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厚道地炒了老板鱿鱼——泰北教中文（5）
 
1996年10月我突然被大洼地学校教务处开除，收拾好简单行李，就去和会长告辞，直接管老师的汪董事和牛老师等人就不去见了，免得都尴尬。我把刚发到手的课本和辅导教材亲自交回去，带走了台湾送给学校的几本小说，因为牛老师历来强调：要走的老师，课本和辅导教材必须交回来！这是学校老师的命根子。

           1997年初在泰北
  那些小说散文诗词，没有用，哪个喜欢就拿走。我对会长表示，感谢这个寨子和学校收留了我一年多，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希望大家谅解。等等之类。会长平静地听着，没有说什么。临走，会长很客气地向我鞠躬，我赶紧还礼。

不管怎么说，我到现在还是把这个寨子当做我在泰北的半个故乡，因为这是我到泰国的第一个落脚点，那里有对我很好的学生，有共患难的同事，有很淳朴的父老乡亲；以这样窝囊的方式离开，只能怪自己的“三不原则”没有坚持好，把臭文人爱虚荣的臭毛病暴露出来，忽略了打工者的身份，被开除也是活该。
来这里一年多，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学校里，但也有交际，经常去的是我们滇西的老乡家，一是尹教官家，二是阿胖家。
阿胖家是湾甸景家土司，其爷爷带着全家和一部分土司兵跑出来，又在缅甸掸邦招得不少傣兵，和国民党残军合作，是三军副军长，已经去世；此刻他家除了有很宽的地基，已经看不出官家后代的影子，都很淳朴，我去他家玩，大部分都用傣话聊天，一家子基本把我当亲戚对待。但他家人多，我离开学校就搬去尹教官家暂住。

             我和学生
尹教官是梁河九保人，和我们盏西很近，说起以前的故事，家乡的土司或枭雄土匪，都有共同话题；他有两个儿子都在台湾工作，只有老伴（芒市傣族）和一个侄儿子艾堵（缅甸掸族）在一起，他又有台湾发的固定退休金，日子过得很舒适。老人家八十多岁走路还腰板笔挺，日常爱好是写书法，打点小麻将；因为耳朵被缅军炮弹震聋，和别人聊天他习惯大声说话，以为只有这样对方才听得清。我爱听故事，他会时不时让艾堵来叫我去他家吃喝，两人高门大嗓地聊天说废话，气氛非常好。
此刻我搬进他家，说了情况，老两口都说：先住下来再说，没事。
但我必须马上找新路子，第二天我就准备一个人去清迈闯，艾堵闻言赶紧把掸族在清迈的联络地点告诉我，让我去找那些人。“你没有泰国身份证不能去住酒店”。
此前学生们用摩托带着我去清佬等地玩过几次，已经基本知道路数，加上我语言没问题，因此一路都没碰到什么麻烦。到了清迈，直接问当地人哪个大学校教中文。有人告诉我“有个大学需要不少中文老师”，并让一个双排坐出租车把我直接拉去。
我还想复制通过谈吐和写简历得到学校领导认可，马上在那里当中文老师的故事。可到了那学校，我的后尾骨就一阵发凉！学校太气派了，尤其几百个学生穿着统一校服，看起来那么漂亮高档又朝气蓬勃。我退职八年，特别在缅甸掸邦和泰北近两年，基本都在山沟里混，当年在北京读四年书培养起来的那点自信早就被山乡泥土所覆盖。
  但以我对泰国的了解，多年排斥华文的结果，使他们各级学校的华文人才特别缺乏，就算是他们在大学教华文的本地老师，其水平应该不会比我这个中国本科生高。所以呼出一大口气，还是边问边找，摸进他们的华文教研组的办公室，一个中年老师惊奇地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我就沉着地用泰话自我介绍起来，随即他又用汉语和我聊了几句。最后他明确表示：我们学校的华文老师，外面来的都是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请来，都通过官方渠道。不接受没有合法证件者。
我这才明白，我们这些流浪老师是离不开泰北云南难民村的。

           泰北难民村的泰文学校
找到清迈掸族落脚点，有人建议：办个缅甸劳工证，你就说从掸邦来的傣就可以。
也是呀，有个合法的打工证就不用担心被人找麻烦。
于是跟着他们去登记和体检，花的钱也不多。
忙了两天，最后就是要找个愿意接收的老板，那就需要点钱，因为他要担保你。但当得知他只负责给打工者找到体力劳动的活，比如挖地种田或工厂做工，做其他还是违法。我就没有心思再去找老板，只好又回到大洼地。
刚进尹教官家的门，尹太太就用傣话叫起来：你跑去哪里，把我们担心死了，有人需要老师，赶紧去！
原来是一个17名学生的小学校，包住，薪水和在这边一样。
尹教官笑着大声说：“就一个老师，清静。”老人家言外之意是不会再和别人闹别扭。
同意。刚失业几天又有新饭碗，还有啥好挑的！
尹太太去有电话的人家给那边联系，第二天一早，那个学校校长兼董事长李先生开车来接我，当时正有台湾来新村办教师辅导班，李校长把我拉到那里，对这个班的负责人介绍：从明天开始，这个屈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人，许老师不是了。
我没在意，跟着他到三十公里外的学校安排好住宿，第二天早晨就根据他的指点坐公交车和摩托到辅导点报到。这才知道许老师昨天被这个小学开除了。也就是说，他们找到我不是缺老师，而是要把原来的老师炒鱿鱼。
闻此讯，让我这刚被开除之人情何以堪？
但我确实是不知情，再说既然他们已经决定不要这个许老师，迟早总要找人来代替的。老板对不喜欢的打工者，当然有权随时赶走。
台湾来的老师帮忙说情，继续让许老师在辅导班吃住，结束后新村学校那弥勒佛一样的杨董事长把他招进该学校：“总不能让一个老师真的去挖地嘛。”
后来我和许老师经常来往，他也没有对被开除一事说啥。
这小学在一个热闹的小镇，和难民村以云南人为主不同，这里是泰国正式的乡镇；之所以只有17个学生，是因为这里就二十来户云南人。学生分四个年级：幼儿园，二，三，五年级。都在一个教室，所有课程都是一个人教，按课程表教了这个班的课，布置他们自学，再上另一班的课；学生都已经习惯，而且就那么几个人，也不乱，所以教起来倒也省力。
台湾老师说这叫复式教学，看着两个不会汉语的幼童念课文：“坐火奢（车），过山洞，山洞赏（长）又赏（长）”，我心里暗暗自嘲：因为人家把你从中二调到中一，就说怪话；好了，这下子直接教幼儿园！
因为这里已经是城镇，不是自治的难民村，所以李校长还是给我办了缅甸劳工证，这样就合法了：“如果有人问你是干什么的，就说是我家工人。”
泰国人不爱管闲事，没有哪个居委会大妈来打听：这个工人为什么能当老师？
所以我在那里半年也没碰到什么麻烦。
我只教了一个学期就不辞而别，由几小故事促成。
     
         简单概括就是一人一鱼一猫
五年级有个调皮男生，15岁，泰文已经初二，经常在学校打架；华文学校这里人少，没人敢和他闹，我也不多事，他倒也不和我作对，但肯定不把学习当回事；一日有个四十来岁的女子来到学校，自我介绍是这学生的母亲，用不太流利的云南话和我了解她儿子的表现，叹着气说儿子如何不听话，她很头疼，希望老师好好管。我安慰了她一番，叫她不要急。
  几天后热情的李校长太太把我叫去他家聊天，说到这个学生家长，她是王老板的大儿媳，王家有两千莱果园，三男二女，她是大儿媳妇；她守寡，有两女一男，儿子就是你那个调皮学生。噼里啪啦一大通，总之，如果我有意，她可以牵线。
我苦笑着摇头：自己老婆儿子还在国内，哪里好意思再找呀。
嗨，出来就做出来的打算，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以后你有了钱再去补给中国的老婆儿子就好啰，我的男人在他老家也是有老婆的。李太太是在缅甸出生长大，讲的是我们家乡的方言。
道理是这个道理。
回到宿舍想了想，还是否定了，她比我大几岁，相貌一般倒不是问题，但王家一看就是背景复杂的大户，这种人家一般架子大脾气也大，岂是我这书呆子能应付的。
再说我也不打算吃软饭，用我们土话讲，不是自己的菜不要乱伸筷。
但这事给我的启发是：小地方都有这种机会，清迈曼谷机会应该更多。说得不堪点，真的到了吃软饭的地步，大城市会更好吃吧。
一日我去菜市场买了一条活鲤鱼,准备搞家乡口味的酸笋煮鱼，回到宿舍放进桶里它游得很欢，我拿一本书在床上躺着看。
  看的是《三国演义》，刘备利用去打袁术的机会离开许昌,摆脱曹操的控制, 慌乱而又得意地宣称:“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去如鱼入大海,鸟上青宵。不受网笼之羁绊也。”那时刘备被封为不大不小的左将军,是个闲职,而身份却是皇帝的阿叔,假如不想有什么作为,日子应该还是过得不错的。但他终归不肯曲事他人,所以枭雄曹操也点出, “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每当看 《三国》，我不羡慕曹操的纵横天下,最敬佩的是刘备那种哪怕东奔西走兵微将寡到处寄人篱下也永不服输的精神,和 “屈身守分以待天时,未可与命争也”的涵养……
 “哗啦”，“拍嗒”，我出去一看,那鱼已跳出桶外,嘴一张一合地躺在那里。
 那一刻,我心里一震:哦,它还不想死，它也是一条生命!
 恍惚间好像意识里闪出那斗嘴味十足的名句: “子非鱼,安知鱼之不乐”?似是而非的发挥为: “我非鱼,安知鱼之不悲”?此鱼有求生的本能。将心比心,我被困在这里也不愉快，那我还是把它放了吧。
 当时赶紧把它抓起来放回桶里,立刻提着往河边走去。
 将鱼连半桶水轻轻倒进河里,那鱼似乎也没有什么留恋或感激之情,慢慢向河中心游去。
 它原本就在水里,放了也就放了,小时候看的民间故事却将它杜撰成龙太子龙公主含珠来报答,那是人们美好而有点贪心的愿望。 
 
大概是1996年底我收留了一只小小的流浪猫，相处融洽，它除了经常吃我给的饭和鱼肉，还经常捕捉青蛙之类，很积极向上。新年元旦放假，我去找朋友玩，在外睡了两晚，第三天刚回到学校，小猫看见我，唤声如哭，在我的脚下蹭来蹭去。当时我怀着内疚的心赶紧去附近买了些鱼罐头喂它。
到春节，我又去找朋友玩，在他们那里睡了三晚才回来。到学校再也不见小猫影子，留下的东西都已吃光。连续两天在附近草丛翻找它尸体，又去周边转转，我以为它会突然窜出来对我欢叫。
却再也没有它的影子。
我只好喟然而叹:流浪之人，连只猫都养不起啊。
从此不敢再养任何动物。
我于是下决心到更大的天地里去闯。到泼水节前，学期结束，放长假，我领了半个月的薪水，把学校的东西都收拾好，床单等洗干净，吃剩的米摆放在桌上。锁上门就去找朋友，给他留下三千铢：“你帮我保管好，如果我被抓到应该还是送回泰北，这些就是我生活费。”
他庄重地点点头。
我留了一手，钥匙没有交给李校长，万一被遣送回来，还是可以在这里继续教书。
1997年4月中旬我顺利地只身冲到曼谷，有了安全的吃住地方，才给李校长写信辞职，把房门钥匙放在信封里。
这做法确实有点不厚道，但想起他们可以随时开除老师又能找到老师，应该没啥。
 
 2022年3月22日于滇西芒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