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向伪善投刀笔，愤把狼毫做吴钩
   
   —我的哥哥庄彦斌系列之二
   
   庄晓斌
   
   本人撰写的《我的哥哥庄彦斌——一个至今没有平反的现行反革命》一文见刊之后，阅读过此文的读者们反应十分强烈，纷纷要求我能更详细地介绍哥哥庄彦斌的人生遭历。为了满足广大善良的读者们的欲望，我决定暂时中断手里其它的写作项目，先把这个专题写完。
   
   我这次选用的题目是我哥哥曾写过的两句诗《怒向伪善投刀笔，愤把狼毫做吴钩》。吟诵着这两句曾让我刻骨铭心的诗句，哥哥那刚毅的面容仿佛又浮现在了眼前……
   
   
   
   一 哥哥是我少年时唯一的偶像
   
   
   
   我的哥哥不仅体育天赋出色，而且他的文学天赋也超群出众。在这篇文章中，我向读者们介绍我哥哥写过的两首诗词。
   
   1970年夏天，我哥哥熬过三年的囹圄之苦，终于走出了佳木斯看守所的铁门。我们兄弟相逢之际，他给我看了他出狱后写的一首《满江红》词。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凝眸远眺，重霄九沉浮谁主？同天涯沦落为人，
   
   此寒彼暑。丹心长系七亿国，往踏一番坎坷路。
   
   松江畔淋漓战友血，未识途！此冤狱，不尽苦，三年来，
   
   岂堪顾。男儿志不昔，憔容残肤。柔腕重穿千块砚，劲膂再张万石弩。待来日行师骋疆场，展鸿图！
   
   现在坦率地评价，哥哥创作这首词时的思维依然没有摆脱那个时代给他思想上设置的樊篱。但仅一句“同天涯沦落为人，此寒彼暑。”就让我这个未满20岁的文学青年叹为观止。
   
   在我哥哥给香港的听众信箱栏目写完了那封“反革命匿名信”之后，他写了这样一首七律。诗文是这样写的：国事家事日日忧，忍将旧怨复新愁，拭目重瞩慈母颜，抚心深省赤子羞，怒向伪善投刀笔，愤把狼毫做吴钩。披沥肝胆做雄辩，七亿苍生皆楚囚。
   
   从这首锋芒毕露的诗文里，可以看得出来，我哥哥的那封“反革命匿名信”里的内容定然是十分“反动”的了。但因为信文是密写的，信文真实的内容就是我这个为其投寄信件的“小反革命”也不得详知。我对这封信的内容的略有了解还是在我被捕之后的一次接受审讯时，由审讯人员透露给我的。当时负责主审我们这个“反革命”案件的伊春地区公安局政保处袁处长色厉内荏地对我说：“你的哥哥反动透顶，罪大恶极，他不但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还丧心病狂地诅咒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那封极端恶毒的信里，他竟然写了这样的话：我怎么能辱没良知，把缔造这样生活的人，称颂成像牧羊姑娘的脸蛋一样的红太阳。” 这句“称颂成像牧羊姑娘的脸蛋一样的红太阳。”是我了解到的我哥哥的那封“反革命匿名信”里的唯一内容。可能在伊春市人民法院尘封的卷宗里，一定还有这封信的真实底稿，但这就是小小老百姓永远不可窥知的秘密了。也许若干年以后，我哥哥的这封“反革命匿名信”能够昭示于天下的。
   
   在我的心底里，我一直这样认为：我的文学天赋和哥哥比较，是相去甚远的。我对文学的挚爱和追求，最初完全就来自哥哥的启迪，哥哥就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引路人。从上面的两首诗文中，相信善良的读者们亦能品味出我哥哥的文学造诣。假如不是那残酷无情的现实残忍地剥夺了我哥哥的性命，我的哥哥一定会是一位比我更有成就的作家。遗憾的是，刚刚过了而立之年，他就饮恨黄泉，那枝愤做吴钩的狼毫也夭折了，未能给这个世界多留下些闪光的文字。
   
   
   
   二 从我哥哥的原始判决书上考究人权
   
   
   
   在上篇文章里，我把我哥哥原始判决书的扫描件照片如实附上。从这份原始判决书上考究中国大陆在文革时期究竟还有没有人权。我想答案一定是非常清晰的。因为这件破绽百出的原始判决书确凿地展示了伊春市法院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真实记录。
   
   我们不妨详细地考究一下这份原始判决书。这份判决书
   
   是伊春市初级人民法院拟定的，可尾部盖上的却是伊春市中级法院鲜红的印章。而判决书里指定的上诉法院就是这个已经盖上了印章的伊春市中级法院。让死囚在三日内向这个已经盖上鲜红的印章的法院上诉，这是不是很滑稽？这样的判决，这样的上诉权，究竟是死囚的悲哀还是整个人类的悲哀？而且，善良的读者应该看到，这份判决书的落款日期是1974年10月31日。这里规定的上诉日期是3日内将上诉理由书呈递给伊春市中级法院。也就是说在1974年11月3日的零点之前（我宽容地把1974年10月31日这一天也算上诉日了）把上诉理由书呈递给伊春市中级法院都是有效时限。可是我的哥哥却在1974年10月31日的上午10点就在伊春市的西河沿刑场被执行枪决了。从1974年10月31日的11时零秒起，他的魂魄就已经游荡在黄泉路上，那么伊春市初级人民法院规定的有效上诉期又作何解释呢？莫不是让死囚在1974年11月的1日和2日到阎王殿去上诉吧？
   
   我用如此调侃的口气来描述这个血淋淋的事实，其实我心灵上被那颗无情子弹洞穿的创口在汩汩地在淌血。我的哥哥被残忍地剥夺了无辜的性命。死后尸体还要放进高压锅里去蒸煮熬烂，然后再剔肉剐骨，做成标本。而且，强大的政权更“穷”得“嗜血”，不向滴血的创口上涂盐，就更走火入魔了，于是送我哥哥去极乐世界的那颗子弹的费用，也还要向那已经肝肠寸断的可怜的母亲去讨要，我的“反革命”哥哥确实是已经被“伟大的革命者”们物尽其用了，我不知道在野蛮的中世纪里，囚禁在巴士底狱或罗马教廷地牢里的囚徒们会遭际到什么样的命运，但在20世纪的中国大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反革命”哥哥的命运也真的堪称是史无前例了。
   
   前几天，一位在美国的律师朋友看过了我哥哥的判决书后，在QQ里对我讲：“看了你哥哥的判决书，我感觉你现在应该回国去呀，回去申诉，讨还公道。这个案子一定能得到平反的，仅仅从程序上违法，就能平反。你应该回去到黑龙江省高级法院去申诉。这比你在国外写书有价值多了。一条冤死的性命至少还不得赔偿家属几十万呀！”这位热情的律师朋友要我回国去争取为哥哥平反。他的善意我心知肚明。但是我对此事却早已心寒齿冷。不庸置疑，现实中国里，绝大多数的现行反革命已经得到了当局的平反。包括一些著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诸如林昭 遇罗克 张志新等人。可能当局在为这些枉死的冤魂平反之后也多少给过一些体恤。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这种 “平反”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请问，再多的钱能让那些冤魂瞑目么？
   
   我执拗地认为：“考量一个人的人格人品，标准是看这个人究竟还有没有最起码的是非之心；考量一个政府一个社会是不是病入膏肓，标准是看这个政府或这个社会里还有没有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
   
   一个人如果毫无是非之心，黑白颠倒，信口雌黄，拿不是当理说，人们会说这个人是个流氓无赖。如果一个政府一个社会里也丧失了最起码的公平正义和良知，那也就是个流氓政府，无赖社会。
   
   你们听说过林昭 遇罗克 张志新的家属得到过当局优厚的体恤么？据我所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61年里，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像我哥哥这样的冤魂屈鬼何止成千累万。他们的家属也曾不懈地泣血申告，但都是到儿子的法院里去告老子，其结果就不得而至了。我还坚定地相信，这些冤魂屈鬼终究是有一天会得到真正的平反的。但这一天不是在现实，而是在未来，在万恶的专制独裁制度被彻底埋葬之后，那时候，才能真正地沉冤昭雪，还公道于人心。
   
   在前一篇文章的结尾处我曾写到：“应该问问这个混沌的世界里究竟还有没有正义和良知了……”，在我的文章被无数次转载之后，我悟识到了，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是有正义和良知的，它们不在达官政客们蛊惑人心的演讲里，而在善良的老百姓的心里。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在这个混沌的世界里，最损毁不了的也正是正义和良知。正义和良知有时可以被践踏，被亵渎，甚至被蹂躏，但就是不能灭绝。
   
   
   
   三，与北京毗邻的燕郊陵园里有一块无言的墓碑
   
   
   
   上面谈及了平反的话题，此节我再讲述另一个锥痛人心的事实。那就是不仅我的哥哥没有得到平反，我那曾是共产主义虔诚信徒的老父亲，至死也没盼到他一贯信仰的党给他的一纸平反通知。
   
   我的父亲名字叫庄景和，1922年出生，他在学生时代就怀着一腔赤诚投身到了那场据说是“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斗争中去了。1946年春天，我父亲在苏联红军的推荐下，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开办的北安军政大学。北安军政大学的名誉校长就是林彪。在军校学习期间，我父亲颇受军校教务长王一武的青睐，有幸被选中当了王一武的警卫员。王一武也很喜欢我那刚刚4岁的哥哥，据我母亲讲王一武还认了我哥哥作他的干儿子。王一武不仅是我父亲的上司，而且是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王一武后来官至沈阳市政协主席，现在恐怕已早不在人世了。
   
   我的父亲其实是一个被洗过脑后，一直到死也没有醒悟的可怜而卑微的人物。他和我的母亲都是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了他们曾信仰过的主义的殉道者。我和哥哥在幼小的时候，所受到的家庭启蒙教育，都是党文化宣传的那一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儿歌，我是在咿呀学语的年龄就从母亲的教唱下学会了的。尤其是我的父亲，在他蒙冤蹲了八年大狱之后，依然没有醒悟，到了年近八旬的高龄，还是开口“党中央的文件是怎么说？下边为什么不按中央的文件执行呢？”我父亲的悲哀其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哀，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悲哀。我父亲身上所体现的坚强党性还表现在他曾几次大义灭亲。我的哥哥在去辽宁流亡之前，他在家里藏匿是背着我父亲的，那时候，我父亲一直是持让哥哥去投案自首的态度的。他一旦发现哥哥回家，就主动去公安局举报，让公安人员来抓哥哥。这样的事有过几次，甚至连爸爸的一位老友都这样的规劝过爸爸：“老庄啊！虎毒还不食子呢。”但是我也真实地见识了，我父亲那所谓坚强的党性最终还是对抗不了更顽固的人性的。当哥哥从火车上跳车逃跑后又潜回家中，爸爸便不再去举报了。我父亲的坚强的党性和大义灭亲，仅仅局限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畴之内，一旦发现，再把儿子送进监牢，就可能危及儿子的性命，那所谓坚强的党性就原形毕露了。我父亲最严重的一条罪行，就是当他从我大嫂的嘴里得知有100多公安来抓哥哥时，连班也不上了，赶紧骑车回家，到家后对我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赶紧拿钱让彦斌快逃，要不抓住就没命了。” 父亲的这次行为，几乎救了哥哥的命，哥哥当时也确实从家里逃了出来，逃到了山林里，但最终却没有挣脱罗网，他在半夜潜到朗乡镇三公里（地名）父亲的一个老友家，最后在那里落网被擒。  我父亲其实是个性格比较怯懦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也许就在鼓励哥哥出逃这件事上刚烈了一把，但就因为此，他被判了八年徒刑，年近花甲的他也饱尝到了屈辱和煎熬。我的父亲有罪么？他不该给予平反么？在我哥哥这起“反革命案件”中，我的父亲是最无辜的。遗憾的是父亲至死也没有得到他企盼已久的一纸平反通知。 父亲在监狱里煎熬了8年之后，出狱时已经是60出头的老人了，此后，一直在儿女的周济下度日，一直到死再没有一分钱的收入，也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社会救济。可怜他年轻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就因为生养了一个反革命的儿子，晚景就这样凄凉。我的父亲是2002年4月在北京燕郊去世的。我经商有成的妹妹花了3万元钱，在燕郊陵园买了一块墓地，把我母亲的遗骨也从东北迁来了。我们兄妹4人，大哥早枉死九泉，二哥庄智斌是一个教师，我当时在知音杂志作编辑，小妹庄建华在东北绥化市经商。我们兄妹商议，要给父母的墓地立一块碑，言及于此，我的满腔悲愤冲涌而出，一首质朴无华但凝聚着血泪的挽联脱口拈来。在父亲的墓碑后面，我让工匠刻下了这样的挽联：因子蒙羞，八年冤狱未雪含恨九泉；有儿何幸，八十高龄仙逝情恸神州。这座无言的墓碑现今就矗立在离北京仅30公里远的悄静的燕郊陵园里。至今又悠悠八年岁月过去了，风侵雨蚀，那墓碑上的字迹还依稀可见么？九泉下蒙冤的父亲啊！你现今依然还合不上眼么？把笔于此，我已经泪水涟涟了……
   
   
   
   庄晓斌2010年10月14日于法国兰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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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7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