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习水县惊现“反习”标语，被有心人拍来放在网上流传，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先把目前的县委书记和县长保留下来，过一段时间再看是不是换人？
  或者只是处理具体办事人员，不涉及领导。嘿嘿，吃瓜坐等。
在举白纸都被抓的年月，这可是妥妥的“反标”。
年轻朋友不知道“反动标语”的厉害，看了下面的故事，估计没人敢笑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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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边的“反动标语”案





－－作者：朱普乐
 
“文革”之中，中国大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毛泽东真的成了一尊神。然而，攻击毛的“反动标语”却屡出不穷，泾县也无例外。下面记述的四位“反标”案涉事者，分别是我的亲戚、朋友、学生与熟人。除了一位已经罹难，死无对证以外；其他三人均予以否定，且至今都不清楚，这种事情怎么就落在了自己头上。
然而，却无一例外地遭殃了。
郑家瑾
郑家瑾， 1959 年徽州师范毕业，分配到泾县苏红初级中学任教。后来调入黄田中学，连续多年担任数学教研组组长。都说他数学教得好。除了教数学，还教全校的音乐和美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他经常在县教育局安排下，于暑期进行观摩教学。可见其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是被广泛认可的。
郑家瑾会多种乐器，还会多门绘画，尤以版画和水粉画见长。徽州师范是个老牌学校，文化底蕴极为深厚，能出这样的学生并不为怪。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林副统帅”的极力倡导下，“忠字化”、“红海洋”、“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成了新的宗教仪式，对毛泽东的顶礼膜拜达到从未有过的巅峰。譬如，每家必布置一个“忠字台”，“台上”必供毛的石膏像（街道居委会的人挨家挨户检查落实）。因此，石膏像一时供不应求，买不着－－不能说“买”，要说“请”－－请不着。一时大胆－－也是一时糊涂的郑家瑾，也许是被时代的狂热所感染，也许是对美术的偏好，他犯了个大错：自己动手制作毛泽东石膏像。就美术的角度而言，制作石膏像并不难，制好模具，灌注石膏，脱开模具以后，完好无缺者便为正品；若有瑕疵，毁了重来。然而他忘了，他的工作对象不是一般塑像，而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稍有差池，罪责难逃。
果然，一次制作中，不小心碰破了石膏像的手臂，趁无人之际赶忙放进一只小木箱，谁知当合上箱盖时又压破了像的头部。次日清晨，当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要将石膏碎片倒入厕所时（黄田中学的厕所有一人多高，粪池很深），恰遇一位腹泻的教师。于是被指控为毁坏毛像，“恶毒攻击”。这是他的妹妹朱建秋介绍的。
还有一个版本：郑家瑾在家不慎弄破毛石膏像，被他的妻子检举揭发。连同他的“反动日记”一并交给学校。妻子是他同学，一道分配来的。这时候，妻子已经不再当教师，而是在浙溪公社任妇女主任。传说这位妇女主任经常不回家。郑家瑾遭到内外夹攻，痛苦极了。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鼓励人作恶，鼓励人背叛，鼓励人丧尽天良。人性中一切恶的东西彰显到极致。如此，也就不足为怪了。
郑家瑾因此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每周都要批斗三、四次。还用报纸糊成高帽子，戴在被斗教师头上。郑家瑾出身地主，又有“现行”，他不挨揪谁挨揪？当然，被揪的还有几位，大都出身不好。据说，当时遭批斗最凶的并不是郑家瑾，而是另外一位姚老师。但姚老师的妻子好，贤惠。不但不“反戈一击，划清界线”，还尽心尽力安慰他，照料他。妻子白天到五里以外的信用社上班，晚上回来后弄好的给他吃，做他的思想工作，稳定情绪，安抚心理。两相对比，差别就大了。如今，姚老师夫妇双双退休，形影相随，颐养天年。而郑家瑾已遭残害，与家人阴阳相隔了。
都说家庭是航行中的港湾。平时不觉得，遇到狂风巨浪，港湾就显得重要了。
如果仅此为止，倒也没什么要紧。“文革”中被揪的“牛鬼蛇神”当数以千万计，后来大都没事了。却偏偏在 1968 年 3 月，学校操场上出现一条“反动标语” -- “打倒毛泽东”。这可不得了！于是侦查，破案，说是郑家瑾所写。也不知道郑家瑾承认与否（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栽到谁的头上谁都挣脱不了）。 3 月 11 日，郑家瑾遭逮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1970 年 7 月 17 日，郑家瑾遭枪杀，年仅三十三岁。
“反动标语”真的是郑家瑾所写？他“认罪”了？还是“拒不认罪”“顽抗到底”？抑或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气焰嚣张”？不得而知。有黄田人告诉我：郑家瑾疯了，被捕前就疯了。也有人说曾经找外地医生鉴定过，结论是没有疯。说法不一，难辨真伪。曾经多方打听，均无果 -- 不知情者喜欢说自己知情，甚至夸口“一本全知”，却又总只能泛泛而谈；真正知情人反倒推说不知情了。
据陈兴源先生回忆：当时公检法合并办公，军代表徐柏瑗“当家”。成立了领导组：公检法各一人，军代表二人。陈兴源是领导成员之一，代表检察院。讨论案件时，陈先生主张教育释放。徐柏瑗批评他“三杯黄汤一喝，原则都不要了。”黄汤，民间对酒的俗称。陈不服，于是冲突起来，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不久，陈先生到汀溪公社当了书记。后来省公安厅为郑家瑾平反时，找他核对过材料。
当时，中央有个“公安六条”：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林副统帅”的“现行反革命”，严惩不贷。为此，枉杀了众多生命。如林昭，女，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学生， 1957 年被划“右派”，判刑二十年。 1968 年 4 月 29 日，林昭被押赴龙华机场枪杀。口中塞着橡皮塞子，防止她喊口号；颈部绑着塑料绳，扣紧喉管，防止她发声。 1980 年 8 月 20 日上海高级法院作“平反裁决”。又如王佩英，女，“现行反革命”， 1970 年 1 月 27 日在北京执行死刑。刑前，用一根细绳勒住她的咽喉，让后面人拽着；绳子陷进肉里，使她发不出声来。据说，在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她就已经被勒死了。 1980 年平反。（以上见《炎黄春秋》 2010 年第五期）
这种行刑前的“特别处理”，盛行于“文革”之中。如：蔡铁根，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 1959 年反右倾时被撤职。“文革”初抄家，发现他的日记本里有为彭德怀鸣不平的话，立即被揪出。 1970 年 3 月 31 日，狱方用麻绳将他捆绑后宣读逮捕令，紧接着宣读判决书：死刑，不准上诉。他刚要申辩，狱卒便勒紧套在他脖子上的麻绳，使他发不出声，接着就把他拉到刑场枪毙了。广东海南岛白沙县枪决女医士官明华前，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使她发不出声。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甘肃静宁县女技术员毛应星被枪毙前，刽子手割断其喉管……
毛远新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期间，更是把割喉这一“新生事物”发展到极致。至 1975 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沈阳监狱当局割张志新喉管时，不施麻药，直接把她的头按在砖块上。旁边一个女管教员见状，惨叫一声，吓得昏厥在地，被拖了出去。（以上据“炎黄论坛”《行刑前，那些人被这样处理过》）
据传，为防止郑家瑾刑前呼喊口号，以裹藏大头针的棉团将他口腔塞满－－小县城的人，也学会如此残忍了。那时候执行死刑是要游街示众的，目的当然是“充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威力”，杀一儆百。于是人们争相观看，万人空巷。我站在大会堂楼上，看见郑家瑾蓬首垢面，衣衫褴褛，反剪双手，被几个武装人员押着，推推搡搡，跌跌撞撞，疯了般匆匆而过……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枪杀了！彼时彼状，凄怆惶恐，多少年都拂拭不去。
1981 年，郑家瑾获得平反。他那唯一的女儿，领回了他的“补发工资”。
却领不回他的生命了。
翟克澄
翟克澄， 1966 年南陵师范毕业。 1967 年分配到泾县包合小学任教。 1969 年调陈村小学。 1970 年 5 月 21 日被拘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我认识翟克澄是 1975 年，那时候他已经释放，结论是“查无实据”，恢复工作，补发工资，调泾县黄梅戏剧团任后勤工作。那年月怀疑你犯罪了，不是查实了再拘捕，而是先拘捕起来再查。莫名其妙地坐上几年大牢是“家常便饭”，令人不寒而栗。
翟克澄看上去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情绪低落，吊儿郎当。不知道原本如此呢，还是四年八个月的冤狱所造成。
事情也是起始于“反动标语”。 1967 年 10 月 18 日，陈村小学出现一条大字标语：“炮轰周恩来，火烧林彪，绞死毛泽东，彻底闹革命！”那时，翟克澄还在包合小学，而家居陈村（当时名水东公社），两个乡镇毗邻，可以经常回家。当天，他正在家休息，听人说了，还赶去看过标语，凑过热闹。标语是排笔写的，位置较高，在一面墙上。字写得很好，中规中矩。与他的字相比，讹错十万八千里。因为他的字太差，同狗扒的一样 -- 这是他自己评价。此案一直未破。两年以后，翟克澄调到陈村小学（当时名水东公社五七学校）。 1970 年 5 月 10 日，他突然被隔离审查。十天后，水东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宣布逮捕翟克澄。这天，万人空巷，轰动一时，全公社“专政大队”集中一起，六十四根“红棍子”（专政大队凶器）押着翟克澄游街示众。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居然惊动这么多人，如临大敌。难怪他事后调侃：“真是风光极了！”
押到县城关进看守所，与郑家瑾的“号子”对面。那时，郑家瑾已经被关两年多，戴了脚镣，从不说话，但做起事来（如搬粪桶）并不含糊。
办案人员对翟克澄进行强有力的审讯，施以车轮战术，不让休息，把他弄得疲惫不堪，精神崩溃。“但没有打，一下都没打 -- 有一句说一句。”翟克澄说。
后来，他承认了。
既然不是你写的，干嘛要承认？又没打你。他说：“那滋味你没尝过。一天不承认，他们就一天不放过你。真受不了，只求早早了结。”又说，公社一位领导对他弟弟讲过：“当年不少人都不认为是你哥哥写的。但一把手硬要抓。还说这次抓了，就不会平反了。”
这个“一把手”是水东公社书记。翟克澄说：“就是他陷害我。”
他为什么要陷害你呢？因为你家是地主成分？其实他父亲是小学教师，并不是“分子”。那么，翟克澄只能算是这个地主家庭的“第三代传人”了。
于是，他道出一桩花边新闻。
翟克澄在陈村有个干妹妹，极漂亮。说是干妹妹，其实就是“娃娃亲”。而“一把手”相中了这位干妹妹，认定翟克澄是最大障碍，于是栽赃陷害，就这么简单。
此话当真？还是捕风捉影？我认识这位“一把手”的时候，他已经快要退休，因为多病经常住院；步履蹒跚，龙钟老态。难道说年轻时也是个万般风流的混世魔王？只能存疑了。
话又说回来，人都有七情六欲。在那种“一元化”的权力场上，有几个公社书记不曾风流过？美国总统还有“拉练门”事件哩。只是，如果因风流而陷害他人，那就是丧尽天良了。
朱世彪
朱世彪，黄田人，与我同乡，同学，还有亲戚关系 -- 我的三叔奶奶，是他的姨奶奶。他很早便离开黄田了，随父母在县城居住。他的父亲朱永辉，我们称呼辉先生，毕业于武汉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在培风中学当教师，又在泾县中学当教师，教美术、音乐。后来当总务主任。朱世彪在泾县中学读书时，生存环境还是较为优越的。不料 1958 年，辉先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逮捕，劳改，直到 19 ７０年代末才获平反。因此，朱世彪一落千丈。其中的屈辱艰辛虽未及细知，当能想象出一二三四。
朱世彪在县粮食局参加工作， 1966 年结婚。 1968 年的一次“公判大会”上，据说是因为“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三年。事情还是“反动标语”！粮食局也出了“打倒毛泽东”的标语。
我问他：“既然不是你写的？你干嘛要承认呢？” -- “我没有承认啊！不承认也是你，没有申辩的机会。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怎么落到我头上了。”
不明不白地当了一次“反革命”。
因为当时的“反革命”太多，牢狱之中人满为患。一些不太严重的“犯罪分子”改为“监外执行”。朱世彪也没被收监，而是放到其妻子居住地太园公社桃园大队监督劳动。那年，他儿子刚刚一岁。此后，便一直以“四类分子”身份在当地劳动了十一年，直至 19 ７９年才获平反。平反书上写的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补发工资，恢复工作。
如今，朱世彪退休了，仍然宅居桃园村。虽是农舍，倒也空气清新，宽敞实用。屋前有大树，有空场。种了菜，养了鸡。树荫下聚二三好友，谈天说地鉴古论今，或慷慨激昂，或老泪纵横，有时真的感到曾经的创口不是那么锥心般疼痛了。桃园村在老县城对岸，一桥相通，早已划归泾川镇了。老俩口经常进城，卖点蔬菜，买点日用品，或者帮儿子家照应照应。所幸身体还好，骑在电瓶车上根本不像个七旬老翁。
好好保重吧，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世界都在进步，中国能不进步吗？这是周有光老先生的话，他说得有道理。
胡炳南
胡炳南， 1948 年生。
1961 年，我在城关小学参加工作，他是五年级学生，我教他数学。这个人长得奇瘦，调皮捣蛋，善于逗笑，无论课堂还是课后，他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也能引得哄堂大笑，就有这种本事。因此，凡是他在的场合，大家会觉得趣味盎然。老师批评他的时候，他嬉皮笑脸，不当回事。常常让老师很生气，却又哭笑不得。他的班主任黄幼娟铁了脸教训他，他也是挤眉弄眼，一边答话一边搞笑。那时候经常体罚学生，却难以体罚到他。因为他总是跑，不甘于受罚，一边跑一边笑嘻嘻地做鬼脸，总是追不上他。有一次，老师将他堵在教室里了，他就与老师兜圈圈；老师喊同学们逮住他，同学们却只是做做样子，佯装逮不着。想必是觉得学生生活太乏味了，难得如此热闹有趣，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假如群策群力将他逮住，岂不终结了一场难得的热闹？眼看老师就要追上了，他突然跳上窗台，扭过身来对着老师一个鬼脸：“要想逮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转身跳了出去。这是电影上一句台词，他竟然恰如其分地用上了。
这么一个会搞笑逗乐的人，一生却难以笑口常开。他出身不好，生父系“伪职人员”，“解放”后被镇压。因生活所迫，他的家人将他送人做儿子。养父母在泾县饭店工作，终生未育，遂领养了一男一女。胡炳南还有个姐姐，虽然并无血缘关系，姐弟俩却相依为命。小学毕业以后，胡炳南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到饭店学习“白案”。因为确有表演才能， 1963 年经文教局文化科员胡寿林介绍，到县黄梅剧团当演员。先是当学员，跑龙套；演“众将官”，演“匪兵甲”。后来演正戏了，演“梁上君子”，演“隐藏特务”，演一心想反攻倒算的“逃亡地主”，演做梦都想发财的“富裕中农”，好像从未演过“正面人物”。他舞蹈跳得也不差，乐感很强，我们经常抽他参加会演。
有一年，我写了个小戏，参加地区会演，主题是批判农村中资本主义倾向。派他扮演一个贪小利、爱沾便宜的小商人。他的扮相，他的动作，他的脸部表情，一举手一投足，都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让人赞不绝口。也有人说他“过分”了，抢了“正面人物”的戏。不知什么缘故，“正面人物”通常都是苍白的。其实并不是抢了他的戏，而是他本就没有戏。一个个紧绷着脸学“语录”，一点人情味都没有，能有戏么？
后来，我看到赵本山的小品，便常常想起胡炳南来。我以为，胡炳南也是个很有喜剧天赋的人，只是未能逢时罢了。如果他机缘好，一路顺畅，或许就是个“胡本山”了。
1972 年，不知什么原因，军代表将他调到县钢铁厂当工人。数月后即遭遇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一幅“伟大领袖”与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后面，写了几句话：“这个人真稀奇，一切过错推给刘少奇……”公检法军管小组说是他写的，逮捕后施以“车轮战”逼供，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五年徒刑，送到白湖农场劳改。本来准备就绪的婚事也“吹”了。
“是你写的吗？”我问他。
“不是。我怎么会呢？出身又不好，敢乱写乱说？不要命差不多。夹尾巴还怕夹得不紧哩。”
“那怎么落到你头上了？”
“我也不知道。军代表说我对调出剧团不满，发泄私愤。他们是瞎估猜，想当然。反正那年月，说是你就是你，老百姓有什么办法？”
又一个不明不白的“现行反革命”。
1977 年，胡炳南刑满释放。后来平反，恢复工作，补发工资。后来，钢铁厂倒闭了。后来，他也退休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自在。
一个可能成功的“笑星”，被践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