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21日，湖南省会长沙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兵变流血事件，因为中文电报中21日的代日韵目是“马日”，所以史称“马日事变”。根据中国大陆教科书和权威的中共党史，这次事件被定性为国民党右派军人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具体过程是这样描述的：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发动反革命政变，无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破坏国共合作，实属大逆不道。但是事情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事情的背后绝非如此简单，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共两个孪生党派由精诚合作到后来的翻脸龌龊，北伐军官兵从开始的亲共转为后来的反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演变过程，两家的深仇大恨也绝非是一朝一夕结下的。
许克祥在民国时代并非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而在当时仅仅是湖南省防军的一个团长，头上还有师长、军长，以及第八集团军司令唐生智。许克祥是个湖南老表，自幼家境贫寒，全家靠耕种几分薄田度日。据许克祥的同乡后来解放军大将陈赓回忆，许克祥的父亲就曾在农闲时节多次给陈家打过短工，按照毛泽东的农村各阶级划分，是个标标准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农村赤贫无产阶级。按照共产党阶级划分的理论，贫农的儿子许克祥应该是党的依靠对象？但他为什么要发动政变杀自己阶级的救星—共产党呢？
事情要从头说起。与其它众多的贫二代不同的是：许克祥没有幼年辍学打工，而是坚持读书，追求梦想，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当上了吃公家粮的国家干部。为了推翻满清的统治，许克祥参加了同盟会，积极地参与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活动，鞍前马后，出生入死，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自1927年起，许克祥担任湖南省防军第33团少将团长，率部驻守湖南省会长沙，并兼任湖南省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长沙市公安局长等多项职务。
许克祥
1926年7月，北伐军攻克长沙，建立了湖南省国民政府。共产党人郭亮（湖北省委书记，湖南省总工会主席）、柳直荀（湖南省农会秘书长, 毛泽东诗词里的“君失柳”）、夏曦（毛泽东师范中专的同学，洪湖根据地肃反主凶）等人便与国民党内的左派人士联合起来，以多数派控制了湖南省各级政府，替代国民党建立了湖南省各级党部，在湖南全省成立各级农民协会，开展了农民运动。实事求是地说，初期的农民运动还是温和的，没有提出土地问题，斗争的矛头仅仅指向少数头面土豪劣绅。1926年11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严厉批评了中国支部（即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温和政策，提出农民应该夺取政权，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寺庙，教堂所有土地，土地国有化。。。在共产国际的煽动和当时国民党左派的纵容下，中共湖南省委在农民运动中的政策也越来越左，没收土地财产，建立各种武装组织，如赤卫队，自卫军，各级农协形同政府，有权有枪，自设公堂刑狱，展开了以破坏中国农村千年来形成的乡绅政治格局为目的的土地革命运动，毛泽东也亲自从武汉跑到湖南煽风点火，为此还专门写了一个著名的《考察报告》，为这场“痞子运动” 叫好点赞，推波助澜。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湖南极左的土地革命政策成为全国的典范，400万农协会员先是从土地改革入手，对乡村的所有富裕群体进行了无情的斗争。毛泽东认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实行中国乡村统治的整个士绅阶层。众所周知，我国人民的红眼病不是改革开放后才患的急症，而是长期流淌在血液里的仇富基因，一旦风吹草动，机会成熟，立马灿烂出一个个的新颖创意。湖南农运最有声有色的一幕是： 戴高帽、剃胡须、吃大户、打秋风、绑票勒索、打砸抢烧、毁庙宇，打菩萨，拆祠堂，逼寡妇改嫁，禁运农产品入城，由开始的减租减税，逐渐演变成为抗租抗税，最后发展到捣毁税厘局，扣押北伐军的粮草。
随着革命运动的越演越烈，革命对象也由乡村士绅扩大到城市里的工商业者。在湖南省会长沙，有人仅仅是因为身材肥胖一点就被认定是享受（剥削）阶级，随即遭到赤卫队或工人纠察队逮捕审查。湖南省各级政府效法苏联的屠杀政策，私设公堂，非法审批，企图从肉体上铲除消灭有产阶级。在工会或农协召开的公审大会上，人们被一个个的押上台，只要被台上就座的人认定是土豪劣绅，立即就遭枪决或活埋 （法国大革命的做法）。1927年4月14日，湖南省政府和省特别法庭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十余万人参加的“铲除反革命分子示威大会”，会上将长沙工商界领袖金裕华、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教务长俞诰庆、知名文人叶德辉等人押上台示众公审，然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叶德辉仅因写了一幅挖苦农协的对联）当场给予枪决。城市中的名人是这样，乡村中无名无姓被残杀的乡间士绅更是不计其数，仅常德一地，被杀被关被斗的就高达82%。正如毛泽东自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透露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阳的周天爵、曹云，則正在等待 '審判土豪劣紳特别法庭'的判罪处决”。据张国焘晚年回忆：当时中共领袖李立三的父亲在湖南家乡也被农协逮捕，老汉即便出示了儿子写给农协干部的亲笔赦免信，也仍未能幸免最终被处决的下场。对于湖南这些过激的极左行为，当时的中共中央也通过了一系列纠左的决议，但遭到毛泽东以及湖南省委等极左派的顽强抵制，认为这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助长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气焰，打击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造成党内思想混乱”。
湖南农民运动的宣传画，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运动狂潮和红色恐怖不仅引起了湖南的社会动荡，同时也波及到正在前线作战的北伐军官兵。北伐军在进入湖南时，曾得到中共领导下农协的大力支持，送茶送水，带路向导，成为北伐军在湖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毫无疑问，北伐军的官兵在那个时期对中共有着普遍的好感和支持。但是随着北伐军主力北上，湖南的农民运动变得越来越左，农会抗捐抗税，拒交军粮，使得前线的北伐军军饷和粮草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甚至北伐军官兵寄回老家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也被农协会员没收瓜分，在北伐军官兵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与不满。俗话说，无湘不成军，无绍不成衙，湘籍的官兵占有北伐军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高、中级军官中，大多都是军校出身，而当时能上军校的人大多都是乡村家境富裕的士绅阶层子弟。当他们得知自己的亲属不是被农协枪杀活埋，便是被关押迫害，急火攻心是必然的。以第35军军长何键为例，马日事变两天前，家住长沙的老爸被工会纠察队抄家，又戴高帽遊街羞辱。身在河南前线与奉军张作霖作战的何健闻讯后急电湖南省政府，大骂中共破坏捣乱后方秩序。担任长沙戒严司令部参谋长的尹东旭，闻知母亲与胞弟在乡间被赤卫队拘押拷打遍体鳞伤，顿时勃然大怒，扬言报复。中央军校长沙分校教务长熊震开始极为亲共左倾，但当听说他其岳父被赤卫队逮捕游乡后，立刻转变态度，开始极端的反共行动。
除了家庭家族因素以外，外出地方公务、招募新兵以及探亲访友的北伐军官兵也经常在湖南境内遭到赤卫队的借故刁难，除了勒索钱财，甚至还抢夺这些官兵的武器装备。据许克祥回忆，他部下一位营长，由前方请假回醴陵原籍省亲，带有两个随从和两枝短枪，请假文件与通行证等手续均极完备，但仍遭到当地农协赤卫队以逃兵的名义拘押。后经过一再交涉，才肯把人开释，但勒缴的枪支却始终不肯发还。这一切一切，渐渐地激起了湘籍官兵的强烈愤慨，其严重程度正如当时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所谈，“两湖的军队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这些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军人当然没有李立三那样的觉悟和涵养，父亲被杀仅仅大哭一场就算了事，一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干掉共产党领导的工会和农协，报仇雪恨。正如张国焘晚年在《回忆录》里换位思考所说：“如果这种遭遇 （指李立三父亲被杀）是落在一位国民党员或者一位北伐军的军官的身上，他对于农协的愤恨将是不共戴天的。” 担任湖南农协秘书长的柳直荀在死前也有过类似反思，承认湖南过激的工农运动等于客观上把国民革命军从支持共产党推向反共的立场。
当时中共内部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农民运动的过激可能会导致军心浮动，也明白背离军心的后果将非常严重，1927年4月中共中央在武汉做出决议，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不应该波及到革命军人的家属。但当时农民运动已经处于一种疯狂失控状态，根本无法控制局面，而且很多地区农协人员素质低下事情，已经做完，人也杀完了，仇恨已经种下，恶劣影响已无法挽回。再说，时间上也来不及了。。。
1927年4月12日，驻上海的北伐军在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的指挥下首先发难，以“工人内讧，自相残杀，危害治安”为由，强行解除上海各地工人纠察队的武装，逮捕了中共上海总工会主席汪寿华（史称412反革命政变）。4月13日，中共上海总工会竟然鼓动十多万工人学生罢工游行，并武装冲击位于宝山路的北伐军第2师师部，遭到北伐军的开枪镇压，造成当场死亡100多人的流血事件。其后，蒋介石以中共在上海武装暴乱为由，下令取缔各级中共组织，并通缉逮捕各地中共党员。4月17日，由汪精卫、孙科、宋庆龄、邓演达、吳玉章、毛泽东为主导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并撤销其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然而蒋介石则同时宣布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一个中国，一个国民党，两个对立的国民政府，史称宁汉分裂。
由于长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属下的地盘，中共领导的工会、农协、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赤卫队依然活动如旧。据许克祥回忆，自己一直是中共湖南省委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中共成功地争取了湘军另一个团长—彭德怀），所以中共对许克祥和许妻并不严加防备。5月21日下午，许妻在聊天时无意中听到中共计划在5月25日实行总暴动的消息，加之长沙市面也有类似传言，许克祥于当晚9时30分召集部下开会，提出当晚铲共起事的计划 （不似蓄谋已久），得到部下们的一致赞成和拥护后。晚11时全团在长沙小吴门外四十九标的团本部紧急集合，许克祥走上讲台，列举了中共领导的工会农协在各地清算斗争的事实，然后对全体土兵说：“你们在外面当兵，为国家服务，而你们的父母兄弟住在家乡，反被共党清算斗争，甚而至于被杀，你们还可以坐视吗？” 话音未落，全体士兵无不怒发冲冠，要求立时出发，铲除共祸。”
晚12点，许克祥团1000余名官兵分三路出发，直扑湖南省国民政府、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国民党湖南省党校、中央军校长沙分校、湖南省总工会，湖南省农民协会，湖南省特别法庭等机关与据点。对南正街、南门口一带地区的戒严和东茅巷、东长街的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的进攻，由陶柳的部队负责；其余地区的戒严和对革命机关的进攻，全由许克祥的部队负责。由于中共在一些机关单位中早已安排武装人员护卫，拒绝缴械，两军在黑暗中发生激烈巷战。战至黎明时分，除长沙浏阳门与南门外及妙高峰一带，尚有残余部分以外，所有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均被缴械。至次日上午10时，清洗战斗基本结束，长沙街道硝烟弥漫，一片狼藉，许克祥部占领并查封二十余个中共盘踞的重要机关据点。根据战后的清点，中共在湖南省各级政府的负责人郭亮、夏曦、滕代远等人借黑夜早已趁乱逃跑，仅击毙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及妻子陈昌甫以及其他中共工会农协人员共100余人，俘虏1000余人左右。其中湖南省农协死亡10余人, 湖南省总工会死亡4人，国民党湖南省党校死2人，农民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许克祥团也为此付出了极大地代价，共阵亡官兵40余人，伤者100余人，另有为流弹所伤的无辜百姓数十人。局势平稳后，许克祥先向武汉的上司唐生智自请擅自行动的处分，随即以“马电”通电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全国各地，报告事变的原因与经过，并宣布长沙军民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5月23日，许克祥等人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救党委员会”，宣告长沙平定。马日事变结束。
综上所述，马日事变是北伐军中级军官许克祥率部发动的一次兵变，是湘军官兵与湖南过激的农民运动矛盾冲突激化的最终结果。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共性质，但是一个独立事件。与南京的蒋介石和武汉的汪精卫都没有任何关系，党史中关于何键暗中策划以及与武汉夏斗寅兵变都是牵强附会，并无实锤证据的臆想。何键于5月13日离开汉口率兵北上，一直在河南许昌前线与张作霖的奉军作战，马日事变前两天还因父亲被游街一事给湖南省总工会打电报问罪，所以找不出何键与马日事变的关系。从许克祥的回忆来看，马日事变也并非精心策划，而是一时冲动的临时决定。又根据中共湖南的领导人多数在马日事变混乱中逃出长沙，这次兵变也并非有周密计划的袭击逮捕。
所以，当时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是谁非，谁在苏联的唆使下最先挑起的两党争斗，最后导致一场流血事件而告终呢？

贴主:长岛风于2022_04_12 21:19:54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