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俄乌战争评述时在想我国应如何，这取决于国家战略构想，即想要怎样的未来世界。刚开战时写了《俄乌战争与世界基本格局》，认为中美就此避免了最差格局出现，即中国被美欧俄围攻、美国被中欧俄联合排斥。世界发展有很多可能，最差格局只有一种，因此容易找到；各国想要的最优格局有多种可能，所以难以判断，只能做初步揣测。
国家战略取决于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利益是国家行动的方向，但总有其他国家前来争夺，于是需要力量维护。利益提供国家行动的可能方向，力量决定国家行动的可行范围。国家利益有很多种，最重要、最根本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即先要活下去，然后活得好。安全利益有很多，这里只用到最核心的军事安全。对中美这样的大国而言，军事安全不能心怀侥幸仰仗他人，只取决于周边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两个大国只有彼此保持足够距离，超出武装力量的高效投送范围，才能相互确保安全。这一距离随科技发展而增大，目前至少是3000千米。
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模式相关，归根结底要获得足够财富，但不同经济模式下通过什么方式、获得何种财富不尽相同，如何保障差异更大。如我国作为物质商品生产国，需获得资源产地和海外市场以保障物质生产过程持续进行，为此需维护自由贸易。美国作为虚拟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各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以保证资本投资与炒作获利，同时维持货币霸权以确保本国货币能自由采购物质商品。
图：德国与日本发动二战，是因为殖民帝国瓜分世界，使其得不到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美国全球化模式下各国合作空间变大，德日才能获得靠战争都得不到的世界市场。

钱帛动人心，涉及万亿级别财富时，唯有军事控制才能确保财富归自身所有，因此国家根本经济利益必须获得军事力量的保护，保护不足的必然损失，只不过方式各不相同；如中东石油收入用美元投资美国，日本被迫接受美国贸易协议，我国购买大量美国国债、接受美国操纵期货价格。大国军事力量的控制与影响范围有排他性，且无人愿意割让根本经济利益，因此各国安全与经济利益相互排斥。力量相差巨大时，二三流国家的反抗必然导致更大损失，于是不得不合作，力量接近时冲突便会激烈起来。
对大国而言，只有在国家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覆盖范围内，才能确保国家利益顺利实现，因此国家要争取的最优格局，可直观体现为排他性军事力量的控制与影响范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建设范围。维持大国存在需要巨大消耗，因此必须有巨大的控制范围，才能满足海量需求。
军事力量建设必须获得经济支持，财富不足的国家建不成现代化强军，建军时国家经济总量比人均值更重要。日本等二流国家可依附大国存在，但这必然限制自身利益和力量，否则便无人接受其依附。中长期内，现代社会的财富能转化为军事力量，因此依附他国的二流国家变强大时要么被拆解以消除威胁，这意味着利益损失，如1956年的英法、1990年代的日本；要么扛过打击就此独立，成为新的大国。

二
美国从二战后主导世界秩序，为增加利润、降低风险而将物质商品生产逐步转移到其它国家，自己通过金融业从全世界获取收益，并依靠以高科技为基础的军事力量确保金融获利，这就是虚拟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的基础是二战后美国制造业超过全球半数，军事力量独步天下，能强制英法日德等二流国家服从。若军事力量不足，其他国家便可排斥或掠夺美国资本，金融业再发达也无法获利，如1637年爆发郁金香泡沫的荷兰被几次英荷战争、法荷战争摧毁，丧失金融与航运霸权。
虚拟资本利润率远超实业资本，于是金融霸权必然导致美国实体产业空心化，进而导致依赖工业和科技力量的军事霸权萎缩，所以风险持续放大。21世纪初中国崛起，拒绝对美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美国军事力量无法确保金融获利，于是全球化必须摧毁中国才能维持，这就是美国2010年代准备战争的原因。2016年川普上台代表美国部分决策集团因恐惧战争风险，试图转向再工业化路线，发展能源与高科技产业维护军事力量，但因必然减少中期收益而遭职业经理人反对，故难以落实，这些在《美国2016年来社会与政治乱象的大战略转向解释》中已说过。
再工业化不能解决中国发展带来的威胁，只能缓一时之急，美国人但凡考虑长远就必然配套其它手段，最可能的便是重建全球化体系。既然全世界都无法在中低端产业链上与中国竞争，那就将中国排除在外，这需要重建冷战对抗格局才能实现，大概率导致多个大国瓜分世界。从19世纪后期的经验看，多个大国在能够继续瓜分世界获利时，可以避免直接开战。这并不是抛弃全球化，而是从控制全球转向深耕部分区域，是发展维度的变化。其方向很可能是超级公司与城邦国家的结合，类似我国部委与地方的条块模式，从而彻底消除国家对资本的限制与威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各国均让渡一定国家主权便是预演。该路线侧重再工业化时可以缓慢剔除中国，侧重重建反之。贫道认为他们还可以选择摧毁欧洲，只是没这个苗头。
图：19世纪被列强瓜分的非洲，这代表了彼此封闭的世界市场体系。

以中美现有军事实力和发展速度，美国2030-2035年后便无法在东亚用军事力量压制中国，时间越晚成功率越低、代价越大。失去军事优势不仅意味着美国金融业利润会迅速下降，更存在未来被逐出欧亚大陆的可能，这是其能遭遇的最恶劣态势。美国要摧毁中国军事力量，和平状态下至少需要5年动员时间，时机转眼即逝，要么马上行动，要么干脆放弃。
美国本土与欧亚大陆间隔重洋，即便战争失利也无需担心外敌入侵，这给了美国人大胆尝试的底气；职业经理人群体以任期制的公司董事长、政府政客为主，他们出于业绩考核压力而优先考虑短期利益，因此热衷冒险。与中国开战的风险一方面来自战略核打击，可通过削减核武器、控制战争范围与烈度规避；另一方面来自主要物质商品生产国停止出口导致的供应链风险，可通过增强军事力量以缩短战争时间、发展替代供应链、进行社会管制来削弱，于是前述两大路线有同时推进的可能。
美国可通过局部战争破坏全球供应链，从而制造大规模通货膨胀推动普遍动乱，破坏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经济手段拉拢其他国家的努力，并使本国高科技产业获得成本与稳定性优势。战争还能划分敌我阵营，重塑冷战对抗格局，从而以军事威胁迫使其他国家与中国对立，并大量购买本国军火。之后通过持续增加的经济制裁，将中国逐步踢出美国全球化体系，并同步培育其它易于控制的物质商品生产国，完成供应链替代。美国已成为能源净出口国，能源通胀可使其获得巨额利润，战争导致的经济动荡也能为金融获利创造时机，从而筹集资金推动军队与供应链重建。重建达到一定程度后，美国即可宣战或放弃战争路线。
该路线的优点是兼顾美国各方利益，并将最终决策的节点推后，避免各方立即冲突，从而维持国家整体行动能力，这对深陷内斗的组织特别重要。缺点是树敌众多，将中国排挤出全球供应链必导致全面对抗，发展能源产业必然打击能源出口国，推动通胀、发展高科技产业必然打击欧洲，各小国更免不了殃及池鱼，这会导致美国与全世界尤其是中欧俄为敌。因此实现该路线的前提是确保中欧俄相互敌对，无法联合起来对抗美国。
俄乌战争爆发后，欧俄联合排挤美国的可能消失。美国立即推动对俄全方位制裁，将其排斥出全球供应链，其中可笑的制裁是用于划分敌我阵营。俄国是重要的能源、化肥和粮食出口国，战争与制裁已导致大规模能源与粮食通胀，未来数年的饥荒还将进一步推动全球动乱。中东欧国家开战后立即开始武装，日本宣布要修改和平宪法，美欧胁迫中国加入对俄制裁，冷战前期的中苏对抗美欧日的态势隐约复现。后续只需继续破坏全球供应链推动通胀，启动对中国的经济制裁，重建军队，坚定推动再工业化，扶持其它物质商品生产国，便可逐步确认其是否执行此路线。
图：德国和日本是二战战败国，他们再武装意味着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彻底崩溃，这种大事却没有什么国家出来反对，可见各方都已经厌倦了既有国际秩序。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他说德日再武装不是什么好事。

这一路线要求美国有很强的行动能力：首先是政治上推动欧洲、日本及其他国家制裁中俄，完成敌我阵营划分；其次是经济上推动本国快速实现再工业化，并投资建立新的物质商品生产国；再次是军事上快速重建与强敌交战的能力。其中有欧洲国家背盟反刺导致的政治风险，本国金融业摧毁实体产业与军队重建的经济风险，中国军事力量发展速度超过自身的军事风险，社会动荡削弱行动能力的社会风险。
俄国的战争表现十分拙劣，完全不具备协助欧洲对抗美国的军事实力，于是政治风险在中长期内已极大降低。遏制经济风险需要强大战略定力，并对本国金融集团有极强控制能力；遏制军事风险需提高军费使用效率，并对军队-军工集团有极强控制能力；遏制社会风险需维持社会福利或强力镇压，要求统治集团有统一的坚定意志。以美国的现状，这三条都极难实现。但这三项都取决于美国自身，人们为避免内战风险，往往倾向于相信自己能抑制贪婪、维持合作，欧美唯心主义倾向下尤其如此，所以他们很可能足够自信。
若美国能快速重建军队，从而自信能在物质商品供应中断导致国内崩溃前战胜中国（强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非军事化或国家分裂），便会选择与中国开战；若无此自信，便会选择再工业化和重建供应链。美国军事力量的衰弱，主要源自去工业化导致的武器装备价格暴涨，以及军队任务过重导致的人员与装备损耗、专业技能荒废，解决它们必须重建军工系统、大量订购新式武器、大幅减少军队任务并增加装备采购和训练开支，这些方面的动向可以作为观察指标。
俄乌战争爆发前后，美国反复强调自己不会直接干涉，开战后德国开始再武装，未来可接替美军在欧洲、中东、北非的任务；若日本开始再武装，美军还可从西太平洋地区撤出，大幅减少军队任务这一项接近实现。后续摧毁全球供应链过程中，美国只要不占领广大地区，只进行远程打击和小规模突击，被拖住的概率便极低。

三
欧洲在二战前是世界霸主，最终在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被迫解散殖民帝国成为美国附庸。欧洲从未停止抵抗，但因实力悬殊只能消极进行，如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讲，打破美苏联手统治世界的可能促使其敌对，从而使美国不得不拉拢自己；1970年代推动美元危机摧毁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被迫由金本位转向信用货币。欧洲试图联合以凝聚力量，如建立欧盟和欧元，但在美国压制下仍严重缺乏行动能力，无法获得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这点与日本相同。
二战后欧洲经济濒于崩溃、社会日趋动荡，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极大提高了镇压成本和风险，于是欧洲推行福利社会以缓和矛盾。为追逐利润，资本必然转向金融业为主的虚拟资本主义，这与福利社会一起推高了生产成本，导致中低端制造业逐步丢失。冷战后欧洲一方面发展虚拟资本，另一方面推动对中国等制造业国家收取碳税，希望以此维持中高端制造业市场份额，并获取超额利润。此时美国军事实力冠绝全球，控制着世界能源与航运通道，紧跟美国才能使风险最小化，因此尽管中国尝试拉拢欧洲共建多级世界，但其始终坚定跟随美国，致力于推动中美直接对抗（俄国也是）。
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紧随美国实施对俄制裁、启动军备建设，自然有其收益：首先，福利社会导致福利支出巨大，只有推动战争与动乱才能改变社会普遍认识，从而接受通货膨胀变相削减福利，进而获取资金提高自身行动能力；其次，欧洲未能跟上新世纪科技革命潮流，汽车等支柱产业面对颠覆性技术无以为继，碳税设想拖延太久已无法获得超额利润，只有大量投资军备才能推动中长期发展；第三，社会普遍认识从歌舞升平转向动乱年代后，欧洲可能压低人工、制度等制造业成本，在美国重建供应链的行动中排斥中国、占领中低端产品份额；第四，欧洲维护自身利益最弱一环是军事力量，只有参与对俄制裁才能获得美国允许重建军队。
预计欧洲再武装过程中，会不断整合东欧、南欧边缘地带和中东、北非、西非等邻近地区，以满足自身发展对资源产地和商品市场的需求，这会导致大量战争，能否以战养战获得收益盈余是大问题。福利社会解体必然导致内部动乱，能否重塑社会秩序、推动社会生产也是难题。多国如何整合力量，更是欧盟久拖不决的问题。总之，欧洲需要极强的行动能力，这要求统治阶级的意志高度统一，并建立能凝聚全社会共识的道路，前者恰恰是欧洲的短板。
图：作为顶级汽车大国，德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那2025年各方停产燃油车后德国工业靠什么带动呢？
俄乌战争爆发后日本首相宣布要修改和平宪法，若后续快速推动，则可确认其加入美国的计划。日本有与欧洲相同的困局和收益，但因东亚地缘政治环境不同，发展前景更加极端：欧洲还可向周边扩张，日本向外迈出任何一步都要与中国或美国为敌，无法以战养战；中美开战后日本大概率成为主战场，极可能被摧毁。日本要获得足够补偿收益，除非中国政府被彻底摧毁、国家被肢解分裂，但这种概率极低。中国若能建立自己的区域供应链，并对美国建立一定军事优势，日本有学习一战初意大利中途背盟反刺的可能。
苏联国有资产被官僚资产阶级窃取，解体衰落后沦为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机电产品和日用品进口国，这一经济结构使官僚资产阶级蜕变为官僚买办，希望持久依附欧美。但美国为抑制欧俄联合的可能，坚持打击俄国及附属势力，断绝了俄国投靠的可能，迫使普京从自由派阵营转向皇俄阵营，继而为获得威望而轻率发动俄乌战争。战争失利与即将到来的经济困局必给其沉重打击，面对西方全面封锁，自由派阵营必然大幅衰退，皇俄上台概率很大。
作为民族主义势力的皇俄派天然要求对外扩张，但受实力限制而暂时要求统一俄族聚居区。俄国只要维持既有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具备很强实力，也就无法实现中兴扩张，只能在边境被动抵挡。俄国是核大国，周边国家尚不敢分割占领，也就没有覆灭危险。由于缺乏足够内外部压力，俄国彻底转向战时经济模式的概率极低，市场与计划中间态的强力官僚资本模式也较难实现，故国力长期疲软、被动挨打的可能较大。俄国社会对战争损失有很强承受能力，一战时损失3%人口才崩溃内乱；俄国地大物博能自给自足，作为资源出口国也能换取足够物资，有能力坚持长期战争。
图：经过一战的巨大损失后，俄国才肯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合约》，大幅割让领土来换取和平。没有这么大的损失，俄国人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
苏联工业长期依赖引进西方技术或整个工厂，俄国更不可能独立发展。美欧封锁打击下，不管俄国何人上台、采取何种体制，都必须在能源与原材料出口、技术与工厂引进、武器研制生产等全部经济领域依赖中国，双方合作共赢空间很大。欧洲-中东战场越激烈、压力越大，中俄合作就越紧密。阻碍双方合作的主要是俄国的敌视戒备心理，最可能引发该问题的是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解决它需要欧美坚持制裁。只有欧洲接纳俄国后，中俄联盟才会破裂，此时必然伴随着美欧俄联合围攻中国，或欧俄联合排斥美国。长期战争状态下，俄国除非连续遭遇巨大失败与背叛，否则难以与欧洲联合。
美国以局部战争破坏全球供应链、以大规模通胀推动普遍动乱的路线，必然导致全球诸多国家严重受损，依赖石油进出口、粮食进口的国家尤其严重。局势明朗后，认识到自己是牺牲品的国家必然反抗，如近年来沙特与我国在石化领域加深合作。但各国力量薄弱分散，无力单独抗衡美国攻势，只有与其他大国合作时才能有效对抗。若无法获得足够援助与信心，必然有买办推动投降。
四
中国1950年代建立全套工业体系和高效社会组织动员体系，又于1970年代初开始引进吸收国外技术，从而能以本国力量低成本满足规模扩张和产业升级对生产设备的需求，并不断推动相关产业升级，进而具备超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这是中国能利用全球化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作为人口大国和世界工厂，中国必须获得大量资源才能维持超大规模生产；作为技术落后国家，必须引进国外技术才能实现产业快速升级，这都需要依赖美国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因此中国有维护当前秩序的动力。但全球化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维护秩序，美国决定重建供应链时，全球化便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这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
对美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有望维持全球化，但这意味着国内利益被美国永久性分走很大部分。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国外市场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外贸依存度由2006年的64%下降到2019年的32%，外贸系统发言权必然随之下降，且完全无望弥补开放金融市场的巨额损失。加之我国军事力量发展迅速，已在本土周边对美军构成致命威胁，有潜力维护本国利益，故维持全球化路线难以获得多数认可，这将导致外贸利益集团覆灭。就根本而言，一个蓬勃兴起的大国在遭遇巨大的失败之前，不可能主动投降，因此该集团的覆灭是注定的。
拒绝投降导致美国开战或重建供应链，必然对我国造成巨大冲击：首先，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生产对资源有巨大需求，全球化解体后必须自行寻找资源产地填补空缺，否则必然爆发经济与社会危机。以中国对能源、矿产和粮食的需求量，不仅需确保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供应，还需获得亚洲或非洲的大部分资源产地才能满足。其次，全球化在过去40年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商品市场，使超出本国购买力的商品得以售出，从而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维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球化解体后，中国必须为这部分产能找到替代市场，因此必须建立内循环经济，否则会立即陷入严重危机。
想解决资源产地与商品市场非常困难。在全球化解体、中美对抗环境中确保资源供应，必须用军事力量控制资源产地和运输航线，同时考虑到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必须控制从日本到东非的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这需要极强的军事实力和广泛的海外部署，而我国军队无法满足，其根源在于国防与军队建设效率低下。如空军装备建设思路远落后于时代潮流和国家需要，若在海湾战争后便按美军思路规划装备体系，在技术基础和经费不变的情况下，作战效能可提高十倍以上，与美军对抗时能从难以自保变成互有攻防。而在军队和国防建设所有领域中，装备问题是最小、最好解决的。
图：马六甲困局只是我国受制于人的一个表象，即便马六甲海峡畅通无阻，美国、印度、澳大利亚等一样可以在整个印度洋拦截我国商船，如银河号事件。
建立内循环经济的关键是增加本国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将社会购买力提高到接近总产量的地步，从而确保生产商品全部售出，维持再生产持续进行。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是贫富悬殊，富人大部分需求已经满足，因此消费远低于收入；只有缩小贫富差距或强制富人消费，才能持续增加有效需求。若仅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则投资项目完工后必然形成更多产能，导致有效需求更加不足，情况持续恶化。马太效应必然导致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是全世界共同的难题。2021年虽然提出共同富裕，但仍仅限于口号，内循环经济自然无法建成，被封锁后必然爆发经济和社会危机。
国防与经济建设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源于组织动员能力不足，而这又源自缺乏适应时代需求的理论解释世界，自然没有能通往胜利的道路和凝聚人心的旗帜。虽然已有人在尽力救治，但病入膏肓时服兴奋剂只能消耗机体最后的活力，而不可能药到病除。当然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强国，且内部问题在各主要国家中相对较轻，仍有很强行动能力，即便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也可能建立区域产业链，但效费比与成功率必然较低。当前中美欧俄等国主要问题都在内部，谁能更快更好地解决内部问题、极大提高行动效能，谁就能获取巨大竞争优势，主导21世纪前期世界局势，这是最根本、最关键的竞争维度。
美国开战或重建供应链两条路线中，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开战，这对美国和美军同样有极高风险，在我国外贸利益集团覆灭后成功率也极低。美国在2010年代中期就曾放弃该路线，只要我国军事力量增速明显超过美军，便能继续阻止开战，同时我国要解决资源产地问题也需发展军事力量，因此当前必须优先整军备战，以防中美开战这一最差情况发生。军队建设要侧重发展战略进攻能力：首先，只有实施战略进攻才能获取资源产地、控制关键航线、维护盟友安全，从而维护军事安全和经济运行；其次，军事科技处于进攻方占巨大优势的阶段，防御反而要消耗更多资源，单纯保全国土并不能满足国家利益。
图：美国1980年代部署战斧巡航导弹时，认为自己在此投入一美元，苏联就要花20美元才能抵消其威胁，因此巡航导弹的费效比极佳，这一情况并未改变。
战略进攻要有方向，必须优先选择能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运行，且重要性、成功概率和效费比较高的方向，后两者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敌我关系和时机。和平状态下，各方都可在全球自由投送力量，主要考虑经济效益而非能否将力量投送到当地；对抗状态下，各方会相互拦截破坏力量投送，距离本土核心区近、交通便利、合作性好的地区投送能力就强，而对手的力量相应变弱，自然易于成功。各国的力量及其分布并非恒定不变，而是在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不断流转变动，对手力量的低谷区若与己方高峰区重叠，便是最佳时机。战略进攻不只是军事进攻，商业与政府合作同样是重要手段，甚至是主要手段。
当前我国战略进攻的最佳选择是中亚和东南亚。
中亚是欧亚大陆的中心，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足以满足我国长期需求。宗教极端势力和泛突厥主义均试图夺取我国新疆，只有控制中亚才能维护边疆安全，进而影响南亚和西亚。美国匆忙撤出征战20年的阿富汗，摧毁了中亚对他的信心；俄国陷入乌克兰战场后抽调边疆驻军，对中亚影响力极大削弱，于是中亚最大国家哈萨克斯坦立即转向中立；我国自2016年起对新疆民族问题进行整顿，已在当地重建秩序，与中亚国家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双方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因此当前几年正是我国的最佳进入时机，尤其应迅速开展能源管道、重载铁路与安全合作协议等基础设施和顶层规划合作。
东南亚不仅是资源产地，更是我国周边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美国控制时，我国只能在沿海地区被动防御，通过中亚与中东、南亚、俄国进行有限联系。我国控制时，向北可包抄日本侧翼，向东可进入南太平洋联系拉美，向南可进逼澳大利亚，向西可进入印度洋联系东非、西亚或呼应中亚，从而掌握战略主动权。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威胁我国家安全的核心前进基地，拉美是美国最可靠的战略后方，印度洋周边和中亚是我国重要资源产地，因此控制东南亚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必需。中亚虽是欧亚大陆中枢，但最近的后勤基地西安也远在3500千米外，且地形崎岖交通不便，不利于力量投送。
其它地区短期内不宜大举投入。中俄有加强合作的客观需求，我国有必要实施租借法案予以支持，但俄国始终有很强戒备心理，不经历欧美持续制裁的打击难以清醒。俄国缺乏统一强大的社会组织，内部势力众多，特定局势下极易改朝换代。我国为确保盟友的可靠性，必须与之全面深入接触，但这只能缓慢进行。东北亚对我国家安全十分重要，日韩深受美国财团与驻军控制，在我国军事力量显著占优前，其紧跟美国的政策不会转变，但之后有背盟反刺的可能。日本是美国控制东亚的基石，日韩自身军事实力较强，在有肉可吃的条件下，这种政治和军事上的硬骨头不宜在初期强啃。
图：世界航运图上的东南亚及其周边区域，直接影响北大西洋之外的半个世界。马六甲困局便是东南亚枢纽地位的外在表现之一。
总之，在美欧中俄对抗态势下，中亚和俄国可以确保我国能源和矿产供应，从而维持基本生存；东南亚可以确保我国掌握战略主动权，从而争取更好局面；而且二者紧靠我国，都处于对手力量的低谷期，因此应作为战略进攻的首要方向。拿下它们，就能避免美国进攻导致我国进口资源断绝、没有战略纵深、处于被动挨打态势的问题，从而降低中美开战这一最差态势的发生概率。
中亚和东南亚在我国西北与东南两端，分属内陆与海洋环境，看似存在二战日本北上与南下战略的矛盾，其实并不冲突。日本北上是配合德国进攻苏联夺取东亚大陆，南下即向英美开战夺取东南亚，二者都需投入全部资源，但交战对象、战区环境和所需力量均不同，故必然相互排斥。当前中亚周边无强敌，域外大国力量极大衰退，当地经济结构与我国互补，可通过商业手段获取资源，只要不强制改造中亚社会，只需很少力量就足以维护秩序。拿下东南亚后，我国力量必然进入北印度洋，从而与中亚相互呼应掩护；只要俄国不背盟反刺，中亚便不需要巨大投入。虽然两个战区分别以陆海军为主，但当前高强度对抗的核心是航天、航空、电磁和网络力量，并不因战区地理环境变化而失效。
拿下东南亚后，我国才需要在东北亚、澳大利亚与南太平洋、南亚西亚、东非四者之间选择重点方向，这取决于当时的各方态度、欧美力量和整体局势。若追求绝对安全，我国需控制整个印度洋沿岸和南太平洋地区，对国力消耗极大。地缘政治规划必须有助于国家养生，而非逼着国家拼命。美国若不能在我国控制中亚和东南亚之前开战，大概率会选择重建全球化，这样殖民地战争就会彻底取代第三次世界大战，重点方向选择主要考虑经济收益而非军事安全，反之亦然。
中美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强国，能迅速统一的欧洲有望成为第三个，其它国家与地区均无希望。中美避免直接开战后，必然联手瓜分世界，此时压力便转移到其他国家。
五
以上面的推测，未来3年内可供判断本文对错的标准包括：
1、乌克兰战争长期化，乌克兰有获胜可能时遭遇美欧限制打击，以确保俄军占据优势、凸显俄国威胁、推动本国动员；
2、德国、波兰和日本加速再武装；
3、美欧加速新建和扩大军事同盟，如北约增加成员国和任务区域；
4、美欧打击供应链薄弱环节以推动通货膨胀，如能源和粮食出口国；
5、美国放松法律限制，发展页岩油气等新能源产业；
6、美国大幅增加军费，加速装备更新换代；
7、美欧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