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中美盟国之间展开多方面的合作，包括特种技术合作，为最后战胜日本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读过小说《红岩》的人都知道有个“中美合作所”，所长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副所长是美国海军的梅乐斯少将。《红岩》的作者罗广斌还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中美合作所位于重庆歌乐山下，是个充满着恐怖和血腥的人间地狱，不仅仅美蒋特务一个个面目狰狞，还有渣滓洞和白公馆等几个监狱，专门关押我革命志士，装备48套美国新式刑具，钉竹签，老虎凳，辣椒水，还有美国特务亲自打迷魂针，诱骗口供。小时候不懂事，信以为真，毛骨悚然，长大后才知道，这是一部彻头彻尾扯鸡巴蛋的小说——利用小说反美，也算是我党一大发明！中国人文化素质低下，分不清小说杜撰和历史事实的区别，傻乎乎地脑子就被洗得干干净净。中美合作所全称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是两国为了打败日本在军事情报领域的必须的合作，针对的是日本帝国。中美合作所于1945年二战胜利后随即撤销，罗广斌坐监狱的时代哪里来的狗屁美国特务老虎凳迷魂针？
先来点科普：什么是特种技术？说白了就是政府打着正义的旗号干得那些见不得人的鼠窃狗偷勾当，用正能量的语言，这叫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叫特务，美国有特务，俄罗斯有特务，国民党有特务，共产党也有特务，而且数量绝不比任何国家人少，人民的好总理就是个大特务头子，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件事。 由于《红岩》小说的流传，大家都知道中美40年代的特种技术合作，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共产党执政后的80年代中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特种技术合作。当时中美建交不久，两国处于蜜月阶段，合作的范围非常广泛，其中包括那些秘而不宣不能见光的特种技术。1972年2月，尼克松到达北京访问的第二天，陪同访问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在西山一个秘密会议室里与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会谈，会谈当中基辛格向叶剑英展示了一份材料，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中苏和中蒙边境地区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部署情况以及双方核武器分弹头当量数的一份清单。据说当时的叶帅被中情局这份清单的精确和详细惊呆了！1975年，基辛格再度访华并与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会晤，会晤后通过乔冠华向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进行试探——中美情报机构是否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联合开展对苏的电子监视工作。当时中国文革已经浩劫了九个年头，毛泽东虽然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但仍然大权在握，党内的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到刺刀见红的程度，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每月3两肉2两油连饭都吃不饱的国家，哪里还有心思顾得上偷窥周边国家在干什么？再说，积极靠拢四人帮的乔冠华当时到底向邓小平传达了多少也是一个迷。而且，1975年的邓小平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顾得上关心这类事情？因此，当时中国方面以两国尚未正式建交为由回绝了美国方面的试探。但是美国对与中国军方建立关系的想法从来就没有中断过，1978年5月时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时，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助理艾布拉莫维茨也在随从之列，这也是30多年来美国国防部官员首次访问中国。
1978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执政多年的巴列维（Pahlevi）王朝。当时的伊朗与今天中国非常相似，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被宗教洗脑后的愚昧的民众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反美反西方，仇美的情绪迅速蔓延全国，好端端的美国莫名其妙成为伊朗民众心中的头号仇敌。伊朗在巴列维时代与美国关系良好，国富民强，是波斯湾地区说一不二的霸主，有着波斯湾宪兵之称。两国从60年代起情报机关就开始合作，中情局在伊朗东北部与苏联接壤的中亚地区设立了两个地面监听站，其中Tacksman 1号站是遥测无线电信号监听，位于伊朗北部的德黑兰附近的贝赫沙赫尔，专门收集苏联哈萨克斯坦境内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周围的通讯、雷达、测控信号；Tacksman 2号站位于伊朗东北部的卡布坎，用于截取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萨雷沙甘反弹道导弹试验基地的通讯信号。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执政后，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1979年1月，伊朗政府单方面宣布收回这两个监听站，把中情局的人员轰回了美国。这一意外事件震惊了美国情报界，也沉重打击了美国对苏联的情报收集，对苏联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的情报搜集能力曾一度下降80%以上。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1月28日邓小平在大雪纷飞日子里到达华盛顿，成为30年来访问美国的第一个中国领导人（图1）。邓公赴美的目的大家都知道：1）定下与美国友好的基调（二战后凡是与美国走得近的国家都富裕了）；2）见识了美国的现代化和美国人民的富裕生活；3）向美国打招呼，中国要教训越南，希望美国能够给予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提供一些情报。其实，这都仅是邓公去美国的公开部分，没有公开的部分就是代表中国与美国签署了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关系的协议（共包含13个辅助文本），特别是在武器技术和情报收集两个方面的辅助版本（protocols）。其实，中美两国几十年来还共同保守了一个更大的秘密：邓公在美国访问期间曾于某个深夜摆脱了新闻媒体的跟踪，秘密访问了位于华盛顿郊区佛吉尼亚州兰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7楼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特纳，两人进行了45分钟的简短会谈，当时就敲定了两国将在中国西部边疆地区合作监听苏联的意向。会谈完毕后，邓公等人被带到了控制中心，亲眼看到美国的卫星全球地图，特纳将卫星地图上放大并把监听站最理想的位置指给邓公等人观看。大概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多中国人知道，世界上第一个访问中央情报局的共产党领袖就是总设计师邓小平，而邓小平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获得殊荣和信任的外国领导人之一。这也就是99.9999%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中国军方197秘密工程为何物（别看军纵军迷乌泱泱的，别说去过，他们又有谁听说过？），但中国军方却敞开了大门邀请美国海豹突击队进行了访问和参观。邓小平访美回国后，美国参院代表团随即回访中国，其中团员之一就是今天偷了总统职位的败灯。做为参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败灯在北京面见邓公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敲定两国情报合作的意向。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美国的情报工作在二战前几乎为零。战争爆发后才急忙成立了战略情报局（杜诺万任局长），但是情报能力很快就由弱变强，成为今天跻身于世界四大军事间谍机构中名列榜首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相比人力情报（HUMINT），侦察卫星，高空侦察机等各种侦察手段，中情局对信号情报(Signals Intelligence）尤为重视，尤其是1977年斯坦斯菲尔德.特纳担任局长后更是轻视人力情报而垂青技术情报（TECHINT）和信号情报（SIGINT）。什么是信号情报呢？在美军军语里，SIGINT是三种电子情报的通称：通讯情报（COMINT）、电子情报（ELINT）和外部仪器信号情报（FISINT），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电子情报”，说白了就是搜集通讯、雷达、测控等各种无线电信号。这些太空中散乱的无线电信号有什么用途呢？开始本人也不知道，后来请教了本人一个从军近40年长期在某部电子监听部门负责通讯信号分析的朋友，她给我举过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海面上有一支美国舰队，各舰艇之间的无线电通讯信号被搜集后，发现各军舰都向其中一艘发报，由此分析人员就可以做出这是旗舰的判断，但是也不能排除这是一艘补给加油舰的可能。
由于美军特别重视信号情报，信号部队一直是美军师级单位常规编制，例如1950年在长津湖海军陆战1师就有一个信号营，战斗紧急时还抽调人员攻击杨根思据守的小高岭， 为此还阵亡了一名士兵。由于人力情报和航空情报的来源可靠性低，美军信号部队自朝鲜战争后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兵力，并独立于军种的经济核算和单项经费开支。如果说二战和朝鲜战争的信号情报技术是第一代，越南战争中的信号情报技术就是第二代。1979年中国对越作战时，中情局就不断地向中国军队提供苏军在中蒙边境和中苏边境的军队部署和调动的卫星照片，确保中国对越作战时不需要顾忌苏军在背后的行动。1992年的海湾战争，美军再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新肌肉，与20年前越南战争时代完全不同的战斗力毫不夸张地震惊了世界军事界，据说中国总参的老头们都被美军的强大的电子战能力惊呆。当然不少国内军迷在赞赏中国最近20年的军事进展的同时，也没忘记正是美军海湾战争警醒了中国，因而从此中国发奋图强突飞猛进弯道超车，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中国的军迷非常可笑，总是不忘祖传的王婆卖瓜，其实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美军海湾战争后至今这30年并没有原地踏步睡大觉，更不可能坐等中国的追赶超车，美国的科技飞速发展通常是中国人的思维境界所无法想象到的。咱不说科技，就是从组织结构方面，美军也没闲着：最近听说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陆军撤销了信号团的编制，取而代之的是组成12个信号旅和两个信号司令部（北方的比利时和南方的意大利），下辖35个信号营外加10个独立信号连或者分遣队，以及属于陆地国民警卫队旗下的3个信号旅， 以求达到更有效率的作战掌控能力——废话说得有点多，到此为止。
大量的通讯、雷达、测控等无线电信号收集后，在经过强力的计算机分析和专家判读，能够揭示出敌军不少有用的重要情报，而且这些电子情报要远比人力情报的来得安全可靠。但是，由于电磁波直线传输的特性，监听站的位置必须接近敌方的目标，例如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导弹试验基地，然而伊朗的监听站又无法使用，这恰恰就是美国最需要合作的短板。1979年8月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紧接着访华，根据蒙代尔下台后写的回忆录，他在与中国方面的会晤中，中方向蒙代尔表示愿意执行中美合作共建对苏信号监听站的计划，而且抱歉延迟至今的原因是因为内部遇到了一些老同志反对与美国进行秘密特工交易，现在这些问题在邓公的亲自过问下已经得到圆满解决。既然美国朋友着急，一切都可以先开始，签约只是一个手续问题。蒙代尔回到美国的几天后，一架美军C-141型军用战略运输机横跨了太平洋（那时北极航线尚未开通）秘密飞到了北京，运来了第一批监听站所需要的无线电信号截获设备。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1979年8月—12月），C-141型运输机不断降落北京首都机场，分批分期把所有的监听和辅助设备运到中国。1979年11月，中美两国正式签署合作协定，中情局与中国军事情报部门在中蒙边境共同合作建立两个对苏的信号监听站，美方将合作命名为“栗子项目”（Chestnut Program），而中国则按照军队保密项目命名惯例选择协议正式签署的日期（1979年11月）命名， 因此这个秘密工程在中国内部称为7911工程。后来2009年1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海军上将到北京，就是为了出席这个7911工程项目签署30周年纪念典礼。按照美国60-70年代与台湾合作的惯例，1）美方负责提供监听设备和维修保养；2）美方每年提供数千万美元的活动经费；3）中国军方情报人员负责监听站的管理和操作（有别于美国在中国领土上设立海外军事基地）；4）采集的无线电信号数据（磁带）由中国军队派出车辆运至北京美国大使馆，再由美国情报人员押运美国新墨西哥州进行数据分析； 5）最终情报成果由两国共享。
担任与美军合作的中国军方是哪部分呢？当时与美军合作的就是属于总参三部系统的部队。大家也许对中国军队的三部系统不是特别熟悉，好像有人还把三部系统夸张的神乎其神，甚至连堂堂省军级的大员都不得进入三部的营房区。。其实绝非形容地那么玄乎。我来粗略介绍一下：解放军总参谋部下属几个二级部，其中一部也就是作战部，二部是情报部（记住中国所有二部二局二处二科都是负责情报的），也就是常说的人力侦察部，军事特务以及驻各国的武官都是这里派出去的。三部就是技术侦察部。三部成立于1949年解放前夕，前面说到美军有35个营的人员在搞电子情报，其实中国三部系统的人数更是远超美国。早在中美蜜月的80年代，总参直属就是8个团，海军3个团，空军有7个团，除此之外各大军区，三大舰队，军区空军还有各自的二局系统，有叫通讯团，有叫技术侦察团，还有叫技术勤务团，对内名称并不统一。随便举个例子：上世纪10大军区时代，福州军区3局和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所属的技勤2团，就是专门负责侦听台湾金门国军无线电通讯的单位，外加负责美军在菲律宾的苏比克海军基地和位于关岛的潜艇基地的通讯和雷达等无线电信号截获。这些部队在中国边境和沿海一带设立了无数的电子监听战，负责侦听搜集国外的无线电信号，卫星信号，长途电话，电报传真、电子邮件，互联网出现后，设计黑客，分析侦察国外互联网和留园的中文帖子。这些部队的技术人员的来源是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解放军郑州信息工程技术大学以及地方大学招聘，要求外语熟练，熟悉电子设备操作。据说现在花样更为繁多，不久前一个美国记者因偷拍位于上海的一所神秘大楼惹出了一系列外交风波，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为啥，其实记者拍摄的大楼正是总参三部下属的一个负责针对美国互联网的黑客机密部门，成立于1997年，对外称为6XXXX部队。。。这都是后话，不在本文讨论的内容范畴之内。
由于总参三部系统的人员对美国仪器设备生疏陌生，所以中情局特别挑选了20-30名特工在北京成立了训练中心，专门培养训练初级操作人员。中情局同时也在旧金山SIGINT侦听训练中心专门举办了几期高级计算机操作员训练班，由美国教官亲自授课培训中国情报人员掌握高精端计算机的使用。当时的中国知道这个项目的人极少极少，据朋友听说（她那个级别根本没戏），当时培训班人数有限，僧多粥少，为了抢到去美国学习计算机的机会，还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人玩了各种手腕，有人动用了自己背后强大的家庭背景，美国人出钱，管吃管喝到美国学习，这在80年代初期的中国还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与美国走近，好比黄世仁突然主动送来巨额彩礼要求与杨白劳结成亲家，真可谓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大馅饼。
两个监听站的地点选在哪里呢？其实中情局内部早就深思熟虑研究考虑过，经与中国方面协商后，便立即在中蒙边境的新疆昌吉州的奇台（乌鲁木齐东北）和巴州的库尔勒（乌鲁木齐西南）的戈壁滩上分别破土动工了。中国玩技术不行，但专制体系在具体执行方面还是有着其优越性。中央军委一声令下，大队人马的工程兵立刻开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方圆数百里全部划为闲人免进的军事禁区。几个月后，永久性钢骨水泥的信号台、机房、办公、宿舍、发电，供水、道路、交通、机场等各种设施神奇地完工了，高大的通讯和雷达天线拔地而起（见图2），中情局的技术人员将两套美国最先进的无线电信号截收系统和配套的高端大型计算机分别安装在奇台和库尔勒这两个监听站并且进行了调试。这些美式截收系统非常先进，还附带先进的计算机处理功能，性能参数和处理速度与当时总参三部现役的苏联50年代产品和中国70年代山寨版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产品。据说为了向中国移交这些设备和尖端计算机，当时美国总统卡特专门把中国从禁止武器出口的敌对国家改为非盟友的友好国家，绕过国会和巴黎统筹会，才获得了出口许可证。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情局定制了3套，两套安装在上述新疆的这两个新站，另一套安装在黑龙江兴凯湖附近的鸡西（三部的一个老监听站），专门负责收集苏联洲际导弹的分弹头重返大气层后在勘察加上空的数据。1980年12月监听站竣工试机，中情局局长特纳抢在自己离职前秘密前往中国新疆亲自视察监听站，随员中包括中情局苏联情报分析专家、后在小布什时代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为了确保视察行程的秘密，特纳行前专门做了伪装：留起了小胡子，还专门戴上了一顶波兰工装帽以便遮人耳目。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中美双方采取了严格保密的措施，也自认为可以瞒天过海，但不久《纽约时报》 还是曝光了这项秘密计划（图3）。由于《纽约时报》的报道缺乏细节，在当时仅是一则新闻而已，并没有在美国和中国社会引起太多的重视和反响，只是苏联方面给予了外交抗议而已。今年2月，获得普利兹新闻奖的美国记者珀莱丝在播客平台她主持的《大赌注》新闻系列片中再度证实了这个秘密项目的存在，但是中国方面对此从来都是保持着沉默，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由于7911工程是绝密工程，至今在中美都是最高的机密，很多细节是无法得知的，即便是在法律确保信息查询自由的美国，也很难查到该项机密工程的细节。据参与项目的人透露，中国出版的地图上你是绝对找不着标志的，监听站工作的人员是严格挑选的，去监听站出差的人员只能从乌鲁木齐军用机场搭乘专线飞机到中蒙边境附近一秘密机场，然后乘坐卡车登上一段戈壁滩上的简单土路，翻过围绕的群山才能进入重兵把守的监听站禁区。由于这是重要项目，监听站的后勤补给还是很不错的，住宿条件和伙食供应要远超其他驻边疆的部队，最令人惊喜的是基地里储存着大量的啤酒和军用红烧肉罐头供官兵食用。在监听站的日常运行中，中情局也不断派人经常视察并指导监听站的工作，轮流抽调站里的操作人员去北京培训学校更新知识，技术辅导和培训新人，让中国情报技术人员能够更有效的操作设备，更换磁带，记录数据。
监听站在特纳视察后便正式投入使用。经过一个阶段的试用，中美方面很快发现这些监听站的效果要比伊朗的还好，不仅可以收集到中亚到远东的苏联军事无线电通讯、空中管制通讯信号、苏联防空军的雷达信号、KGB的通讯信号，苏联核武器部队的警报状态，甚至肉眼就能观察到苏联洲际导弹飞行时的火光。中央情报局最感兴趣的收集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的洲际导弹和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助推段的测控无线电数据，虽然监听站距离拜科努尔火箭发射场直线距离为800公里，虽然地理位置不如原设在伊朗境内Tacksman 1号站，但却足够跟踪洲际导弹穿过西伯利亚上空直到分弹头分离，但遗憾的是无法继续跟踪导弹分弹头在勘察加半岛上空返回大气层进入西太平洋海域的最后一瞬间（笔者猜测最后一瞬间的监听是由鸡西监听站完成的），但这就足使美国对苏联导弹的性能参数（尺寸和核弹头的数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些可靠的第一手数据以便美国军方高层确定美国导弹未来的发展方向。监测站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就是代替原设伊朗境内Tacksman 2号站的功能（直线距离仅有500公里），截取苏联哈萨克斯坦萨雷沙甘反弹道导弹试验基地的通讯信号。而中国方面最感兴趣的除了监听苏联的军事通讯和雷达信号，还能利用这两个监听站强大的天线测到苏联核武部队在不同警报级别的变化，因此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对苏联核打击的预警反应能力。另外监听站还附带地震波检测功能，可以监测苏联境内的核武器试验情况。
1989年的六四事件严重地影响了中美关系，众多中美军方的合作项目都被叫停或下马，但7911监听项目却竟然没有受到影响，每隔一个星期，一辆挂着总参牌照的卡车满载着记录无线电信号的磁带记录盘，在卫兵严格地护卫下，经过3000公里的路程开往北京。1990年随着苏共的垮台，随着乌兹别克和哈萨克斯坦成为独立国家，位于奇台和库尔勒的信号监听站似乎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意义。但是2009年11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布莱尔海军上将秘密访问北京，专门参加了庆祝新疆监听站建立30周年典礼。当然布莱尔是一个亲中共的鸽派，而且坚持认为中国不会在太平洋对美国造成威胁，他的访问是否意味着中美在秘密情报方面的合作项目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希望？当然布莱尔返回美国后即发生了尼日利亚飞机爆炸和阿富汗中央情报局特工死亡等接连几起情报工作失误事件，因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严重质疑布莱尔的软弱和情报工作的能力，2010年5月即辞职下台。布莱尔下台了，中美特工合作项目的前途又会是什么呢？现在中国领导人叛离了邓公的路线，中美关系紧张到几乎刀兵相见的地步，这个合作项目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图1.邓小平1979年访问美国的新闻照片
图2.据称是坐落在新疆奇台县的监听设备的天线
图3. 消息灵通的美国新闻界在1981年就发现了秘密计划。这在中国，算不算泄露国家机密？

贴主:长岛风于2022_04_25 10:12:00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