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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中国文人信仰缺失，人格实用功利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化的先进和精致中华文化的一直传承和延续（也许是大一统，也许是术的层面发达）同时中华文化又被腐朽的儒家文化所代表和主导，所以中国多次被灭亡。
在西方，与孔老二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定义了一个最高的哲学范畴，神----永恒，最美的存在，神的本性是理性的，是思想的由此，开创了一神论哲学，为宗教奠定了基础，走上了精神上依赖彼岸世界的宗教之路，他们思考善恶，平等，神启，法治。他们有一种形而上的信仰，不满足于从教条或祖宗那里寻找人类本质的答案，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探索信仰，从而导致了科学。推动了社会进步，当然也奴役欺负了其他民族500年，南美印加人和北美印第安人几乎被灭绝。
    信仰是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选择和持有，是对一种主义或主张带有情感体验色彩的信奉和尊崇。 由于信仰或真理文化的缺失也使得中国的社会及文化在所有的领域都是残缺不全。例如在审美领域中国有秀美壮美范畴，但缺崇高之美。在诗歌方面有言志的诗，有言情的词，却没有献给造物主的颂。所有这些文化欠缺都影响了中国人的性格和品行。历史上，中国的英雄不少见，但是像毛主席周总理那样的圣徒绝无仅有。
中国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为中国人的生命意义或人生使命做出解释。孔老二发扬光大了一个最实用变态的概念-----礼，它是统治的基础，伦理原则，宗法要求，等级社会的需要，礼是卑者的臣妾之道，也是尊者的面子和装B追求。在论语的指导下，中国人便沉浸在酒色财气中，思考人伦，尊卑，道德和中庸。指导思想的低级（无信仰的伦理）和反动（等级制）孵化了中国文人一种功利实用的依附性人格。哪怕有一些所谓的傲气，先天下之忧，也不过是做秀，博名而非真的为大众为真理。在儒术的熏陶下无法产生自觉理性批判社会的勇气，出现在社会进步上的探索者和实践者。这样的思想和社会条件只可能产生两类人：一类是满腹功名利禄，媚上，媚势，媚富，媚俗的投机者，另一类是不问现实只讲教条的削足适履者，民间笑话中不是悼词写错而是人死错的腐儒。“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倭仁的节气值得肯定，但是只红不专是错误的。
自由和独立的人格（自由和独立不是绝对的必须在一定的信仰或禁忌之下）和社会运行良好有正确的选择机制是产生美好情操的两大条件。妨碍人们公平勤劳致富实现幸福梦想是社会道德堕落的根源。没有超越个人自身私利的追求就不能有真正的荣誉感，消除人们非正当得利是社会公正健康良性发展的前提。劳心者治人的观念区分了体力劳动和读书的等级差别，造就了中国文人以追求官本位，追求权力，参与权力为荣，歧视劳动没有平视万物的博大胸怀，不可能有普通劳动人民的感受，只有治人者的傲慢和得意。哪怕是一些号称自己没有做官欲望的所谓热爱名节的人，也不过是得意时以诗易酒，青楼薄幸，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研磨，这种无聊的自我炒作，玩噱头，而非真正的占有真理式的内心人格强大。或者失意后怀揣对现实的不满遁入人格自闭和思想上的孤芳自赏或者荒诞审美。
在这样的追求下读书的目的就非常世俗功利，甚至卑鄙无耻，没有真正的信仰和追求，一个人可以追求知识，财富，权力，名誉，关键在于这种追求应当为了荣耀上帝（毛泽东思想）或人民，是为了神性不是为了先富才不会堕落。
5-2中国文人的依附性人格的文化传统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主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剖析，他指出，知识分子不是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就是附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族资本主义或者小生产所有制的皮上，的确如此：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依附于体制的毛，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立场，依附性是中国文人，士，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文人是文化的载体，当社会的统治完善到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程度后，再加上以儒取仕的科举，所有的读书人都做上“学的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春秋大梦，造成对封建皇权社会官僚系统严重的人身依附和对封建儒家文化的精神皈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先贤提出的人生理想,,其中的修身齐家是道德目标，治国平天下是政治目标。或者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有这些人生设计都暗示了从政当官的人生之路，为官本位的社会打下文化基础。这样的人生是一种依附的人生，而非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人生，而智慧和灵魂的升华来源于真实的人生。事实上儒生读书的目的多半是为了做官出人头地，谋财享乐和光宗耀祖。尤其是在宋真宗的劝学篇之后。历史地看祸国殃民流毒甚广对中国人性破坏最为严重的是，宋真宗的黄金屋，颜如玉读书观和邓太宗的白猫黑猫发财观。他们的读书观和发财观都是利用人性的贪欲，自私和弱点作为达到目的驱动力而公开号召的。将读书求真求实的崇高沦为求财求色的庸俗，这样的读书观发财观所指导的其实是一个人身依附的过程，是一个放弃灵魂，放弃自我，放弃善恶，放弃真理追求，走向魔鬼的过程。在这样的发财观指导下，出现三聚氰胺，黑窑工是必然的。所谓的平天下是一种价值观的依附过程，仍然是缺乏信仰的自我实现，正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先天性弱点，无法实现，军事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所以儒家从来没有实现过平天下----主动价值观输出的梦想。这里的天下是天子的天下，是由皇帝领导的，以儒家士大夫和乡绅联盟为基础的，以孔孟之道思想为指导理论的天下。是儒生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家园，是不可动摇的，实在需要变，也只能改变皇帝的姓氏，其它的（被称为道统）是不可变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可变。韩愈所认为的道代表的是社会和自然运行的正常法则，宋儒所理解的道是一种宇宙规律，是一种自然秩序，同样都是现实世界的秩序。在宋代，一些读书人虽然也曾经试图认识宇宙的主宰等问题，但是他们缺乏超越性，缺乏神性的导引。主宰他们内心的是出人头地，成神成圣，而非为了信仰以服务的心态去思考，去探寻，去追求上帝（绝对真理）。因此他们没有得到真理，也没有迎来科学，而是走向了唯心的伪道学泥潭。最终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只有装腔作势，哗众取宠，没有真才实学，只有欲望私利，没有理想责任，只有风向得失，没有真理和信仰，只有尼姑小妾，没有上帝，只有人欲，没有天理。他们缺乏一种全人类向何处发展的思考，如何为了整体的发展并保证每个个体平等而自我约束。在中国文化的专制，比皇权的专制还可怕，皇帝还有更换，而儒家文化专制千年未变，这样的精神和物资双重依附的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有自己独立的理性的政治主张和探索真理的勇气的，只能是御用文人绝不可能为了追求真理而引领时代。也就绝对不会再产生思想家。了不起是做卫道士。文化先进是政治先进和社会先进的保证和土壤。在战国以前，中国是贵族文化，汉代以后，中国文化被儒学这种官僚士大夫文化所代表。儒学这种官僚士大夫文化的特点是内敛的，自我封闭的，功利的，依附性的。中国的文人绝对没有可能自主地成为社会变革的理论指导者或成为社会进步的引领者。中国的文人普遍没有救世情怀，更不会有牺牲精神。他们普遍有着实用主义加机会主义的人生哲学，如此功利，顺则以精英自居，碰到挫折动乱就避世谈玄，参禅修佛。1916年陈独秀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一九一六》，另一篇叫《吾人最后之觉悟》，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已经从“政治”转到“伦理文化”上去了，在《一九一六年》继续写道：“自吾国言之，吾国人对此一九一六年，尤应有特别之感情，绝伦之希望。盖吾人自有史以迄一九一五年，于政治，于社会，于道德，于学术，所造之罪孽，所蒙之羞辱，虽倾江、汉不可浣也。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惨痛忏悔，改过自新。中国从汉代到五四运动没有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思想和科学，只有外来文化的入侵。幸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思想和实践是对人类思想的伟大贡献，感激毛主席发动和周总理主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中国人民思想上，心灵上的儒释道和官本位的枷锁。
5-3并不崇尚公平竞争的文化传统
儒家学说是以不平等的礼治为核心，所以儒家讲礼并不鼓励公平合理竞争，因此间接导致中国传统社会没有养成中国固有的竞争规则和文化传统。表现为要么死等天上掉馅饼，要么下三滥的搞阴谋或者受贿。
天生万物或互生互利或相互竞争这是放之万物而皆准的真理，而腐儒们硬是要活生生地造出一个劳什子礼来，生小腐儒居然被称为周公大礼，真是很病，很变态。国与国的军事斗争，涉及国家民族存亡，黎民百姓生死也搞出个先礼后兵。难道担心对方打无准备之仗吗？军事斗争首先要考虑成本和对敌人的分化瓦解。
如果事先的非军事手段不能起到号召人民，分化打击敌人的效果，还是突然袭击更好。礼让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如果一个兔子挤到豪猪群中，不管它怎么礼让也是无用的，难逃被刺死的命运。近代西方社会进步，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上帝的指引下统一信仰，内修文明，外施暴力。而印第安人和许多非洲美洲国家亡国灭种的事实也证明了落后没有食色之外的没有凝聚力，不但挨打，而且还要亡国灭种。从深层次讲中国的农耕文化缺乏海盗文化那种与生俱来的探索，竞争意识。
正是由于缺乏公开阳光竞争，而千百年来中国的官场文化总和阴谋罪恶，尔虞我诈潜规则相联系，同时中国又是一个交织人情宗法的乡土社会。这样的综合作用下永远没有公平可言。所以人们常说“混的怎么样？”在文革期间，人们可以通过诚实的劳动当劳动模范，做好人好事实现个人的社会价值。而在复辟后的今天，一切变了回去，谁觉得我说错啦，去看看中国的官场吧。文革期间没有官，只有干部，老百姓常说先干一步。
不破不立，只有批儒才能破除中国根深蒂固的伦理观，惟上观，惟贤观，建立科学的真理观，惟民观，唯实观形成社会的合理公平竞争。中国的一切反动的丑恶的势力都是披着各种国学，传统的外衣借尸还儒教之魂的，什么小康，和谐，如现在的枪还像毛主席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时那样方便，绝不会有强拆。斗争精神是人类一切思想的进步之源，民众的斗争性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培养民众斗争精神的政治家是伟大的政治家。民众的斗争精神只有在真理文化的培养下才能形成，真理文化是斗争精神的前提。
5-4.崇文抑武的文化传统 
前几年有句话：内不崇文，外不宣武，只有混账东西.说的是北京宣武区被撤销。中国社会尤其知识分子们有着病态的崇文抑武的文化传统。很多人把这一祸根归罪于赵匡胤。我个人觉得不能完全归罪于赵宋。他们也是顺势而为，如果中国是铁血文化主导他赵宋王朝改的过来吗？任何事物都有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国社会的文弱滥觞于汉元帝时，在晋朝开始占上风明显的。无需学术考证，秦末汉初，韩信那莫纤弱的人也配把破剑，更有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些豪情不同于宋朝文人的梦游，这都是付诸实施的。；由此汉朝的尚武可见一斑。但是当时也有比汉元帝还要出名的昭君出塞。现有的史料记载表明昭君的确不是兵临城下的和亲。但也是一种为和平牺牲财帛美女的短视功利。与希腊文化为了美女不惜战争十年的血气有云泥之别。西晋为夺取政权，寻求士族支持，而士族大多是儒学世家，所以尊儒重文是西晋的基本国策，两晋社会的士族尚浮虚，逃避社会责任，主张文弱，清谈，无为，依然成为时尚。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风度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当时处于儒教伦理已经弱化，佛教刚刚传播，读书人上升的科举通道还没开启。所以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形成孤魂野鬼式的没有任何价值意义的魏晋风度。隋唐通过科举实现了文人对权力的依附，于是唐朝文风渐盛，虽然初唐还有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的豪迈。但到了小李小杜，温庭筠的年代那已经是相当的纯娘们啦。到了宋，经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的熏陶。还有什么无耻的事情做不出来啊。宋的无耻其它章节会说的。
就历史的事实来看，往往儒盛则国弱，儒兴则民愚，儒学的大行其道大多是亡国的先兆，孔老二的粉墨出场常常是政权灭亡的报丧鸟。立孔老二那个衰像于天安门广场绝对是不祥之兆。晋，宋，明，金都亡于儒。
在战国时期唯独秦国，禁儒入秦，依法治国，最终以500万人口，一百万军队，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在汉代，汉武帝打败了匈奴，稳定了西部边疆。独尊儒术虽是汉武帝所倡导，但汉武帝并没有被儒化，他尊儒仅是为了和他奶奶的权力斗争，汉代是自汉元帝真正开始兴儒的。这个判断起来很简单，只要这皇帝是儒生教大的这国家就完蛋一半。汉武帝和朱元璋虽然也夸儒好，但他们自己并没有被儒化，所以当时没事。虽然唐也科举但是唐是少数民族，开国时它的建立者没有受到儒的影响。所以开拓了唐的疆域。没有虔诚敬仰正义的人必然软弱。在宋代，宋朝最多时有8000万到一亿的人口最终被二百万人的蒙古所灭国。在北宋初期，北宋人口近亿，金的人口不到5000万，辽约1000万，西夏约300万。
明末满清女真共有60万人口以10万八旗兵，外加10万汉奸军队就统治了近亿人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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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主:welyoung于2023_05_12 3:21:3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