重要依据，许多官员因催征不力而被治罪。除了加征，还有私派。这种私派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各级贪官污吏趁加征之机额外加派，以中饱私囊。这种私派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火耗”，指铸钱时的损耗。因这种火耗的数额由地方官员自定，故为害特别严重。另一种是流动作战的将领随意向地方私派。明末战事频繁，军队到某地后，立命地方送上粮草多少多少，急如星火，且分文不付。更可恨者，军队所需的是粮草，但有的将领却不要粮草，而是要银两若干。这些负担最终都要落在农民头上。崇祯帝似乎也知道加征之外私派的祸害，所以他在崇祯末年也说过“痛禁耗羡”的话，但三饷加征还是要征，各种私派也越来越多。直到他吊死煤山的前一个月，他还颁了一道催征的诏令。因此，他那“痛禁耗羡”的话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以前，人们大都知道崇祯年间大旱连年，造成连年大饥荒，认为这是导致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原因。其实，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如果政治清明，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就会减轻许多，不会酿成大的社会动乱。如果政治腐败，小灾害也会造成大饥荒，甚至本来没有自然灾害也会出现人为的饥荒。仔细考察一下明末的历史就会发现，崇祯年间的大饥荒实际上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无休止的加征和私派逼迫农民大规模逃亡。地方官迫于严令，为征足数额，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一户逃则由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由那未逃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就使整村整村的农民逃散一空，大片良田变成了荒地。因此，本不应出现饥荒的年头也出现了大饥荒。地方官实在征不足数额，又不敢指责皇帝，就只好说成大旱所致。因此，史籍中关于明末连年大旱的记载连篇累牍。如果不加以仔细分析，人们就会被这类有意的误记所迷惑。科学知识告诉人们，大的自然灾害大体上是有规律的，不会故意与崇祯帝过不去。大旱可以是一年，两年，三年，而不会一连十余年。如果盲目地相信这类记载，我们就会被这类有意的误记所欺骗。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从未有过官府组织群众兴修水利的记载。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兴修水利对发展农业生产至关重要，而崇祯帝对此却漠不关心。有一次，崇祯帝当着众大臣的面感叹民生艰难，给事中黄承吴误以为时机到了，便建议兴修水利。但崇祯帝一听说“需要钱粮”，便顾左右而言他，将此事轻轻放下。水利不修，小灾也就可能成大灾了。打开有关明末的史籍，一幅幅农民凄惨生活的图景令人欲哭无泪。老百姓吃草根树皮、观音土、青叶石，吃大雁粪，甚至人吃人，公开在集市上卖人肉，还有大量夫食妇、母食子的记载。在中国历史上，明末农民所遭受苦难之深重，大概只有秦末可与之相比。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崇祯帝向农民加征再加征，而他的后宫却储存着大量的“内帑”，也就是皇帝的私家银两。自万历以后，不断对全国进行各种名目的大搜刮，将搜刮来的钱财送入内宫，成为“内帑”，其数量之大十分惊人。当特别紧急时，有些大臣就请求拿出些“内帑”，崇祯帝也确实不情愿地拿出过一些，但毕竟是九牛之一毛。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这些内帑金银全归了李自成农民军：“括各库金三千七百万（两）有奇… …户部外解不及四十万，捐助二十万有奇。而大内旧藏黄金四十余窑。”《甲申核真略》的作者杨士聪曾在崇祯帝身边任检讨，他对此感叹道：“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崇祯帝）圣明，岂真见不及此… …吁，其亦可悲也矣！”如果崇祯帝肯捐出这些“内帑”，则完全不必对老百姓一再加征。身为一国之君，原来却是个守财奴。崇祯帝口口声声说“朕非亡国之君”，仅此一点，亦足证此话为欺人之谈。
三 崇祯帝用人多误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无论如何英明，也不可能靠自身一人来治理国家，他是否英明的一个主要标志就在于是否善于用人。恰恰在这一点上，崇祯帝表现出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赏罚颠倒，动辄诛杀。崇祯帝对臣下往往该赏不赏，不该罚却滥罚，臣下常因小过或无过糊里糊涂丢了脑袋。这在对将领的处置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而不细究到底该不该杀。于是，将领们大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惟恐因小过而被杀。更常见的现象则是互相推诿，百般掩饰败绩，把小胜说成大胜。崇祯帝对此种现象有所了解后更加气恼，越发滥罚滥杀。于是，人们就看到崇祯年间出现了这种现象：年年增兵增饷，但军队的战斗力却日渐虚弱；大小将领一个接一个地被杀，战场形势一天比一天坏。袁崇焕是明末的一代名将，曾数次大败后金（清），因遭魏忠贤排挤而罢职。崇祯帝即位后，马上起用袁崇焕为辽东督师，使辽东战局又很快转危为安。崇祯二年，后金（清）不敢经山海关内犯，便绕经大安口南下，逼临京师。袁崇焕急忙由山海关率军入援。崇祯帝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处死，辽东战局遂马上陷入一片混乱。在一些大臣的奏请下，崇祯帝用老将孙承宗来收拾残局，使辽东战局又转危为安，并收复了遵化、安平等四城。崇祯帝大为高兴，“告谢郊庙，大行赏赉”。明军不久因在大凌河战败，崇祯帝便不分青红皂白，将孙承宗“夺职闲住”。从此以后，辽东战局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崇祯帝在位17年间，诛杀了7个总督，11个巡抚。其中不少人死得十分冤枉。例如山西巡抚耿如杞，当清兵大举内犯时，他紧急入援京师，结果三天被命令换了三个地方驻防，而粮草一点未给。士卒饥饿难忍，遂出现抢掠行为。崇祯帝闻知后，立命将耿如杞和他的几个部将下狱处死。陕西华亭知县徐兆麟刚赴任7天，县城被农民军攻破，他本人则被“论弃市”。对此，“人皆冤之”。卢象升也是一个著名将领，多有战功，后因孤军无援，战死沙场，但却久久得不到抚恤。以梗直著名的大臣刘宗周在疏中说：“陛下以重典绳下，重者杖死，轻者谪去，朝署中半染赭衣。”崇祯帝对这类直言十分生气，立命刘宗周回乡闲住。二是自作英明，委过臣下。这也是崇祯帝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本来是他自己决定的事，一旦出了问题，则将罪责推到臣下身上，使臣下有口难辩，也不敢辩。本来是他授意的事，只是因感到“有损圣德”，就说成是臣下一再奏请的结果。他向老百姓加征“三饷”，弄得民怨沸腾，他却说是大臣们反复奏请的结果，自己只是“勉从廷议”。在对清议和的问题上，典型地反映了他出尔反尔、委过于人的秉性。在辽东战局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崇祯帝授意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议和，陈新甲这才敢于行动。当此事遭到一些官员的弹劾后，崇祯帝不仅不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反而将责任尽推给陈新甲，将陈新甲处死。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看，一个领导者应勇于为臣下承担责任，以激励部下诚心做事。崇祯帝却恰恰相反，“不欲恩归于下”，实在犯了领导者之大忌。其结果就是大臣们都斤斤自保，不肯诚心做事，发展下去就是上下解体，诸事无一不以尽坏而后止。三是用人多疑，举措乖张。用人多疑则必然用人不专，用人不专则难责其成。这是崇祯时诸事萎靡的重要原因。内阁是当时的政治中枢，阁臣被习称为“相”。崇祯帝即位不久就调整内阁。他忌恨臣下结党，这次挑选阁臣竟采用枚卜法，即习称的抽签。这种办法在历史上只有后唐采用过。崇祯帝先焚香拜天，以示隆重，然后他从推举上来的12人中抽出4人。有的大臣提出，国事多艰，请再抽2人，崇祯帝于是又抽出2人。挑选国家重臣不是看才能和品望，而是用这种碰运气的办法来挑选，显得滑稽荒唐。抽得的这6个阁臣也的确良莠不齐，其中既有东林正人，也有阉党余孽。这件事既反映了他缺乏自信，也反映了他对臣下深有疑心。这届内阁仅维持一年即告瓦解，第二年再次用枚卜法挑选阁臣。本来要从会推上来的11人中抽，但因臣下相互激烈攻讦，崇祯帝即将会推结果全部推翻。从此以后，阁臣频频更换，在崇祯帝在位的17年间换了50人，致有“崇祯五十相”之讥。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不仅内阁如此，其他六部九卿大臣也难见久任者。例如刑部尚书，在17年间就换了17人。崇祯帝对边关将领更是疑心重重。他派出宦官前去充任监军、监视。他担心这些监军、监视欺蒙，就又暗中派出“视监视”，即层层监视，明监视再加暗监视。文武大臣们都处于被监视之中，整日提心吊胆，勇于任事的人自然就极少了。如果有谁破例为国杀敌，崇祯帝也会怀疑他用心不良。例如崇祯九年七月清兵大举内犯时，唐王朱聿键自恃勇武知兵，便亲自率兵入援。清兵退去不久，崇祯帝即以未经朝廷明令为由，将唐王朱聿键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高墙。崇祯帝疑心重，举措也大显乖张。例如，在那多事之秋，他却搬出《山海经》，用书中的兽名重新更定文武官员的服饰、图案，浪费了许多人力和物力。为显示节俭，他下令将宫中历朝铜器熔掉铸钱，以充军饷。这些古铜器都是很有价值的文物，很薄，很轻，“下炉后惟有青烟一缕耳”。有的商人愿以二斤铜换一斤铜器，但掌事宦官也不敢答应。这样铸不了多少钱，实际上是对历朝文物的一场大破坏。他还下令诸臣，袍袖“长不得过一尺”，并尽撤宫中所使用的金银器，改用陶器，“并谕戒诸臣，不得擅用金银”。尽管内宫存有巨量的金银，他却经常在大臣面前喊穷，动员大臣们“捐俸助饷”。崇祯十一年冬清兵内犯时，他居然下令“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以便组成一支僧人兵。这种办法不仅行不通，而且只能给那乱哄哄的局面再增添纷扰。由以上数端可以看出，崇祯帝在大政方针上有许多致命的失误，他终于成为“亡国之君”也就不足为怪了。四如何得到的好名声明王朝廷祚近三个世纪，最后断送在崇祯帝手中，但崇祯帝却并没有像历史上的亡国之君那样遭人唾骂，反而落得一个好名声，许多人为他一洒同情之泪。这是怎么得来的呢？应该说，这既有他个人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历史条件的玉成。从主观方面来看，儒家重名轻实的特点在崇祯帝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为了保全面子和名声，不顾客观实际，甚至不惜损坏军国大事。他在位17年的表现突出表明，他确乎是个汲汲邀誉的专家。在中国历史上，崇祯帝是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下诏罪己成为他邀誉的花招。汉武帝曾颁过罪己诏，即著名的《轮台诏书》，弃轮台，止兵息民，收到良好的效果。崇祯帝屡颁罪己诏，却只是为了个人虚誉，并没有实际效果。崇祯八年（1635）初，李自成等农民军掘毁了凤阳皇陵。崇祯帝大感震动，遂颁罪己诏，表示“责实在朕”，但最终还是归结为“倚用非人”。为示自责，他“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并要文武官员“省愆淬厉，用回天心”。他自己用膳时不再奏乐了，菜也减少几道，有一段时间只吃素，不吃肉食。此后处理政事也不在正殿，而在保和殿的平台上，于是，他又得了个“日理平台”的美名。崇祯十三年（1640）春，由于全国性的大饥荒日益严重，崇祯帝接连颁两道诏书，谓上天示警，“非政事之多失，即奸贪之纵肆”。为挽回天心，自己“深居斋祷”，并要“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但大饥荒不仅未减轻，反而日益严重，遍地饿殍。崇祯帝遂于崇祯十五年再次下诏罪己，称“皆朕不德所致也”，表示要“戴罪视事，以赎罪戾”，语气颇为痛切，但具体措施在哪里呢？各种加征还是要征，只是说要“多方劝谕，勿失抚字”，实为空话。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李自成农民军已攻占太原，直逼京师。崇祯帝见大势已去，又下了一道更加痛切的罪己诏，将生民涂炭、天下崩坏皆说成“朕之过也… …己实不德，人则何尤！”这种“率空言无指实”的罪己诏除了能换来点同情外，已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崇祯帝将文华殿后边的一所木结构房子名为“省愆居”，一有大的灾异或变故，他就住到省愆居去“省愆”。为了表示自责，称不敢居正殿，就不时避居武英殿。这种变着花样邀誉的做法虽于国无补，但确实为他换来些好名声。从客观方面来看，特殊的历史条件也有助于他获得人们的同情。这种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东林党为首的士大夫群体长期遭受魏忠贤及其阉党集团的迫害，崇祯帝果断地处死了魏忠贤，“钦定逆案”，使阉党成员永不得叙用，为东林党人出了一口恶气。东林党及其同情者长期活跃在明清之际的政治舞台上，他们大都说崇祯帝的好话。即使有些人对崇祯帝的施政措施有所批评，但总体上来看仍对崇祯帝持同情态度。这些士大夫的声音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第二，取代明王朝的是清，而清是由满族人为主建立的政权，由满族人当皇帝。汉族士大夫历来重视所谓“夷夏之防”，对清政权或明或暗地持反对态度。他们把对满清的敌视化为对崇祯帝的怀念，为崇祯亡国而惋惜。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民间还不时发生以“反清复明”相号召的起义。在民族情绪的感染下，人们对崇祯帝大都一洒同情之泪。第三，崇祯帝吊死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占领了北京。满清势力驱逐了李自成农民军，建立了清朝。因此，清朝统治者声称，清政权不是夺自明朝，而是夺自李自成“流贼”，甚至声称要为明朝君臣复仇。清朝统治者甚至为崇祯帝重新举行隆重的葬礼，为他修建了颇为壮观的陵墓，借以笼络明朝旧员。清朝统治者为了某种政治需要，还故意说崇祯帝的好话。例如康熙皇帝，他将铲除权臣鳌拜比喻为崇祯帝铲除魏忠贤。他还说，明亡主要不在于崇祯帝，而在于朋党纷争。他称赞崇祯帝主要是为了收揽明朝遗民的民心。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崇祯帝明明是个“亡国之君”，广大老百姓在崇祯时苦难深重，但崇祯帝却得了个好名声。评价一个帝王主要不在于他个人品质的好坏，而在于他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即是否关心百姓疾苦。就崇祯帝来看，他个人品质并不坏，但他最大的问题是不知恤民。他在位的17年间，对老百姓加征再加征，逼迫千千万万老百姓背井离乡，饿死沟壑，上演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人间悲剧。但是，许多人却被他的几句好话所迷惑，总认为他是个好皇帝。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悲剧的话，这才是真正的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