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国大陆严酷的政治环境是香港政治禁书滋生的催化剂

香港出版揭示中共高层权斗黑幕和色情丑闻的政治禁书之所以能风靡于世，除了香港社会出版制度宽松和图书市场利润丰厚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客观因素，就是中国大陆严酷的政治环境。在中国大陆对民众言论的管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中共对报刊书籍和社会舆论的管控也比历代执政者都严酷。在中国大陆。不仅有严格的书籍出版和新闻审查制度，还利用掌控教育资源的优势，对中国民众持续不间断洗脑，而且这项工作就是从娃娃抓起的。每年不仅有大量宣传中共所谓的丰功伟绩的红色书籍，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出笼，而随着社会的科技发展，对人民的监控和管制之也日益严酷，在中国高层权斗黑幕和色情丑闻绝对是禁忌的话题。马路上和社区里都安装了无数摄像头，当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各级网络管制机构。这一切都是为了“维稳”。据说。中共每年用在维稳上的费用几乎是天文数字。甚至比军费预算还要高。正是中共制造的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造就了香港政治禁书市场的火爆和繁荣。

1980年以后，随着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伴随而来则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香港作为离中国大陆最近的自由港，每年都会涌入上千万的大陆游客。人类心理特点有一项是共通的。那就是窥私欲望，这点几乎是各种肤色人种共通的。既是越隐秘的事情，人们就越想知道。越隐秘的地界就越想探悉，越禁忌的话题，人们就越想议论和窥视。长年生活在严酷社会环境里的大陆游客们，步入灯红酒緑的自由世界香港以后，吸引他们的不仅有琳琅满目的各种商品，还有他们在大陆难得一见的揭示中共高层权斗黑幕和色情丑闻的政治禁书。每年涌入香港的上千万的大陆游客，正是香港政治禁书的主要读者群。事情往往会起连锁反应。大陆游客竞相购买政治禁书，给香港政治禁书的出版商带来了丰厚的巨额利润，在利益的驱使下，香港的出版发行商们乐此不疲，制作政治禁书的动力无比高涨。而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由于上千万的大陆游客的阅读传播，也在大陆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暴利就有敢以身试法者，盗印和翻版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也无疑成了大陆地区不法书商的生财之道。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就是通过这些合法和不合法的双重渠道传播，成了引起中共当局极为震怒的一个痼疾。在大陆盗印和翻版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可获暴利，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的地下书市。都随处可见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身在美国的刘路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他执笔撰写的《三一九政变始末》一书，在中国大陆地区盗印和翻版销售高达上百万册不止。刘路先生的话是不是真的，我不做考究，例举此语只是为了表明香港出版的政治禁书之所以火爆和风靡于世，是应该由中共执政当局制造出的严酷社会环境担干系的。当局施行的严酷高压政策，制造的严酷封闭的社会环境，成了滋生香港政治禁书的催化剂，以至于越禁越多，越禁越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可以说，中共执政当局打击和整治香港出版政治禁书市场。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即使2015年不发生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到了2016年或者更迟一些，也注定会发生此类事件，因为在香港如此肆无忌惮地出版政治禁书，已经让中共执政当局忍无可忍了。这其间首当其冲的人物当然就是桂民海了。

在香港出版政治禁书，始作俑者是中共。香港政治禁书市场在上个世纪还谈不上火爆和繁荣，那时候，经营此业不过就那么几家。李波应该算是一个先行者。当时虽然也获利颇丰，但较之后来巨流文化传媒公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香港政治禁书市场真正火爆始于2012年薄熙来落马之后，桂民海就是凭借制作有关薄熙来事件的政治禁书发迹的。桂民海原本不是政治禁书的发行商，而是撰写政治禁书挣稿费的写作者。当年他就是靠给香港政论杂志《前哨》撰写文章挣码字辛苦钱的一位写手。《前哨》杂志刘达文就是桂民海的顶头上司。后来桂民海发现，出版发行政治禁书远比写稿挣码字辛苦钱赚得更多。才转行做了出版商。桂民海曾坦言：作这一行当，李波正是他的老师。是李波引他步入此行的。然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桂民海这个后来者竞一枝独秀，超越了他的老师，成了香港出版发行政治禁书市场的领头羊。

2012年香港出版发行政治禁书市场基本上是三分天下，一家是何频的明镜出版集团，另两家就是巨流文化传媒公司的李波和桂民海。巨流文化传媒公司明明是同一个公司，为什么被我称作是两家呢？这是因为巨流文化传媒公司虽然是一个统一的名称，但是两个大股东李波和桂民海却都各自拥有自己独立的写作和发行销售系统，在这一方面，两人并不合作，各自出版发行自己选定的书籍，盈亏自负，没有任何交集。两个人可以合租一个仓库，但仓库里的图书却是分属于两人的，谁出版的图书就是谁的，仓库的租金也分摊。李波和桂民海两人既是商业合作伙伴也是竞争对手，他们即有合作也相互戒备。像组稿渠道作者资源以及出版书籍的选题意向及内容是绝不可向对方泄露的。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2015年十一月初，桂民海邀请我到香港他家里做客。我在桂民海的家里住了半个月，这其间他和我可以说是无活不谈，相处十分融洽，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但我明显地感觉到，他最忌讳的就是我外出时会去见什么朋友，特别是见他的同行。他对我提到李波是他的老师，就是李波引他步入此行的，但很忌讳我和李波有什么交集。我是个聪明人，对此也十分理解桂民海的用心。在香港小住了半个月，连我本来预定好要去拜访的某些知名人士也未能兑现。在次仅举一列，诸如孟浪先生，在去香港之前，我本来想去拜访一下我敬仰已久的孟浪先生。但因为孟浪在香港也同样是图书出版人，为了不触碰桂民海的忌讳，我竟然打消了来香港之前的念头。以至于终成憾事，孟浪先生在此后不到三年时间里就驾鹤西去，我才痛心疾首地悔之晚矣。因为本书拟定将在后面专用一个章节的篇章来叙述我和孟浪先生的更多交往，以表达我悼念亡灵的拳拳之心。关于我的那次香港之行，诸多细节也会在后面的章节里如实披露。在此我就不再加赘述了。

总之，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书商桂民海之所以会被中共当局绑架。以至于遭受到十年冤狱厄运。无疑：“都是禁书惹的祸”。而禁书的源远流长，当然不是本书这区区几万言能够详尽叙述的。本书是为探究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真相所撰，以此为开篇宗义的第一章，只能浅薄地阐述到如此程度了，如有错谬之处，尚请有识者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