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刊 2022 年 3 月春季刊
2022 年的除夕夜和 2021 年的除夕夜一样,当千家万户打开电视机收看中央电视台《春节 联欢晚会》时,千万青少年则打开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 站”)App 收看青年人的春晚—— 《2022 哔哩哔哩拜年纪》。这个节目的点击超过了 3000 万,而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2021 最美的夜”bilibili 晚会》则获得了 1.4 亿点击和 76.7 万弹幕。看上去主流文化与互联网青年 文化在平行空间内各自发展,但同时,后者的能量早已超越“亚文化”范畴,不断突入主流空间。
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讲话时说:“要防止社 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 卷’‘躺平’。”  “内卷”与“躺平”,两个 2021 年兴起于互联网青年文化领域的热门词 进入了中央文件的话语之中,显示出“党的领导”对青年文化的回应。相比之下,知识界也在 不断研究回应青年文化领域提出的问题,但是仍然面临关键症结:这个症结并不在于如何处理青年文化中的“负能量”,而在于如何处理“内卷”“躺平”“摸鱼”等话语表达的“反资本”面向,尤其当其援引的思想资源是马克思主义时;这个症结还在于与这些词并列资格却更老的“出征”一词,背后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小粉红”“工业党”“入关人”等新爱国主义主体。 当学者用“去政治化的政治”来描述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政治状况时,我们看到,青年文化体 现出某种相反的趋向,虽然其往往以非自觉的形态出现。
“内卷”“躺平”超出一般娱乐性的亚文化概念,表现出政治色彩,即消极反抗现代生活 和资本主义经济压力。不过其折射的情绪依然可以看作市场竞争和贫富差距这类日常经济矛盾 的反映,而“出征”则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社会领域,反射出民族主义诉求,这对于 1980 年代以降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去革命化知识分子而言是出乎意料的,他们因此产生排斥心理, 导致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诉诸完全否定,难以产生辩证思考。
今天中国互联网舆论界出现的一大形势,是网络青年的思潮和话语与知识界或“主流价值 观”主导的话语出现显著断裂。流行观点认为,这是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天生的区别使然, 然而青年亚文化视角无法解释“小粉红”“内卷”的主流化,无法回答青年文化不断“出圈” 的事实。知识界相当一部分群体仍然习惯于刻舟求剑,将青年文化现象拉入固有的思维范畴中 去讨论,比如执着于讨论青年爱国主义是否“极左”或“民粹主义”。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简称“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方方日记及其支持者包括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与海 量“小粉红”青年的舆论对立可为表征,广大青年被对立面一概称作“极左”。部分知识界人士习惯于过去的思想战场,在自我愿景中重复过去“启蒙对战愚昧”的盛大演出,却展示出 1980 年代以降所产生的思辨方法,即清晰二元对立分析法,在回应现实时越发捉襟见肘,让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过时。
“小粉红”与“帝吧出征”首先引起知识分子的反应,而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中美 摩擦加剧“,小粉红”群体声音在大众领域获得更多的释放,并进一步侵入商业领域,在诸多“国 外品牌辱华”事件中发挥作用。青少年是互联网文娱时尚消费的主力,他们的喜恶影响消费偏 好和商家利益,从而引起了商业界的广泛重视。以利益为导向的互联网商业界,普遍认识到“互 联网产品的增长取决于对用户情感需求的挖掘” ,因此,比起以理念为导向的知识界,商业 界要更加务实,但也受限于利益视野。
当“中国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时代主题,在青年文化现象中,以“小粉红”为代表的新 爱国主义现象就占据着最大的影响力。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上,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 公知大 V 衰落,“粉红色彩”大 V 占据绝对优势。2020 年 6 月 28 日,曾经风靡中国娱乐圈 和互联网十多年的“西方文明”吹捧者高晓松在直播间被网民集体怒喷,从而不得不退出直播间, 同时期受“小粉红”喜爱的学者在网上的影响力日增,B 站上的大 V 更是以爱国色彩为主。
然而形势的发展远远快过认知的发展,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百年未遇之大疫情,国际竞 争激化,国内社会结构剧变,被互联网加速的信息和社会情绪潮涌潮落,以粉红为主色调的互 联网青年文化也蕴含着自身的矛盾与危机。正如一句网上流行的判断称:青年一边对国家发展 充满自信,一边对个人发展充满焦虑。那些看似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青年思潮,与看似所谓“西 方普世价值”或自由主义的思潮,以及看似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正在青少年身上融合变异,例如, B 站、贴吧上有大量青年一边用马克思主义话语来批判资本,一边又羡慕北欧的高福利资本主 义模式。现实中主体与思潮的发展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小粉红”代表的新爱国主义与 “躺平”代表的新颓废主义看似对手,在网上互相攻讦,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似乎交相辉映, 并没有谁会压倒谁,反而可能是青年有机群体性格的不同维度,是“小粉红”一代青年或者“Z 世代”青年矛盾统一体的不同面向,我们对这种矛盾统一性尚缺少深入的研究讨论。本文主要 以“小粉红”现象为核心,回顾和总结近年来的青年研究状况,并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方向。
一、从排斥到承认
2011 年以来,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大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进入公共舆论空间,恰逢 中西方国家竞争显山露水,以 2016 年初的 Facebook“帝吧出征”为标志,“小粉红”正式大 规模登上政治意见舞台。关于其来龙去脉已经有一些详细的梳理,  此处不赘述。在理论领域,“小粉红”现象至少涉及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专业,以及民族主义、主体性、 身份政治等话题,但是相对于网络上的巨大影响,学术研究领域相对冷清,在中国知网查询主 题关键词“小粉红”,可见不超过 30 篇相关期刊论文和 10 多篇硕士论文;以“帝吧”为主题关键词查询得到的结果较多,有 116 篇,  内容聚焦多有重复;两个主题词下一共有 29 篇文章 标 题 包 含“ 民 族 主 义 ”一 词 ,正 文 重 点 论 述“ 小 粉 红 ”与 网 络 民 族 主 义 的 关 系 ,而 标 题 里 用“ 爱 国 ” 一词代替“民族主义”的论文只有 12 篇。数字的差别包含了论者微妙的态度——“爱国主义” 是褒义词,“民族主义”则较少褒义。除了民族主义,其研究焦点主要在于情感动员、交往仪 式、集体意识、集体行动等。  在学科领域方面,40 篇隶属新闻传播学,其次是政治学 20 篇, 社会学 13 篇,思想政治和教育领域 8 篇。由此可见,“小粉红”现象主要引起了传播学界的重视。
相比而言,“小粉红”在媒体评论上出现较多,评论者阵营分明,观察者网、环球网、共 青团等机构通过自身或者自媒体平台给予“小粉红”报道支持,传统媒体人则主要持批评态度。 《中国新闻周刊》曾较早对“帝吧出征”现象做出反应,称“微博认证为‘媒体人’的 @ 王 星 wx 的评价或许最为客观:从周子瑜事件到帝吧翻墙出征,70 后 80 后们,普遍看不懂参与 其中的 95 后 00 后们,也不屑于去了解,甚至以‘小粉红’蔑称” 。文化学者王晓渔认为:“小 粉红仿佛青春期的粉刺,是力比多过剩、精神亢奋的产物,很难说与逻辑有很大关系。”  对“小 粉红”的抨击弥漫在社交媒体空间中。微信公众号“大象公会”作者史祥莆的《致小粉红:还 有什么比“爱国”更容易?》被广为转发,指认小粉红是“中国的底层”,“‘忠诚’和‘仇 恨’是小粉红的全部思维”。  头部自媒体大 V 嘲讽“帝吧出征”是中学文化水平。 “小粉红” 即使在网络大众舆论场逐渐占据主流,在传统精英媒体界仍继续遭到拒绝。
毋庸讳言,知识界和传媒界中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或者自由主义者把“小粉红”看 作一种逆流,违背了“启蒙”梦想,而左翼则视其为狭隘民族主义者甚至国家主义者,认为其 只讲民族政治而不讲阶级政治,不是国际主义无产阶级的同路人。在认知上,他们习惯性地使 用旧式框架。比如讨论“帝吧出征”事件,“最常见的精英主义解释框架借用‘网络义和团’ 这一意象将‘出征’青年网民描述为情感压倒理性的数字时代群氓,多用‘非理性’‘狂热’ 等标签” 。指认“小粉红”是一种右翼或极端民族主义思潮,  是国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合流,  或者温和一点,说他们“在警惕敌对势力政治图谋的同时也否定了吸纳西方先进管理经验的必要性” 。这里有一种中国式的含混,因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被习惯性地定义为右翼,把民 族主义看成左翼。然而一旦进入自由主义和部分“国际主义”左翼共同向往的“超越国家”语 境中,民族主义又被看作一种反全球化反国际主义的右翼思潮。这种忽左忽右的评判同样出现 在对“工业党”的分析上,批判者时而定义其为左翼(认为工业党是民族主义,且反对金融资 本霸权),时而定义其为右翼(认为工业党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这个自相矛盾恰好症候式地表达了现实:新概念难以被旧的分析框架装下。
对待“小粉红”,更加粗陋的态度是羞辱“小粉红”的身份,认为其为学历低下、生活憋屈、 用山寨手机的一群人。然而官方数据和学者调研都给出了否定观点,“小粉红”的主流基本上 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一二线都市青年。  这种羞辱反而为其行动添加柴火, 令其转化为一种“为了追求承认的斗争” 。但“小粉红”以及新爱国主义的崛起已然成为主流, 乃至对立面也不得不予以逐步正视——从一开始将其看作水军或者官方灌输的后果,到越来越 多的人承认舆论已经发生转向,如主张自由主义的知名写作者伯通认为:“如今,无论是体制的反对者还是支持者,都默认接受了‘小粉红’一词。” 
在“承认”小粉红的过程中,党媒的正视起到了重要作用。人民网 2016 年的“小粉红” 数据调查和评论被视为先导,  该调查对于“小粉红”的评判主观色彩较浓,但毕竟给出了数 据观察。《半月谈》的文章则意味着党政层面注意到“小粉红”并给予一定的肯定。  共青团 中央的微博对人民网的调查结果提出商榷,认为其调查结果难以区别于对一般微博用户的数据 调查结果,无法表现出“小粉红”群体的专属特征。  但是这可能恰恰说明“小粉红”与当代 青年有高度的“拟合性”。2020 年复旦大学关于青年的调查报告,未提“小粉红”,但是对 于青年爱国特性的关注和分析具有普遍性。  该报告看到青年对民族主义认同的提升和面对西 方的强硬态度,也看到青年对改革开放认同程度有所下降,洞见到民族集体自信与强烈个体意 识等诸多矛盾交织于青年身上。
一批在中国知网公开的硕士学位论文体现了年轻一代学人的研究特点。他们往往采用传播学、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比如重视社交仪式分析和情感认同分析。一种有新意的面向是把“小粉红”爱 国行动看作文娱偶像崇拜文化的变种,即把国家当作偶像来崇拜。  此类文章认识到“小粉红”与饭 圈文化的相关性,将视野延伸到更广泛的青年流行文化,但其往往聚焦于“小粉红”的出征时刻或 者饭圈的行动时刻,对于“小粉红”一代的日常状态及其作为社会文化的生成性一面则较少涉及。
二、有新意的研究框架
对于新互联网青年文化现象,有一些研究突破刻板成见,超越形而上学的对立范畴,从更 深刻的田野观察、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以及更丰富的逻辑层次分析出发,打开了新的研究面向。
王洪喆、李思闽、吴靖将“小粉红”现象纳入全球化新媒介和商业场景来考察,首先辨 析了传统政治光谱两端人群对“小粉红”的研究,认为他们“共享了一套类似的概念框架和价 值判断——即爱国群体的民粹化、保守化和非理性”。三位作者试图“从青年参与者日常的生 活经验、情感结构,包括消费行为和由此衍生的文化特质”,辨析他们与过往的网络民族主义 者相比,具有哪些相似之处和新特征。文章采用青年亚文化视角和民族志调研方法,区分了三 代网络民族主义者:第一代仍然通过纸媒出版来表达(如《中国可以说不》作者群);第二代 是网络时代的“知情民族主义者”,具有丰富的互联网世界经验及其自身的判断(如留学生群 体和工业党);第三代以“小粉红”为代表,是全球化新媒介商业文化锻造出的新产物。  在 后续研究中,吴靖和卢南峰讨论了工业党和“小粉红”的关系,把两者分别看作中国中产阶层 中的自为阶层和自在阶层。  基于经验的代际分析是有效的研究框架,也被笔者运用,划分了 2008 年以来青年新爱国主义的三波浪潮。 
互联网青年文化具有强烈的情感特征。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2016 年文化观察选粹》 一书,收录了“帝吧研究”专题。其中易莲媛采用贴近对象的视角,突破“出征”青年表面上 的政治话语,观察其背后的情感特征,强调对“小粉红”的情感结构要有同情式理解,提醒人 们注意,即使“出征”,也并非批判者想象的剑拔弩张的敌我斗争,而是用表情包进行戏谑化, 包含一种前所未有的日常生活氛围与轻松态度,没有你死我活的敌我观念。  这恰恰接近批判 者所期望的那种去斗争化的情感结构。陶庆梅与易莲媛一样强调新青年在情感结构和情绪表达 方面的特点,在肯定其基本立场的同时,认为他们理论思考不足,精神锻造不足。她认为要用 “新个人主义”来描述新一代青年——作为原子化的个人,绕过组织中介,直接对接民族主义 宏大想象。  这在社会关系上定位了网络青年,正好暗指网络化的“小粉红”。文章进而指出, 新青年是被现代分工和网络技术困顿在自我狭小领域的个体。这是一个有预见性的判断,2020年青年网站上弥漫的对于网络平台资本的反感怨恨和对自身生活的严重焦虑,以及“打工人”“韭 菜”“奋斗逼”等自嘲话语的流行,验证了这种困顿。
网络作者伯通分析共青团中央引领爱国主义的萌化策略,从政党组织介入舆论的实践角度, 观察从污名化的“国旗婊”到自豪的“小粉红”话语崛起的路径,探讨娱乐偶像粉丝经济怎样 与爱国主义曲线相遇,引出这样一个观点:“能打败公知脑残粉的,只有偶像的脑残粉。”  这是属于自由主义意见领袖阵营内部较有新意的观察,超出一般的国家 / 社会二元视角,考虑到了国家政治与社会政治之间的操作空间。
《东方学刊》先后刊发了“工业党”研究专题和“入关学”研究专题,系统性地把网 络大众话语纳入学术层面来考察,讨论了具有新爱国主义面向的青年文化现象的发展和内在逻 辑,把“工业党”与“小粉红”置于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层级考察其互动,讨论“键政圈” 爱国主义在“入关学”表象下体现出的世界格局变化在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反映。包括《文化纵 横》《探索与争鸣》等一系列青年研究在内,一批研究者在正视青年文化政治意义的基础上, 阐发出两个新的观察路径:一个是符号学与二次元视角,一个是身份政治视角。
在热衷于依靠传播焦虑吸引眼球的大量自媒体文章中,网络符号的字面意义往往被当作真 实的事物,例如当一个人说自己“躺平”,会被这些文章理解为真的躺平,而不会作为一种话 语策略来认知。马中红则从语义簇的角度出发讨论“躺平”与“神马都是浮云”“佛系”“葛 优躺”等相关网络语汇的联系、变迁、发展关系,避免简单地望文生义,从而进入情感及其话 语表现的体系中去观察。  长期专注于新媒体研究的微信公众号“全媒派”讨论“内卷”一词 如何被网民“玩坏”,指出网民在话语再生产中享受的是编码与译码的乐趣。  即便最具有宏 大政治色彩的“小粉红”和“入关学”,也和二次元文化难解难分,前者表现为通过网络符号 空间完成爱国主义行动,  后者表现为通过电脑游戏符号和穿越小说策略表达政治观念。  这 类研究提醒我们从符号学和认识论角度来认识青年话语现象,理解符号自身的自足性和局限性, 避免与现实混同,考察符号与现实的微妙互动关系。
“小粉红”民族主义政治外衣之下的身份政治特性已经被注意到。曹东勃和王平乐认为, 二次元文化的相对弱势决定了其需要为承认而斗争。 “趣缘关系”或者“圈地自萌”被用于 形容青年二次元文化小众群体的构成。曹东勃和王平乐正确地指出“圈地自萌”的危险:“趣 缘性排他固然能带来一种‘去政治化’的效果,但它的另外一个面向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封闭内卷甚至社交恐惧。”  吴靖则从国族冲突视角出发讨论“帝吧出征”现象,认为面对西方, “他们也比在国内的人们更直观地感受到‘文明社会’中以‘身份’为标杆的冲突、暴力和压迫,媒体及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区隔,以及身份政治的风起云涌和千姿百态,他们也开始调用 ‘国际通行’的技术手段,自我探寻被去政治化的教育埋葬的历史叙事和身份认同,发动起自 我赋权的‘身份政治’” 。笔者则在已发表文章中提出:“‘小粉红’行动的合力虽然指向 传统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但其弥散化的动员能力来自全球化时代的中产国民身份尊严诉求(而 非刻意的民族主义意识),具有一种要求对方承认‘我也是文明人士,与西方人平等’的身份 政治意识。这种追求承认的激情,孕育出一种以民族主义为宿体的身份政治形态,却是西方社 会身份政治所没有的特征。” 
青年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处在与多种层次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金方廷对“饭 圈女孩”的研究强调互联网数字经济特性本身对粉丝文化的塑造,提醒青年文化的逻辑不只在 自身之内,还与互联网数字经济自身逻辑关联。  青年文化作为自下而上发生的事物,如何与自 上而下的宏大叙事发生关系并参与主旋律塑造?吴畅畅将其看作一种正面的建构素材,讨论了 主旋律色彩鲜明的“讲好中国故事”综艺节目如何吸纳这股能量,并对比官方综艺节目与市场 化综艺节目,指出问题所在——“讲好中国故事”在于能否运用好潜移默化的日常生活政治规律, 在于避免投机主义和由外而内的灌输,而应通过召唤由内而外的认同,进一步建立文化领导权。这提醒我们要进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理和文化产业技术手段的运作中来思考问题。
在这些研究以及新的材料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新的研究问题和方向。
三、新的问题意识
在高速交流摩擦的全球化互联网信息文化条件下,青年文化发展极快,例如 2020 年“小粉红” 思潮在中西抗击新冠疫情不同成效的对比中达到高潮之后,很快遭遇“内卷”“躺平”以及“神 友”文化的对垒。受到管制的青少年怨恨情绪同样利用互联网快速迭代,规避管制,发明出各种 擦边球的负面话语,如使用“赢麻了”“感恩”一类嘲讽主流正能量的话语刷屏,以病毒传染的 方式形成潜流传播,能量不可小觑。政治化的青年文化在获得知识界部分的正视之后,研究需要 超出一般的“承认”层面,将其作为大变局时代的症候,对其逻辑进行深入考察分析。
1. 立足现实,超越旧认识框架
研究需要进一步超越陈旧的二元对立范畴,对学术思考提出新的要求。对青年文化做一个 两分法描述永远是容易的,却容易陷入过于正确的论述,体现的是描述者本身的先验价值观, 例如,指认青年一方面有爱国情绪,另一方面不成熟。问题在于如何在“分”之上看见“合”, 把握其总体生态、内在矛盾性和动力学,及其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小粉红”等现象对学界主流的抽象政治概念和分析框架提出挑战与启迪,例如对于“历 史终结”“自然状态”等流行政治历史观念的叩问,对左与右、自由与保守、现代与后现代或 现代与传统、民族特殊性与世界普遍性、身份政治与宏大政治、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等分野范畴 的质疑。
1990 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取得冷战的胜利,确立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全面优势。在思想界, “历史终结”“自然状态”“新自由主义”等一系列说法、观念、方法获得了霸权性的地位。 人的“自然状态”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为维护资本主义合法性而做出的一项发明,设想了一种天 赋人权的个人状态,此种“个人”拥有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自然权利。自然状态的人需 要让渡部分权利以组成国家,国家守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包括安全、交换、合作、发展市场经 济等。自由主义者呼唤的所谓“正常国家”正是基于此意识形态观念,以利益交换关系掩盖政 治(斗争)关系,认为国家只是市场自由的“守夜人”,排斥国家对市场的主动干预,也否认 孕育自社会中的国家和意识形态建构力量。这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被看作历史的终点。这种观 念虽然不符合现实,但在中国知识界也大有市场。
拥有民族主义斗争面向的“小粉红”与看似颓废面向的“内卷”“躺平”显然不在这个“正 常状态”之内。令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感到困惑的是,改革开放与全球市场不仅没有带来 他们所吁求的历史终结之人,反而生产出了更广泛的爱国主义群体以及反资本主义的思潮。正 如网上流行的说法,“一出国就爱国”,留学生群体涌现出新爱国主义先锋。对此有人辩称, 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但这不过是笼罩在西方意识形态视野下的论断,认为中 国是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变态市场,而无视空想中的完全市场从来不存在。
从另一面说,青年文化是否又循规蹈矩地从属于新中国的主旋律文化传统?中国的崛起一 方面坚持了自身的内核优势,另一方面学习西方经验,摸着石头过河,具有不确定性。青年文 化尤其是新爱国主义,在表象上继承了新中国的文化政治遗产,但并非线性地从属之,甚至可 以说并非完全是由传统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包括教育机制塑造的产物,反而不断逾越主流的边界, 具有复杂生动的面向。
总体来说,“小粉红”代表的青年可能比表面上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派对手更加“普 世”,其行动方式、话语模式、情感结构都扎根于全球化的“正常”社会,却产生了某种“超 自然状态”,体现出一种以“去全球化”样态出现的全球化形态。吴靖和卢南峰称:“以都市 中产阶层青年为主体的‘小粉红’由于相似的阶层属性,以自然或半自然的状态凝聚成一个可 被识别的群体,他们拥有相似的情感体验与立场观点。”  洪恺认为“小粉红”运动与当下发 达国家青年右翼运动具有同构性。“一是主要依托互联网和社交网络传播,二是以青年为主体, 三是和本地政治议题相结合,四是彼此之间呈‘文明的冲突’状态。”“这些要素和国内主流 知识界(他们的上一代人)在 1980 年代以来形成的所谓左与右基本无关,也不是对某种外力 的 应 激 反 应 ,或 者 有 些 人 所 说 的‘ 充 满 暴 力 和 假 想 敌 的 民 族 主 义 ’,而 更 多 是 自 发 生 长 出 来 的 。” 
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种自发性与当代全球生活世界的联系。2020 年,研究美国青年问题的《娇惯的心灵》  一书在中国翻译出版,使人们关注到中美两国青年在表面的冲突背后 具有情感脆弱和偏执政治正确的共通性。放眼世界,我们既看到超级大国美国青年蓬勃的“怨 恨政治”  和民族主义,也看到另一个渴望崛起的第三世界大国印度,那里的小镇青年一边疯 狂学习英语,一边散发燥热的民族主义,鼓吹本土哲学思想,认为印度应该领导世界。  这些 现象无法只在民族主义与所谓“西方普世主义”的矛盾定位中来认识。面对这些现象,多元主 义认识方法中最温和的一种,也只是认为一切青年的诉求和倾向是自然随机的,像菜谱一样口 味不同,应该各取所需,而民族主义可能会破坏多元共存。这种意识不能面对全球化市场经济 无法掩盖的多维矛盾冲突,看不到显著的民族主义表象特征之下的复杂性,正如第三世界的自 由主义不同于发达世界的自由主义,各国青年的躁动也是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矛盾的症候式反应。 因此,在全球化冲突和历史从未终结的视角中,我们要重新思考民族主义、身份政治、消费主 义、平权运动等当代流行政治经济现象及其理论在地方现实中的具体展开。
“小粉红”的“国族政治 + 身份政治”特性,恰恰是今天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多元主义 条件下身份政治缺失的环节。2018 年,弗朗西斯·福山依然在身份政治的脉络里理解西方青年 新的“怨恨政治”,  尽力不挑战其历史终结论的思维逻辑,而“小粉红”却体现出对福山观念 的超越。把国家当作偶像,不仅只是“饭圈”娱乐文化向政治领域的平移,还暗示了一个新问题: 国族主义为何要选择身份政治这种外衣?这种互动会产生什么后果?当我们从身份政治的视角去 反思的时候,会发现中国部分“国际接轨”派知识分子强调的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实际具有以 “世界公民”为身份荣耀的实质,即隐藏着一种以自己更接近欧美文明为荣的身份荣耀。
新爱国主义区别于传统的“救亡”式爱国主义,可以被看作这种隐藏于所谓“西方普世价 值”背后的身份政治逻辑的颠倒。我们观察到“小粉红”“出征”事件频繁在消费领域发生, 往往因为某个国外时尚品牌、文娱作品“辱华”而引发,例如,2018 年意大利时尚品牌杜嘉 班纳广告事件、2019 年范思哲 T 恤涉嫌支持“港独”事件、2021 年 H&M 攻击新疆棉花事件, 不胜枚举。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每次小粉红“出征”的组织者都会反复向参与者提倡表现自身 的文明礼貌,不骂脏话,让别人看到粉丝的文明素养,正如“饭圈”“出征”都会强调文明礼貌, 不给自家偶像丢脸。这都是在强调自己的文明身份。即便“躺平”“马克思主义热”在表面上 诉诸反对资本主义,但是其核心诉求则是追求生活福利和现代都市生活地位,因而其观念内核 包含了消费主义的身份尊严。
在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两位归化女性运动员谷爱凌和朱易的跨国身份和言行在中 西方都引发了巨大的商业和舆论关注。此类现象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消费社会》中所言的基于商品符号价值的身份尊严,限于西方市场经济与市民 社会的层面。而互联网青年文化运动让我们看到,这种基于消费和时尚的尊严冲突在国家竞争层 面展开,向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要求,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普世主义”身份政治理论。
2. 把握话语与实践的关系,打开政治想象空间
研究需要以互联网青年文化为基点,重新思考大变局时代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问题,以 及社会组织形式、人类主体性格的根本变化和实践可能。以“帝吧出征”与“饭圈互撕”一类 行动为例,反对者将其描述为“义和团行动”,无异于刻舟求剑。不要忘记,国内这种“饭圈 行动模式”,最早起源于 2005 年的“超女时代”。超女选手的粉丝们组织起来,为偶像宣传、 拉票、支援,这在当时被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称赞为一次文明的民主实验运动。 “出征”正是 全球互联网文娱产业催生出的社团组织方式。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去中心化,导致人的原子化或 者“散户化”,散户又通过互联网、资本等渠道,在一定的诉求下重新聚集。问题是以什么样 的诉求,如何形成新型组织?
我们有必要对这种组织形态展开研究,而非仅仅意识形态化的褒贬。一些有趣的特点已经 展示在我们面前等待理解。第一,散户生态具有非均衡不稳定倾向。多方共振,动辄由小事件 引发大范围多方参与的文化冲突,不断引爆舆情能量。在这个过程中,“小粉红”的爱国主义 行为与“饭圈”行为会经常发生交汇。第二,“饭圈化”的行动本身具有去政治化“守法”特 征,同时又体现为一种合法的“暴力”,即积极走正式渠道向政府部门投诉举报,善于走法律 流程来打击对手,而非过去直接的黑客或者其他暴力行为。如何理解这种“守法的暴力”?第 三,青年与数字经济运作模式的高度互动关系对于我们的经济、文化治理有何启示?
现代传媒信息业的发展,模糊了符号与现实的距离,更需要我们厘清符号化与现实实践的 关系。一些学者提出“后人类”理论,指出信息时代的个人人格不再是启蒙时代所许诺的具有 整全观念和一致逻辑的深度人格,而是伴随互联网信息涌动而具有随机爆发、缺乏前后逻辑一 致性的碎片人格。  当代青年文化即便以宏大叙事为旗帜,也具有“后人类”特征。例如,2021 年, 作家蒋方舟因为 2016 年接纳过日本文化中心的奖金支持访日一事被翻出,而被大批男性青少 年网民猛烈抨击,但时隔不久,蒋方舟批评女权主义者目标不明确的言论,则受到几乎同一批 网民的称赞。批评与称赞者只是通过片段的短视频获得信息并输出情绪,并没有去思考这同一 个人的整全思想逻辑。对于理解这样的新型人格与思维特征,“后人类”理论有所帮助,但仅 仅移植资本主义社会的“后人类”理论又是不够的。
马中红等学者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在流行的热门符号、话语背后有不被注意的话语自身的 积累过程。我们需要进一步理解符号与实践的关系。马中红把底层打工群体“三和大神”的现实“躺 平”动作纳入网络小资群体的“躺平学”中看待,然而“三和大神”本身并不参与“躺平”话语运作。 话语游戏是网络小资阶层热衷的事物,与“985废柴”小组一类焦虑的大学生阶层具有更多亲缘性。现有的研究往往只关注“躺平学”自称的思想资源,如第欧根尼(Diogenēs)的犬儒主义,却相 对忽视更多青年援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躺平”“摸鱼”的根据。指出这类研究混淆了符号与 实践是容易的,但是当我们从传统的符号学进入,区分青年文化的符号层面与实践层面时,将如何面对未来元宇宙时代新的文化空间?在那里,现实与虚拟符号将更加紧密地纠缠、融合在一起, 那么理论将如何处理符号、情感、知识、行动的多维互动,并获得现实感?
 
互联网的发展促生了多元化的群体并使其紧密交织。全球化不应被简单理解成“世界是平的”,而应被理解成一种更加复杂、活跃、非平衡的生态。在“生态”视野下,思考“小粉红” 与其他群体在生态中的有机关系与互动,辨析其真正的对手和实质性挑战来自哪里,并从中洞 察更广泛的青年总体生态规律。陶庆梅试图用“新个人主义”来把握和弥合青年身上社会与个 人的对立。那么在观念认识之外,如何从实践角度理解这种对立?新青年能否突破狭小空间? 以 B 站为例,知识型节目在 2019 年以来出现爆发式增长,成为新的流量增长点。一大批知识 分享型 UP 主提供的思想和经验深度不输于课堂。观视频、观察者网等内容生产机构的思想、 知识类节目视野宏大,粉丝增长极快,表现出强烈的求知欲和不错的思考水平。这提醒我们思 考和推进学界和“小粉红”一代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吴靖等清晰梳理出三代网络民族主义者的代际系谱,但聚焦于以传播技术变化来进行代际 区 分 , 对 代 际 互 动 观 察 较 少 。“ 小 粉 红 ” 与 工 业 党 、 入 关 学 等 新 青 年 现 象 在 互 联 网 上 不 断 交 织 生 长 。 但 2020 年以来,出现了自由主义青年与“网左”“神友”青年共同批判小粉红的“左右合流” 状况,鲜明区别于过去左翼与保守主义联合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结构阵势。大量二次元空间的马 克思主义爱好者,其群体的生态位与“小粉红”群体高度重合,然而这种马克思主义偏好并非 传统左翼色彩,却与小资阶层躺平族的焦虑政治有更多联系。共存于“小粉红”一代青年身上 的自信与焦虑就是一对新的现实矛盾现象。表面上看,当自信超过焦虑,“小粉红”与“工业 党”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较多的关联,当焦虑压倒自信,部分青年就转入“躺平”状 态。互联网青年文化体现出强烈的情感共同体特质,而非知识共同体或者组织共同体特质。情 感结构是现实的复杂映射,又是最终产生行动的源泉,具有表面的混沌性和内在的复杂逻辑。 大变局时代,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矛盾、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追求崛起的奋进斗争 式心质与消费主义福利生活心质的矛盾等诸多矛盾叠加,塑造着新型的中国青年人格与社会文化状况。这提醒我们对之进行理论辨析时要十分小心,警惕任何界限清晰的标签。
“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中被寻求和发现的。” 当代中国也通过青年文化尤其是其中具有政治色彩的新爱国主义文化的想象和表达,呈现出自身的特质与问题。互 联网青年文化是不断建构国家主体的重要能量,研究不能仅仅将青年群体看作客体,不能止于简单的外部批判,更需要主体式的代入,体会其冲动、诉求和思索,把握其矛盾,以资思考中 国青年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如何与多种力量博弈,构建一个“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的世界。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