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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之所以成为禁书盛行的沃土有其历史渊源和客观因素的

送交者: 有良知的疯狗[♂☆★★声望品衔11★★☆♂] 于 2022-05-17 7:54 已读 25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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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之所以成为禁书盛行的沃土有其历史渊源和客观因素的


 


香港为什么会成为禁书盛行的沃土?这其间不仅有其历史渊源,更有不容置否的客观因素。众所周知,中国固有领土香港是1940年满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割让给英国的。满清政府割让香港前,香港属广东省广州府新安县南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起因是林则徐在广州发起的禁烟运动,他指令向在广州经商的英国侨民收缴鸦片。而当时担任英国外务大臣彭玛斯顿勋爵认为,广州的英侨缴出鸦片,无异是被迫纳赎命金(英侨其实并无生命危险),因此要求中国与英国订立贸易条约,以平等地位通商,或割让一个小岛给英国,使英侨能在其国家荫庇下,安居乐业[。为争取上述要求,英国显示实力,派遣远征军于1840年6月(清道光二十年)开抵中国,遂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双方且谈且战,直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与琦善达成协议。林则徐在双方初步谈判失败后遭撤职,由琦善接任。1841年1月20日,双方签订《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


是年6月,义律分段出售土地,香港开始有移民居留。两国政府均不承认《穿鼻草约》;中国认为割地是奇耻大辱,举国震怒,清廷遂撤琦善职,解京查办[;英国方面彭玛斯顿勋爵也大表不满,认为香港是“一个杳无人烟的荒芜小岛”,不足以代替通商条约。彭玛斯顿勋爵严厉谴责义律漠视他的训令,召回义律,另派砵甸乍爵士接任;1841年8月,砵甸乍爵士抵达香港,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一年后挥军溯长江而上,直逼南京。威胁京杭大运河]。双方终于在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订立《南京条约》,战事始告平息:。


其时英国维新党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党外务大臣阿巴甸勋爵于1841年修改给砵甸乍爵士发出新训令,撤回割地要求;砵甸乍爵士于冬天停战时返抵香港,对香港发展甚为满意,在订立《南京条约》时,违背英廷训令,不仅订立通商条约,还要求割让香港[。清政府并须开放广州等5个地点为通商口岸;该通商条约其后并入1843年10月缔订之《虎门善后条约》内,容许华人自由到香港经商。


中英两国对前订条约诠释各执一辞,满清水师登上英艇“亚罗”号搜捕海盗,因而发生冲突,引发英法联军之役(1856至1858年),结果两国于1858年签订《天津条约》,英国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国交涉,战事暂告平息。第一任使节为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鲁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递国书,但途经大沽突遭炮轰,于是1859年至1860年间,战火再起;英军拟保留九龙半岛驻防,经英国驻广州领事白加士爵士与两广总督交涉后,获得九龙半岛南端(北至界限街)连同昂船洲之租借权。1860年,战争结束,中英两国订立《北京条约》,九龙半岛正式割让予英国。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曾为中国说项的德国、法国、俄国更有借口提出租地要求;其后局势紧张,英国认为如要防卫香港,必须取得邻近土地的控制权。根据1898年6月9日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同意租借九龙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新界地域,以及235个岛屿予英国,为期99年;英国此举仅在针对法俄两国,而非对付中国。中国则保留九龙寨城之行政权力,仍有权使用九龙城码头,“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1899年12月27日,英女王会同枢密院议决撤销这项条款,由英国单方面接管九龙城[。在此之前,英国人已于1899年4月接管新界,接管初期尚有零星反抗,但后来终告停止,遂成为香港一部分,但与市区分开管理。这就是香港沦为大英帝国租借地的历史渊源。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于国际考虑,以及中共对香港有“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大局部署,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不承认英方对香港的“主权”,但是却暗通款曲,承认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99年租期依然有效。1950年中国向英国表明暂时不会“收回”香港。1950年1月6日,英国向中国递交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同时英国在军事上也做出部署,包括使用核武阻止中国大陆武力收复香港的可能。1972年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发表联合公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


1952年10月,鉴于世界范围内的“去殖民化”同“民主化”进程,葛量洪与殖民地大臣分别在香港和英国议会同时宣布,香港在这个时期推行大规模政制改革,不合时宜;“但是我们已决定在香港的市政局进行改革,市政局内将会有两位民选的议席。”[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开的文件显示,从1950年代开始,香港总督寻求推行民众选举,但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压力等多方因素,最终放弃:档案显示,主管香港事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曾在1960年表示,“我们将毫不犹豫采取积极行动,解放香港、九龙和新界。”;另一份文件记述早前两年一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告诉英国一名军官,任何在香港引入哪怕一点点自治的尝试,都会被视作“非常不友善的举动”和“阴谋”,表示这种做法会被认为是让香港走上独立道路的手段。


由于联合国规定殖民地拥有独立的权利,所以,自1971年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中国”合法席位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后,就开始为香港与澳门的主权问题采取外交行动。1972年3月8日,通过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信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声明:“香港、澳门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殖民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平解决港澳问题,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3月10日,黄华又在联合国大会上再度重申中国当局的这一主张;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关于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见的决议,规定香港澳门不属于殖民地范畴,港澳问题属于中国主权问题,联合国和他国无权干涉,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葡萄牙交涉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立场和要求,排除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如国际共管)之可能。香港和澳门往后无法以殖民地身份独立,也未能透过联合国非殖化的努力改革社会制度并及早推进民主,此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制造了背景条件。中国在1972年公开否定香港、澳门殖民地性质,但中国大陆人民了解详情者不多,所以在199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曾特意刊登文章《为什么说香港不是殖民地》,对此做出解释:“迄今为止,英国在香港实行的是典型的殖民式统治,但并不等于香港就是殖民地。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殖民地主要是指因外国统治、管辖而丧失了主权的国家。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殖民地概念不适用于香港。”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大陆国内政局不稳定,以致延迟到80年代才开始和英国谈判归还香港问题。


大部分香港市民在中英开始详细谈判前,鲜有考虑香港主权的前途问题。新界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约将在少于20年届满[。新界租借期于1997年6月30日届满亦促成中英两国政府在1980年代初开始谈判关于香港前途问题:香港政府有权就香港岛和九龙界限街以南土地批出跨越1997年6月30日的租契,在1970年代初起,在香港筹划多项大型基建项目,投资回本期往往跨越1997年6月30日,需要向国际筹集资金;中国大陆官方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以及对新界的土地契约安排,对这些大型基建都有十分关键影响,香港政府必须即时处理关于香港在1997年6月30日后政治前途的问题。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首度访问中国大陆,并首次向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提出香港前途问题。


1982年9月26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之幕。双方在经过首次谈判后,声明表示将会通过外交途径对香港前途的解决方法进行商谈。第二阶段的谈判是1983年7月12及13日两天,地点在北京。中方团长姚广、英方团长是驻华大使柯利达。不过,由于双方在初期的会议中,1983年9月22、23日第四轮会谈后,意见分歧很大,于是1983年10月19、20日,双方举行第五轮会谈,中英双方都公布了中英谈判恢复了“有益的”、“有建设性的”形容词。1983年12月的第七轮会谈后,公报称双方回顾了会谈的进程和所取得的进展,显示会谈已进入新阶段。1984年4月,英国外相贺维访问北京后抵达香港,他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英国放弃1997年之后对香港主权。声明表示:“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继续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设想。”在此一段期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在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引起各界的争议。1984年6月,中英谈判进入最后阶段。7月份,英国外相贺维再访北京。8月1日,贺维抵港,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中英双方已同意协议大纲及主要条款。1984年9月26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代表双方在北京草签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 香港回归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针,保持香港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并且郑重承诺在,香港施行一国两制的政策会50年不变。但是中共的郑重承诺历来都是从脚后跟里发出来的。现在才过去不到25年,香港已经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此次由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引发的“反送中|”运动,就是香港民众对不讲承诺的中共强烈反抗的例证。


因为历史的原因,香港这块中华民族固有的领土,近百年来一直由崇尚普世价值的大英帝国辖制,而给与民众以言论自由,则正是普世价值的最主要标志。香港居民由于一直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的环境里,所以言论出版自由一直是香港人引以为傲的权利,对比一直闭关锁国的大陆,在香港出版一本书籍,宽松得让生活在大陆的文化人都无法想象,香港没有言论审查制度,花几百港元就能申请注册一个书号,然后就可以自由出版自己的著作,而在大陆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要想出版自己的学术专著,都要经过层层关卡审查,更甭提出版有政治倾向的文艺类书籍了。可以说正是中国大陆中共当局严厉苛刻的出版制度,和严酷封闭的社会环境催生了香港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使香港成为了现代中国政治禁书滋生和泛滥的沃土。还有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市场因素,有卖点吸引读者眼球的热点事件,历来都是出版商们追逐的久盛不衰的选题,因为有市场,有卖点,出版之后最有可能成为畅销书。能获得丰厚的利润。出版商们当然乐此不疲。而香港正是由于有了得天独厚的历史渊源和客观因素才催生了图书出版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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