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共正是政治禁书的开先河者

利用花边新闻诋毁政敌，编撰一些不靠谱的所谓艺术作品给民众洗脑，这是中共御用文人惯用的伎俩。在香港编撰政治禁书以诋毁攻击政敌的源头，正是由中共开启的先河。一九四九中共建国之后，派给尚在大英帝国统辖之下香港地下党各项任务之一是妖魔化蒋介石。而最成功的杰作就是《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这两本书分别由笔名唐人的中共御用文人严庆澍和笔名宋乔的作家周榆瑞撰写。这两本书炮制出版内幕，涉及了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报刊界和文艺界的几位名人，诸如黄永玉、罗孚、冯英子等人。

“一九五三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摄制了一部名叫《儿女经》的影片，编剧署名黄笛，此人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画家黄永玉。一九四八年起黄永玉便在香港生活。他搞木刻，搞美术，也搞电影编剧，是一个自学成材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在《大公报》和《新晚报》的副刊担任业余美术编辑，又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业余编剧，还参与编辑《长城画报》。黄永玉创作《儿女经》，是以他的邻居严庆澍的家庭生活为素材的。黄永玉说：“写这部戏的动机是来自我一位好友身上，一天到晚吵个不休，前因后果，未始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我想，弄一部以孩子教育问题为中心的戏出来一定是蛮有意思的，就大胆向袁老总（袁仰安）和一些友好提出来。”剧本经名导演陶秦整修，并由陶秦导演，拍成了一部社会写实与伦理主题相结合的“王牌之作”，当年十分轰动。

据香港电影资料馆编撰的《香港电影大全》，对《儿女经》有如下点评：五十年代香港所谓“左派”阵营的电影，都有着一套严格的创作主导思想，慨言之，就是“主题先行论”。《儿女经》要探讨的，是家庭中孩子的教育问题。故事说在报馆工作的颜兴堂（苏秦），生有七个孩子，整天要为生活奔波，晚上还要写稿来帮补家计。妻子（龚秋霞）单是家务便应接不暇。七个儿女都有缺点：长女大明（石慧）念的是私校，染上了贪玩虚荣的毛病；次子二毛喜拆修机械；三毛好吃零食；四牛野蛮好斗；五弟虎儿（黎小田）与六弟龙儿终日嬉戏，爱把墙壁涂得花斑；最小的女婴客满则整天啼哭。影片难得的地方是充满趣味性极强的生活细节（如五、六弟用铅笔刨刨筷子），七个孩子的戏安排得流畅生动，丰茂的枝叶衬托着鲜明的主线（大明渴望要买一辆脚踏车）。美中不足的是结尾流于教条化，张叔叔（平凡）的“导师”和“救星”身份简化了整个问题，完全掉进“主题先行论”的窠臼。此外影片也未能摆脱某种原始的反富人情绪。当然贫与富有其生活上的矛盾，影片亦不乏敏锐的笔触，但在下半部带出唾弃资产阶级生活的讯息时，也不免同时否定了弹琴跳舞等活动及年轻人自发的思想感情。因此，影片所标榜的健康生活方式，其实是十分偏狭的。

共产党的创作怎么能不“主题先行”呢？他们一定要先有一个主题，或是先划一个框框，然后叫写文章的人在这个范围内去写，这样如何能写得生动和真实？

一九五零年初，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周榆瑞以宋乔的笔名在《新晚报》连载一部《侍卫官杂记》系列小说，“《侍卫官杂记》是本日记体的长篇小说，该书假借侍卫官陈镇坤的名义，写他当‘蒋先生’贴身侍卫时的所见所闻。当时的‘侍卫官’，相当于封建王朝的‘御前带刀侍卫’，皇帝要出巡、游玩、开会……侍卫官当然要亦步亦趋，开路并当保镖。侍卫官陈镇坤因长年在‘蒋先生’左右，接触到的轶事自然甚多，这样的人物现身说法。秉笔直书，当然有卖点，足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宋乔曾以记者身份驻过南京，对蒋朝各阶层官员的生活及行事方式了解颇深，因此写起来得心应手。作者一开始已蓄意丑化‘蒋先生’，选材便以负面内容为主，行文幽默风趣，极尽挖苦之能事，很受普通大众欢迎。读者以消遣性质，一笑置之的态度读之可以，但绝不能视之为真正的历史事件。”

正是由于《侍卫官杂记》的成功，《新晚报》老总罗孚便想再接再厉，弄出又一篇奇文，塑造一个所谓“真正的蒋介石”。《新晚报》开了几次会，谁也不肯接受任务。推来推去，任务后来落到了严庆澍身上，理由是：他在蒋介石发迹的上海住过，又到过抗日战争前方，也到过内战前方，还到过台湾等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当时任务不重，每天写稿只有两三千字，时间充裕。但是，用些什么素材来写呢？严庆澍不但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在蒋介石执政的几十年里，他连总统府的大门都没有进过，就连蒋介石本人他也只远远看到过一次。当时，《新晚报》老总罗孚手里恰好有友人送的五页“八行笺”，据说真是蒋介石的一个侍卫官写的，说的是抗战时河南曾有一个叫郑三发子的人，到重庆寻找蒋介石，说他是蒋介石的亲哥哥。蒋介石并没有为难他，只是叫戴笠把他遣送回乡。

严庆澍就是以那五页材料为骨架，再翻阅蒋氏家谱、浙江地方志、风俗习惯、蒋的传记资料……，便这样杜撰开了，天南地北，子虚乌有，一直写了八本之多。他巧妙地从“郑发三子”的故事铺延开去，说蒋介石的生父是河南人，姓郑，生三子，介石排行第三，故名“郑三发子”。后来他的母亲王采玉带他南下浙江嫁给奉化人蒋肇聪，“油瓶子”“郑三发子”遂改姓换名为蒋中正。严庆澍还牵强附会地说“中正”谐音“宗郑”，说明介石自认来自郑家，真是刁笔一转，可致人于死地。《金陵春梦》对蒋介石尽情妖魔化，使看书的人以为蒋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在国民党败走台湾和共产党如日中天的一九五0年初，严先生的生花妙笔确为党立下大功。严庆澍是抗日时期就加入了中共的地下党员。他一生中用近四十个笔名发表多部红色宣传品，是“逼出来的‘革命’的多产作家”，他和陈伯达一样都是受中共之命专门制造谎言的笔杆子。严庆澍妖魔化蒋介石为党立了大功，直到一九八一年因心脏病于北京去世，死时身上盖着党旗。严先生可谓为他的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金陵春梦》和《侍卫官杂记》不折不扣就是两部共党为实现其妖魔化蒋介石的政治任务而精心策划制作虚构的伪书。按照余杰，姜维平先生和何清涟女士的逻辑定位，这样的书籍不正是货真价实的垃圾书么。然而《金陵春梦》经严庆澍这位“赫赫有名的文坛奇才”妙笔生花，写得非常精彩，恶搞得煞有介事，不仅历来为中共所吹捧，还在大陆翻印过无数种版本，这两本书在香港、内地甚至南洋和欧美华人世界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中国大陆为了配合妖魔化蒋介石的政治任务，也多次刊印发行这两本风靡于世的作品。虽然在出版时都注明是内部发行。但在中国爱好读书的文艺青年，几乎是人人都拜读过这两本曾风靡于世的小说的。我想极度鄙夷垃圾书的余杰，姜维平先生和何清涟女士当必是也读过此类垃圾书的。

时至今日，在中国大陆，似如《金陵春梦》，《侍卫官杂记》之类的书籍依然不是禁书。不仅在网络上可以阅读，在孔子旧书网上依然可以公开销售，而共党最高级别的御用文人陈伯达撰写的那本伪书《人民公敌蒋介石》在孔子旧书网上一本旧书竞拍竟然能拍到15万人民币的高价，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对仅凭道听途说就敢胡乱编造的政治禁书极其作者也是有双重标准的。

仔细考量，我在此列举的这两本书，无论在式和内容上都和桂民海的巨流公司现在出版的那些政治禁书几乎毫无二致，都是因为有卖点，都是足能吸引读者眼球的文化快餐。论及起来，撰写《侍卫官杂记》的周榆瑞应该是李志绥的先师，而《金陵春梦》的严庆澍就该是撰写《习近平情人》这本书的作者西诺先生的入道启蒙师傅了。西诺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自己就大言不惭地说过，他的写作素材就来自流落在美国的那些浙江福建籍老乡口口相传的习近平的小道消息而演绎杜撰的嘛！

正本溯源，中共正是编造杜撰政治禁书的开先河者，利用花边新闻诋毁政敌，妖魔化敌人，编撰一些不靠谱的所谓艺术作品给民众洗脑，这是中共御用文人惯用的伎俩。也豢养了大量诸如严庆澍一类的红色作家，现在海外的华语读者们几乎都知道了中共所塑造的四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南霸天，黄世仁和周扒皮都是中共为给民众洗脑而虚构杜撰出来子乌虚有的故事。但大陆的民众恐怕现在还被蒙在鼓里。

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用艺术的语言编撰的故事远远比用枯燥的文字录写的史实流传甚广，也最容易被受众理解接纳。所以三国演义远比三国志更有影响力。尽管历史上真实的曹操并不是奸雄，但白脸曹操的形象却被死死地钉在历史舞台上了。还有秦桧，尽管他并非是残害岳飞的真凶，但跪伏在杭州西湖畔岳飞坟前的铜像依然会世代遭人唾弃。

中共邪灵自诞生伊始，就是靠编造谎言发家的。他们对杜撰政治禁书诋毁政敌这一套技俩非常娴熟。正因为如此，中共也洞悉政治禁书无比强大的杀伤力，此次中共出重拳打击香港禁书市场，不惜践踏国际法准则，跨国绑架了瑞典籍书商桂民海，其根本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政治禁书出版发行渠道，达到令政治禁书的作者、出版发行商都不寒而凛的效果。可以说，通过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共邪灵的目的达到了，香港的政治禁书市场日渐萧条，往日的火爆和繁荣已经是明日黄花，再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