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国名将白善烨将军的回忆录的摘选第二章，原连载于2011年韩国的《中央日报》。白善烨将军1920年生于平壤一个官员家庭，1940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弃笔从戎入奉天军校，毕业后分配至驻佳木斯的关东军部队，加入“间岛特设队”（针对朝鲜人聚居区的反游击战部队）。1944年在热河日军部队服役，有过与八路军作战经验。日本投降后带领朝鲜人的部队回到平壤，在曹晚植先生领导下的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工作，1945年底“脱北”，来到韩国加入韩国军队。韩战爆发时任韩军第1师团师团长（29岁，上校师团长），在战争中因汉城保卫战、釜山防卫战、第一攻入平壤、第二次收复汉城也是第一入城等战功，以及与李承晚和美军指挥层的良好关系，先后任第1军团军团长（准将）、参谋总长，晋级为韩国第一位上将。停战后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0年李承晚被迫下台，白善烨也被迫退役（年仅40岁）。后担任一些文官闲职，比如驻台大使，1971年退出政界，担任忠州化肥公司董事长，1980年正式退休。
白善烨先生是韩国军事精英，曾在韩战中得到美军和其他国家军队将领的高度评价，他指挥训练下的韩军第1师团在与北朝鲜军和中国军队作战中鲜有败绩。他的回忆录很少有夸张的成分，更没有太多的形容词，比较真实可靠。。。
越过临津江的敌军
32、1950年6月25日的三八线
————连鞋都没穿的美军顾问官“敌军已经坐火车到达了开城站”
我想起了已经戒掉了的烟。站在我身旁的韩国国军1师团（韩军和北韩军当时采用日军编制，师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美军首席顾问官洛伊德·洛克沃尔（音）中校向我递来了一支烟，那是美国产的“好彩（Lucky Strike）”。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气直逼胸中，那种久违的恐惧正萦绕在我周围。1950年6月25日上午10时左右，在临津江铁桥前。
那天早上接到电话后急忙离开新堂洞家的时间是早上7点10分左右。我戴着国军军帽，穿着短统靴，一身教育生服装就离开了家。当时根本没有时间，都没来得及向家人们好好道别。我跑到了家前的大路上。周日早上的首尔大街非常安静，几乎不见汽车的影子。我想叫停偶尔经过的车辆，但车都直直地从我身边开过。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正在这时，有一辆军用吉普车来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冲到了马路正中间，用身体拦在了它前面。
吉普车把我送到了首尔龙山的陆军本部。在二层的陆军参谋总长室，蔡秉德总长和七八名军官正在屋里走来走去。我问道“我正在接受教育派遣，现在可以到师团去指挥吗”。蔡总长大声说道“那是什么话？快点去”。6月中旬前后，我来到始兴的步兵学校，开始接受高级指挥官教育，而师团临时由11团崔庆禄大校（应翻译成为大佐或上校）负责指挥。战争爆发时，我却没在自己的岗位上，情况很糟糕。
没有去师团本部的车。我去拜访了住在龙山陆军本部旁的美军首席顾问官洛克沃尔中校，并说“战争爆发了，我们一起去战场吧”。可他并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驾着吉普车出来了。我想起了每天都去位于水色的连队本部上班的崔庆禄大校，于是我赶快驾着车去了他家。当时他住在南大门市场内的一个理发店胡同里。“快走，去前线”，在我的催促下，崔大校也赶快上了吉普车。
我们先去了水色师团司令部。街道上的情况和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区别，还传来了礼拜天教堂的钟声。9点左右，我们到达了司令部。有几名参谋已经聚在了大门处，他们是炮兵大队长卢载铉少校 、作战参谋金德俊（音）少校和通信中队长董弘旭大尉（应翻译上尉）。
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开城已经沦陷了，而且与正驻扎在开城的12团（团长是全圣浩（音）大校）失去了联系。汶山方向的13团（团长是金益烈（音）大校）正在坡平山前线与敌军交战，水色师团预备11团正集中兵力向前线转移。
因为战争爆发的前一天（24日）是周六，很多士兵都外出或是外宿，一半左右的部队成员都不在前线上。有人解释说，进入6月后接连不断地发生非常状况，于是下令禁止外出或外宿，后来陆军本部好不容易解除命令允许士兵们外出。不过幸好汶山方向的13团正在做检阅准备和野外训练，大部分兵力都处于待命状态。我是在10日前后离开的师团，所以没能全盘了解情况。我决定先去前线看一看。
我们分别坐着吉普和小货车（three-quarter，介于吉普和卡车之间，载重量0.75吨）（应翻译成中吉普）在路上飞奔着，我完全记不起当时是怎么走的，只是一个劲儿地冲向出现在眼前的路。我们先到了师团前阵指挥所——坡州小学。只要登上前面的小山，就能看见开城。登上山顶后，发现前方炮声四起，硝烟弥漫。
之后到达的地方是临津江桥的前面。我不断地抽着烟，嗓子很干。这场战争会如何蔓延呢？我已经29岁了，我的手下有9000名士兵。应该如何率领他们阻止正蛮横南下的朝鲜军呢？看着空气中飘散开来的烟气，我明白了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了。那就是“我真是打好这场仗吗”的问号。
当时，开城12团的美军作战顾问官大里克（音）大尉正在桥上经过，他显得很不安，好像非常害怕什么。驾着专用吉普而来的大里克大尉非常着急，连鞋都没有穿。“出大事了，敌军已经坐火车到达了开城站。”他就像是要断气似的，说话断断续续的。远处传来的炮声时而萦绕在耳边，临津江铁桥重新笼罩上了阴霾。
从古至今，临津江一直都在无声地流淌着。三国时代也是如此，高句丽和百济·新罗寸士不让地展开争夺战、血流成河的地方也正是在临津江地区。而现在，金日成的军队正在朝着这条又深又绿的江的对岸涌来。现在是时候出战迎敌了。于是我拧灭了不知已经是第几支的好彩香烟。

33、漫长苦难的开始
————“敌人来了，炸毁临津江铁桥”……但最终并没有炸毁
临津江铁桥，什么时候把它切断呢？首先得查看一下情况。
我叫来了工兵大队长张致恩（音）。我问道“做好了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将桥炸毁的准备了吗”，他回答说“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是在临津江北侧，仍有12团的3000名兵力滞留在那儿，所以我们决定再等等看。

这时，曾向我递来“好彩（Lucky Strike）”香烟的洛伊德·洛克沃尔（音）中校突然来向我告别。因为“美军军事顾问团(KMAG)向美军军事顾问们下达了全部撤退的命令”。这一消息很让人震惊。如果军事顾问团全部撤退，那依靠他们获得武器和装备等的韩国国军的命运又将如何呢？说是为了保卫韩国才来的，结果却在最紧急的时刻下达了撤退命令，军事顾问团到底有何意图呢？
我抓住他伸出的手，握了握。此时，一种强烈的不安感再次向我袭来，感觉全身无力。很难想象没有美军参加的战争会怎样。坚守临津江大桥时产生的不安感正在成倍地扩大。人流泪分好几种情况。高兴时会流泪，悲伤时也会流泪，在不安感不断扩大以致难以忍受时，也可能会流泪。看着向首尔走的洛克沃尔的背影时，我最终也落泪了。
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我去了驻扎在汶山的13团方向。是拥有在临津江上算是比较大的渡口的高浪浦。尽管如此，金益烈（音）大校指挥的团正在坚持防守，与敌军展开着激烈的交战。
有一个在去始兴接受教育前的5月左右挖好的阵地。这个阵地位于坡平尹氏的大宗聚居的地方——坡平山山脚，这是假想敌军越过临津江时而事先挖好的主防御阵地。我们先挖了单个的战壕，然后再将它们连接到交通壕。挖这个战壕时，动员了当地的居民和附近中学的1000多名学徒护国团学生。
为了先查看战壕的情况，我们上了山，可腿却一直瑟瑟发抖。虽然努力想保持平静的心态，但在这场并没有经历过的战争面前，我仍然比较害怕。我努力想表现得淡定自若，不想让参谋和副官察觉出来，但是最终还是没能如愿。不过幸好他们没能看穿我的心。
在1950年4月末我担任1师团长后所观察到的师团作战区域和防御线的设置并不是很合适。连接瓮津半岛东侧到汶山的三八线防御线直线距离达90公里，非常宽。我们动员了师团的所有兵力，将其集中在第一防御线。但如果这被敌军发现，那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我考虑到了深度和纵深。很有必要假定敌军侵入的主接近路线并层层坚守要道。
所以我所考虑的是，敌军攻来时，在开城展开最大规模的拖延战，之后来到连接临津江以南的汶山里、坡平山和积城的主要抵抗线，再次阻止敌军。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才挖了这个战壕。发生情况时，我命令各部队立即进入自己事先挖好的阵地进行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