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败亡原因新解周舆1949年12月，常凯申败走台湾，为几千年华夏兴亡史又增添了一个旋得旋失的显例。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市内已经可以听到城外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从广州迁来不久的国民政府，正在匆忙打包，准备再迁成都。似乎与当年南宋抵抗蒙古进犯的情势差不多，位于南北干线终端的广东是不可守的，易守难攻的巴蜀盆地才是最后的抵抗基地，如钓鱼城故事。在西去的队伍中，找不到“代总统”李宗仁的身影。原来，在常凯申来重庆的前一天，“李代”为了不与常凯申见面，同时为了逃避“让位”的可能，已擅自离开重庆，赴美国治“胃病”去了。
      这一飞，恰如十年前汪精卫的那一飞，算是与常凯申永别了。      李“代”既不退，又不辞职，常凯申除了大骂其“卑劣无耻极矣”和娘希匹，也毫无办法。按照1948年确立的所谓“宪政”和“法治”原则，常凯申只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视事。而现在首先要做的，是向成都转移。此时，他的住所周围已是枪声大作。在去机场的路上，道路异常拥挤堵塞，常凯申不得不下车步行，与无数难民一道跋涉于泥泞之中。半夜他才到达机场，睡在“美龄号”专机里静待天明。
       转天，也就是1949年11月30日，常凯申乘坐“美龄号”飞往成都。此时，解放军距离机场只有10公里。四川人具有另类骨气，与其让刘备据蜀，还不如让曹操进来，更何况此时的“曹操”已大兵压境。
      12月10日，已经宣布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给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发来电报，策动其起义，刘氏欣然接受。成都市内枪声不断，常凯申驻节的中央军校附近也有不少“可疑人物”晃来晃去，看来成都也呆不住了。常凯申带着儿子常经国昂首挺胸的走出军校大门，下午2点，他们从凤凰山机场升空，向台湾飞去。常凯申后来在日记里写道：“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四个小以后，大陆再也看不到了，此后常凯申再也没能登上大陆一步。
     常凯申于1975年去世，灵柩至今也未入土，而是“暂厝”于台北慈湖，因为在临终时他还期待着有一天能奉安于南京紫金山先总理孙文的身边。
    从1927年定鼎南京，到1949年飞离成都，常凯申为何没能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基业？败亡台湾后，常凯申和党国高级人物都对“失国”的教训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检讨，可谓字字血泪，其中以阎老西的总结最为全面。不过这里我就不提他们说过什么了，就说一条我自己的看法吧，他们都没说过——常凯申没能笼住人。窑党与苏修的因素，那是众所周知的，但常凯申没能笼住人，应该是排在第二为的重要原因。做大事，是需要笼住人的，特别是像创业和守业那样的大事。人，有的脑后长反骨，确实很难笼，但只要想笼，多数还是可以笼住的。这不是一个判断，这仅仅是一个总结，历史一直就是这样。你笼不住的人，却被别人笼住了，如陈平和韩信之流。常凯申的确没能做到这一点——没能把很多人笼住。他所能笼住的，仅仅是黄埔系那些人。而且，黄埔系里的一些同事也没笼牢，最终死心塌地跟他走的，也只是他的那些学生以及名义上的学生。而这些学生也不团结，危难之际极难配合，他们只认他这个校长，且是各自去认。而这一切，不得不追溯到北伐之役。在平定广东时，新成立的党军（校军第一团）卖了死力，刚出炉的黄铺生不知死了多少，而势力更为强大的粤系却在旁边看画。于是，党军战功显赫，两次东征天下扬名。
     此时，常凯申的威望如日中天，顺理成章的挤走了回国不久的汪精卫，常凯申身兼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北伐军也由其担任总司令。此时，宗仁李举广西来投，手底下也拥有一个省和7个旅，实力本不在常凯申之下。就此而言，在北伐中，常凯申应与之争功，但他的心思却显然以保本为主，因为党的这点骨血来之不易，在两次东征陈炯明时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此时，常凯申有足够的威望驱使诸侯，于是将党军的五个师一分为三，拆开使用，想处处捞点便宜：西路参与，中路主力，东路包办。在这里，常凯申耍了滑头。其实西路才是最艰巨和最险恶的，因为要在湖南死磕最强大的敌人吴佩孚。常凯申将这个最苦的活，交给了粤系第四军和桂系第七军，但人家打得非常好。中路是在江西迎战孙传芳，貌似轻松，于是他将这个好活交给了好基友王柏龄，然后那位是个吊儿郎当的主儿，在南昌遭到敌人偷袭，致使战局崩盘，引得西路军来救，此举令常凯申和党军颜面扫地。常凯申那时曾邀请叶剑英接替王柏龄的位置，但那时花帅已经看轻了他，不久即投共。东路是向福建浙江进军，敌军势力甚弱，他把这个好活交给了副校长何应钦，何副校长在那里打得不错。也许是因为打得太不错，未经血战而直下闽浙，让外人觉得简直是一场“和平演变”，而不像是一场战争，因此功劳被大打折扣。党军在三条战线上，既没卖死力，总体表现亦不佳，其存在的意义似乎仅仅是当其他各部的监军。卖了死力又取得辉煌战功的粤系和桂系，对此当然很不买账。北伐如此安排，其实是常凯申一生中最大失策，后面的所有问题都由此而生。
     定鼎南京后，常凯申不是不想除掉越来越不听话的其他各军，他首先将程潜的第六军缴械，但在对付李宗仁的第七军时就没那么容易了。常凯申密令何副校长剿灭第七军，但作为第一军军长的贵州人何应钦与广西人白崇禧是莫逆之交，又见桂系势力不弱，于是首鼠两端，拒绝执行命令。李宗仁见状也与常凯申翻脸，将手下部队带回南京附近。此举造成北线空虚，徐州失守，常凯申亲自到徐州指挥，不想遭遇更大失败。回到南京的常凯申立即遭到李宗仁和白崇禧“逼宫”，在八月中旬的一次的重要会议上，尽管胡汉民、吴稚辉、蔡元培等“长衫佬”力主常凯申留任，但李宗仁、白崇禧一言不发，副校长何应钦竟然也不说句挽留的话。常凯申只好说自己想“休息一下”，而立即引来白崇禧的赞同，革命元勋江西大佬李烈钧也表示赞同。李宗仁则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常凯申见局面难以挽回，一怒之下，决定下野。而胡汉民、吴稚辉、张静江、蔡元培等人与他共进退，一起宣布辞职。当然，在党内毫无资历的新桂系仅靠北伐的战功也难以服众，更撑不起大局，常凯申很快东山再起。不过，新桂系还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头，好像党和国家的首脑如果有了什么过失，就应该被弹劾乃至下野。新桂系第一次没坐住天下，但始终没小看自己，后面还一而再再而三的逼宫。不知这属于“民主”，还是纯粹的乱来。
     世界上有两种人最会算账，最能锱铢必较，一是商人，一是军人。特别是军人，干的是刀口舔血的营生，死了多少人，立了多少功，哪能算不清楚？北伐之役，新桂系第七军从镇南关一直打到山海关，立下首功；粤系第四军与新桂系并肩作战，在两湖战场与吴佩孚死磕，打的是北伐诸役中最硬的仗，功居次席。而党军只打了三分之一，而那个三分之一还是副校长兵不血刃打的，别人怎么能服？就是何副校长对校长也不服，在西安事变时，他一时也动过歪心思——窑党最好把校长宰了，这个家不如我来当。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北伐时天下未定，作为联军中的一部，党军应多立战功，多担重任。但常凯申那时未让党军去承担，于是欠下了一笔重债，后来李宗仁连本带利追讨了几次，他不得不还。而冯玉祥、阎锡山和“军二代”张学良也跟着讨了几次债。有人说常凯申败亡，是因为独裁，其实正好把事情说反了，假如那个裁他要真能独，历史早就不是这个样子了，他又怎能败亡？真正的问题在于，他想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找出一条折中的新路，而这条新路带他走向了深渊。假如是在古代，假如他是刘邦和朱元璋，可以派部将四处征伐，但部将立下再多的功劳，他也不用担心功高盖主。就像刘邦两次收走韩信的兵符，又夺走他的王爵，最后还让老婆将其杀害。朱元璋也是这样做的，得天下后滥杀功臣，即使对兢兢业业、毫无破绽的徐达，也毫不留情的除掉。
     但常凯申是民国的领袖，他不能做刘邦和朱元璋。但问题来了，民国是新生事物，但那些新军阀确是旧的，该怎么处理呢？英法革命后其实也出现过军人专政，克伦威尔做了“护国主”，而拿破仑干脆自己做了皇帝。可常凯申却没有这个胆识和可能。粤系、新桂系、湘系、滇系等等军阀，都不是常凯申的部下，在本质上都是平起平坐的。再说你常凯申也不是党国的合法代表，而是靠军权和战功上来的。党国的合法代表是汪精卫，甚至胡汉民的资格也很老，他们是被你用军权和军功挤走的。我们现在也是军功赫赫，为什么不能跟你常凯申掰掰腕子？假如你不行，我们为何不能取而代之？最终的问题是，常凯申在新与旧之间摇摆不定，始终不清楚军阀问题是新是旧，应该如何处理才妥帖。其实，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旧问题，即军阀割据。他想用新办法去解决一个旧问题，即通过折中的方式去解决，这其实是痴心妄想，也正是其败亡之因。自古以来，未有藩镇在而可治国者，除非藩镇之间组成联邦。事实上，要想治国，常凯申必须对各路军阀采取铁腕手段，以达成军政一体。通过中原大战，他打败了各路军阀，本应让那些军头彻底出局，但他们没那样去做。
      1936年甚至对某党也予以姑息迁就，这样还不败，天理难容。历史不是没给常凯申机会，只是他自己没能抓住，这与其性格和见地有关。侠肝义胆，加之对陈其美的忠贞不二，让他走入孙文的视野，并成就了黄埔军校，但也正是这一长处，在后面的岁月耽误了他。民国军界所有资历比他老的人都与他为敌，无论党国这一方，还是北洋那一方：陈炯明、许崇智、程潜、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而他只能依靠他的黄埔系。他走进了一个死胡同，他越是依靠黄埔系，而其他所有派系越是反对他。这一点，无论在1927年，还是在1949年，都未曾改变。在徐蚌会战前夕，白崇禧因李宗仁授意，拒绝接受徐州剿总司令之任命，致使无法整合华东与华中的兵力。大战进行中，白崇禧勉强同意调出黄维兵团，而死死按住宋希濂兵团不放。也许，徐蚌会战就差了这么一个兵团。而那时李宗仁想的是，赶紧让常凯申失败吧，我好去做这个总统。而在徐蚌会战时，西北军最后的残部也像以往那样，在老常的腰眼上捅了最阴狠的一刀——守卫徐州东北方向的第三绥靖区叛变，致使本已无法达成战役企图的粟裕部，顺利通过战线，在碾庄将第七兵团黄百韬部截住并包围，中国的历史进程由此被死死锁定。之前，西北军在红军势单力孤时就雪中送炭的去投奔，而在1937年还挑起了卢沟桥事变，而让中共彻底摆脱了被灭的危险并获得空前发展。而对于即将投共的傅作义，
      常凯申也只是说：你想投就投吧，只是你把我的黄铺军官放回南京。曾经与他死磕过的阎锡山、白崇禧，在台湾都平平安安的得以善终。最终，所有黄埔系以外的所有派系和军系都在反对他，甚至连二陈的CC系跟他也不睦。如果不是其他派系都在明里暗里的反对他，即使1945苏修把东北给了中共，常凯申也未必会输。但人心不齐，想守住基业，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在那些派系眼里，常公与中共之争与他们无关，他们乐得坐山观虎斗。中国坏人多，对坏人，要不你把他彻底解决了，要不就得让他怕。既不杀，又不能让人怕，那肯定是成不了事，更别说守天下这样的大事。也许只有坏人才能笼住人，因为他能算尽坏人，但好人则未必。小白们说他独裁，那纯属扯淡。在讨论中国问题时，既不能小白，也不能小白兔，更不能死套用任何现成的公式，因为一套就错。常凯申曾经套过，后来才发现上面有眼。但已经晚了，孽种已然流传。
2018年11月14日

贴主:布南温于2022_12_07 18:38:1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