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和七千人大会的简单评论：

小岗过去吃返销粮的自私无耻懒惰和今天分地后依旧平穷的事实雄辩地证明小岗人和还乡团的谎言和分地的罪恶。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一可以实现剪刀差和统购统销的积累方式就不可能有今天实现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中国工业化资金那样快速的积累，资料显示70年代中国的积累率37%，而农村保持温饱并略有发展基本没有贫富差别。这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梁漱溟舌战大仁政，小仁政的关键所在。大仁政是国家的独立富强和长远发展，小仁政是农民当前生活的改善。只有先暂时牺牲农民完成工业化积累，实现农业机械化，中国农民才能走出面朝黄土的万年劳作之路。也才有中华民族在西方世界体系中获得平等一员的资格。

如果没有人民公社这种集体主义的经济形式就不可能有1）兴修水利改天换地的农田改造，如华西村，大寨，沙石峪，林县红旗渠等。正是人民公社的形式将中国农田的可灌溉面积由建国初的18%提高到七十年代末的46%。如果没有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积累就不可能有2）改开后的乡镇企业兴旺。今天农村的日益衰败破落,水利设施荒废，防灾能力减弱，土地退化，假种子，假农药横行以及农民工单独没有组织地流入城市打工成为弱势群体被剥削被迫害和人民公社制度被砍掉不无关系。最后一点，人民公社的解体，使得中国农民失去成为完整的人的人生意义教育，人民公社时期，社员通过参加集体劳动，民兵训练，集体政治学习和文艺宣传活动可以受到人生意义的教育。只有人民公社的这种政治经济形式才能使中国的农业人口走出传统的私有制家庭的个人意识，走向集体，国家，公德。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干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5.第23页）

作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在全面复辟集结令的《历史决议》其高明之处在于混淆责任，将导致五风的责任嫁祸于人，其画龙点睛之笔在于点毛主席的名，其反动之处在于否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巨大成就，片面强调了失误。而且还荒唐地暗示了一个逻辑，大跃进导致浮夸风，真实的事实是官僚和当权派追求政绩导致浮夸风。大跃进的错误是方法和工作经验方面的错误，而浮夸风是品质问题。但是也不能绝对地说浮夸是为了政绩向上爬，比如我就专门读过大量介绍吴芝圃的文章，得到的结论简述如下：1925年入党，领导农民起义，一生嗜书如命，作风清廉正派，也勇于自我批评，但工作上有派性问题，不讲科学。《决议》其目的就在于抹黑毛主席，抹黑那个时代，为复辟鸣锣开道。

借用高粱的一段话作为对当年的人民公社的评价：在当年人均80美元、200公斤粮食的起点下，如果没有贯彻城乡的计划（准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在保障人民基本温饱的同时达到20%以上的积累率，就不能在改革开放前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后来的经济起飞。

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建设和大跃进、反对大刮“五风”的讲话、文章，就多达二十七篇。其中，著名的有：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的几篇《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给中央常委的信》，等等……

究竟是谁在强烈反对大跃进期间某些领导人刮起的“五风”，谁应当为大跃进的五风负责已经很清楚了。

五八年的大跃进毛主席，周总理总共安排了三条战线，一是工农业生产战线，主要是农业和钢铁生产，第二是石油开采的川中会战，第三是两弹一星的攻坚战线。其中第一条战线被共产党的决议钦定为毛泽东给中国造成灾难的罪恶。成为反毛辱毛者手中的王牌，再加上后来又有些反动文痞夸大造谣饿死人。真是不可思议，毛泽东被否定难道共产党还能有合法性？中国革命还有正义性？这些决议制定者又有什么资格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政权？难道就是为了饕餮中国工农群众三十年的血汗积累而利令智昏。第二战线川中会战当时也无功而返，但是会战的组织者，领导者余秋里，周总理又决定转战松辽-----大庆石油大会战，一举甩掉中国贫油国的帽子。大庆精神和大跃进是一脉相承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大跃进。第三条战线也于1964年随着蘑菇云的升起而圆满成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从时间，条件上看都是大跃进。中国在抗战后并没有站起来，因为世界的格局是被美苏所主导，中国的利益被瓜分，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摆脱苏联的控制解放了全中国，中国才站了起来。但是中国仍然没有抬起头，只有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野心狼，1950年2月中国才完全从苏联收回东北的权益彻底抬起了头。1964年中国进一步挺胸扬眉成为有核国家。然后由于毛主席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支援世界革命的实践使得毛主席打破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成为世界的一极。这是中华民族的站起来，而中国劳动人民的当家做主人和平等站立是通过全国扫盲，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和文化大革命批斗官僚建立三结合革委会实现的。国际上中华民族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国内被压迫工农当家做主人是相辅相成的。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后，国际上中国一定会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的。

什么没有尊重客观规律，如果片面强调客观规律，一切讲条件。那有什么长征，人民子弟兵解放全中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更不可能有抗美援朝的“打得一拳开”。

按照复辟狂的想法，只有直接投降啦。决议的炮制者无任何创造之才，进取之心，面对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肆意诋毁，完全出于一己之私。

对于毛泽东时代的艰苦奋斗创业建国的历史，不同的思想有不同的回答，钱学森，邓稼先，王进喜这类共和国之脊梁，民族之精神他们甘愿牺牲个人的幸福享受甚至生命，而一些文人流氓则总是怨妇般地耿耿于怀自己不能高人一等，不能声色犬马，寻欢作乐被限制。

如果非要找毛主席，周总理在大跃进中的领导责任，客观地讲就是没有经验，没有注意农业生产和城市人口也就是工业人口的平衡，58年有2500万人转为城市人口，60-62年又精简城镇人口2000万。毛主席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哪个能办到？”

毛主席在大跃进和反反冒进中，是非常注意保护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和热情的，当时中国赖以和美帝国主义竞争的条件只有热情和精神。任何奇迹或者发明创造都是靠精神力量指引所创造的，红军长征，抗美援朝就是例子。同时，毛主席也认为：做实际工作也要讲条件，尊重客观规律和科学。

批判大跃进的恶果：

1）	把大跃进中的失误完全归罪与毛主席不是历史的真实，开了一个共产党故意篡改历史的恶劣先例。破坏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主动承担责任的优良传统。

2）	对大跃进的批判和否定，是对中国人民奋斗精神的批判和否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它充分而又实事求是地体现了当时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革命豪情以及与英美资本主义国家比一比，拼一拼的自信心。它也极大地调动和满足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

就两弹一星的研制而言，大跃进的战略是完美成功的。红旗渠这一人间奇迹也证明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愚公精神是何其伟大，当那些极端自私的复辟狂炮制决议抹黑毛主席和大跃进，以及鼓吹自私自利的万小岗时，难道就不为自己的自私和卑微不安吗？

大跃进的思想孕育了两弹一星，大庆和红旗渠的伟大实践，两弹一星，大庆和红旗渠的完美成功雄辩地证明了大跃进的战略正确和中国人民奋斗精神的可贵。另外两弹一星研制所形成的精心组织，精心施工，技术民主和学术讨论的做法，以及大庆石油会战中学两论和三老四严的管理文化和科学工作精神，也说明大跃进不是不尊重科学的主观蛮干。

3）	大跃进的被批判是中国改开后丧失自信滑向“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的原因之一。

大跃进也好，赶英超美也好它首先所体现的是一种奋斗精神和自信。随着大跃进的被否定和批判导致中国人的自信心不足，一些汉奸，官僚和精英文人开始在不同场合大肆片面攻击各种国产产品的效能或质量问题，又提出什么比较优势的经济理论（如果比较优势经济理论正确，美国为何打南北战争？还有没有美国超越英国的崛起）所有这些与刘邓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哲学思路一拍即合。于是乎就有了吸全国血的经济特区，三来一补企业，富士康的血汗工厂。与此同时相应的运十大飞机也就被XXX点名扼杀在摇篮之中，同样红旗轿车，上海轿车也只有停产，还有更多的装备制造业被解体。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被诬称为僵化封闭的老路。而所谓的改革开放之路不过是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打工之路。经济殖民而已，市场换技术仅仅是换了通货膨胀和自主品牌的丧失。政治上，民主的引进及与帝国主义的和平共处没有如愿到来，反而是领土和主权的丢失和颜色革命。中国作为世界的制造工厂的确建立起来了，然而代价是中国农村的荒芜，农民工超级贫困群体的产生。同时癌症白血病的发病率直线上升。不难看出，改开后靠当洋奴打洋工所换来的GDP是以资源浪费，农民工权益受伤害，国防工业停滞，和环境的污染破坏为代价换来的。总体来讲，三面红旗在决策层面没有多少问题，所出现的问题是执行层面的。一些指标的不合实际，也是下边的问题。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非常值得研究，他没有做任何检讨。而且他和彭真试图把大跃进失误罪责由毛主席承担。而周总理明确反对这样的做法。周恩来说这个事情，讲到责任问题应该从我们自己身上来找，不能往主席身上去找。第二天，陈伯达就直接地指名批评彭真，说彭真你昨天说这个话值得研究，怎么我们干了乱七八糟的事，都是要主席来负责呀，实际上你是违背了主席的思想的。

1月29日，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支持了三面红旗，林说：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林彪还说：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面，也有得的一面。这种失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但我们应该相信，我们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林彪说，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不能因人废言，林彪说的的确是事实。毛主席当时处于二线，而且他还有中苏两党和炮击金门的问题要考虑。但他仍然花了大量时间纠正浮夸风。然而，刘少奇大概是1961年5月才发现问题并开始改正，但他硬要把自己制造浮夸风的“极左”罪责嫁祸到毛泽东的头上，而标榜自己“正确”。 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是直言不讳的：有一个口号叫作‘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在建国后的20年》，鲁彤 冯来刚 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1）刘少奇视察湖南时画龙点睛，直接说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来源：《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身处“一线”的刘少奇自己指导《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口号，竟然能够若无其事地推给“二线”的毛泽东，作为“毛主席犯了错误”的证据，据吴芝甫说：刘少奇认为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三面红旗的提倡是错误的，谁提倡谁承担责任，而在第一线干工作的不该承担责任挨棍子。这是我见到的唯一的一种解释。如这是刘少奇的真实想法，倒也没什么，他不像一些拥毛者所攻击的那样阴险。也并不是野心所致。仅是一种打工心态，不想吃亏。刘少奇认为大跃进错在路线。毛主席认为总路线是正确的，它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历史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错误在于浮夸的宣传和工作的失误。毛主席纠正大跃进的失误的方法是：调整政策，改进作风，修复完善大跃进的模式，充分认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所导致的建设的复杂性，要努力提高各级干部和党员的能力和觉悟。事实上不同形式的大跃进在中国就没停过，高校招生，建大学城，建开发区，豆腐渣工程，假引资等。七千人大会后，一九六三年一月九日，毛主席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赠周恩来，“ 多少事，从来急；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据说江青曾经说过开完七千人大会，主席蹩了一肚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