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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继续做下去”(Get on with it)正是约翰逊的口头禅。
约翰逊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拍纸本，这是他当记者时的习惯。一个前助手告诉我，当他把你的观点写在那个本子上时，你就知道他把你的话听进去了。开会的时候，约翰逊像个编辑那样，不停地从工作人员那里搜集想法。通过将乏味的、且时不时相互矛盾的“事实”(facts)与他认为十分重要的“故事”(story)相区别开来，他总是在试图找出那条关键的分界线。
然而，首相的记者生涯是以一种不太光彩的方式开始的。1988年，从牛津毕业不过一年的约翰逊就被建制派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解雇了，原因是他在头版报道中编了一段话，并署上了自己教父的名字。之后，尽管他道了歉，他依然十分埋怨那些指责他的、“哭喊着只会死扣事实的历史学家”。
尽管才被《泰晤士报》扫地出门，他已经立马投靠了其对手《每日邮报》(The Daily Telegraph)，并且在英国的各大媒体中不断辗转爬升，最终成了负责英国保守派主阵地《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的编辑。1992年，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注5]签署时，约翰逊恰在布鲁塞尔担任《每日邮报》的联络员；而这一条约不仅为现在的欧盟打下了基础，也将英国政治送入了持续纠结英欧关系的混乱之中。而这正是像约翰逊这样的人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他以离奇的、并不怎么准确的故事出名，这些故事大多与一些表面上强加给英国的欧盟法规相关，比如一些规定薯片口味、香蕉的的弯曲度以及避孕套尺寸的条款。1990年因推进欧洲一体化而牺牲了自己首相生涯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十分喜欢看约翰逊的专栏。后来，约翰逊曾这样形容自己在布鲁塞尔的那段经历：“就像把石头扔到花园的墙上，然后听从隔壁的英国温室里发出的有趣声响。”
然而，如果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约翰逊的作品，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似乎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敌视欧洲。在1992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就算那些说欧盟是浪费且官僚主义的指责是真的，这些问题与加入欧盟的好处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他接着写道，欧盟“被非民主的布鲁塞尔机器所操控，在其中工作的尽是些千人一面的爱管闲事的人”，但这也给了英国一个新目标，那就是去管理欧洲。
关于这种想法上的转变，我曾问过约翰逊。2016年公投时，在宣布他的立场之前，他曾写过两篇十分有名的专栏草稿，一篇是支持英国脱欧的，而另一篇是支持英国继续留下的。他的批评者借此断言，他支持脱欧只是因为这能够给他的掌权铺路罢了。约翰逊不接受这种解读，他的助手说，他其实经常会像这样对自己的论点和想法做一些“压力测试”。约翰逊告诉我，英国人永远无法领导欧盟，因为欧盟被太多的分支和疑神疑鬼干扰而最终只能沦为一种制动装置罢了。而这种特征与他这个人完全南辕北辙，对他来说，无论朝向何方，永远向前冲总是好过原地踏步。
约翰逊刚签署完“欧盟-英国贸易协作协定”(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摄于唐宁街10号。
图片来源：
https://www.expressandstar.com/news/uk-news/2020/12/30/boris-johnsons-eu-trade-deal-clears-the-commons/
他说道，“我们非要讨论脱欧吗？我还以为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因此，我们将话题转向了诗人贺拉斯(Horace)[注6]。
2005年，约翰逊曾做过一个关于贺拉斯的讲座。在讲座中，约翰逊反思了诗人、历史学家和记者对民众记忆的持久影响力。“贺拉斯写了一堆拍马屁的诗吹捧他的资助人”，他对我说道，“但同时他也一直在试图让他们明白：‘你们终将逝去，而诗歌必然长存，那么，又是谁写的这些诗呢？’”
我对他说，这听起来像是种十分犬儒主义的世界观。
“这是在捍卫新闻！”他答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比你要更加有力量？”我问他。
“正是如此！”他笑着答道。
我说我并不买账。但是约翰逊却十分清楚地知道塑造认知的重要性。对他而言，政治和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纠结各种事实，而在于向人们提供让他们能够去相信的故事。
在这位首相的眼里，那些想要在脱欧公投里给“留在欧盟”投上一票的人并没有勇气讲出他们心中的故事——那关于欧洲统一和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美丽故事。相反，他们只是在不断地强调英国脱欧后会面临的灾难，而他们所认为的这些灾难并没有发生，至少现在尚未发生。而那些对故事买账的选民所相信的与这截然不同。用约翰逊的话来讲，他们相信“（英国）是一个能自己做主的、伟大的、令人印象深刻且有趣的国家。”
“人们靠叙事(narrative)而活”，他对我说，“人类是热衷于想象的造物。”
在我听完他一长串关于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支持自由贸易(free trade)、气候行动(climate action)乃至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独白之后，我问道，“所以你并不是特朗普那样的人？”
“那当然。”他答道。
或许这个答案对他来说是不证自明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前总统特朗普本人就亲切地将他称为“英国特朗普”，而拜登则曾称他为特朗普“身体上和情感上的克隆体”。
这也是围绕在约翰逊身上的主要争议——尽管考虑到他的乐观主义、在谈话时常常引用的拉丁或古希腊诗句，他其实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像特朗普。在特朗普为成为美国总统而展开竞选运动的同年，约翰逊正领导着英国的“脱欧”运动(“Leave” campaign)。这两个运动从表面上看是十分相似，它们都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且反建制的。毕竟，脱欧是一场反对表面上就已经很不公正的系统的起义，民众对贸易和移民问题的愤怒更是为其煽风点火，而这场起义的最终目标，是恢复英国人丧失已久的控制感。
首相显然很是理解认知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不少美国人，尤其是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那样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人，总把英国脱欧想成是最恐怖和骇人的异常事件，是一场向着民族主义狂奔的倒退。”他对我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拿约翰逊自己来说，他过去一些关于少数族裔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特朗普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约翰逊曾经将穿着布卡(burkas)[注7]的穆斯林女性比作邮筒，写过诸如“摇旗呐喊的黑鬼”(flag-waving piccaninnies)[注8]一类的词，在缅甸时，他甚至引用了一首恋旧的、殖民时代的诗。他的支持者辩解道，他的第一个财政大臣是一个巴基斯坦裔公车司机的儿子，而第二个财政大臣则是印度裔英国人。他的商务大臣虽然是伊顿公学校友，但其父母实则来自加纳；而今年将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英国主席则生于印度。约翰逊授权负责监督英国疫苗发放的则是一个出生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而负责治安管理的内政大臣则是乌干达印度人的女儿。
还有一些与移民相关的例子。在脱欧运动期间，约翰逊确实呼吁过，应当更加严格地控制欧洲来的移民。但不同于特朗普，他支持对未登记的移民进行赦免，为百万香港人提供获取英国国籍的渠道，并且修改了英国的移民系统，让欧洲移民和非欧洲移民能够受到同等的对待。在担任伦敦市长期间，他曾指出，特朗普宣称伦敦因为穆斯林极端分子而有“绝对不能去的区域”，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惊人的无知。他还认为，特朗普试图禁止穆斯林移民的举措根本是“脑子有坑”(out of his mind)。
我对他说，尽管如此，这一“是不是英国特朗普”的问题依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知道的。
“行吧，他们怎么能如此无知呢？”他答道。我斗胆说道，国际政治的诅咒不正是每个国家都透过自己的滤镜来看别的国家吗？
“正是如此”，他附和道。接着他说：“我一直很努力地试图向美国的读者们传递这样一种讯息，那就是他们一直在重复犯分类上的错误。”
“我想告诉你和你的读者这样一点：你不能把英国执政者认作是一群排外主义者”，他补充道，“或者一群支持闭关锁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autarkic economic nationalists)。”（就算是约翰逊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一点不同：特朗普在谈话中几乎不可能使用“封闭经济”这个词。）[注9]
政府在3月发表的关于外交、经济和防卫政策的“综合评审”(integrated review)，是为“约翰逊主义”构建一个自洽的知识框架的首次尝试。这份报告强调了加深欧洲之外的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更加坚定地捍卫民主价值观的必要性。这份报告的主要推动者是约翰·比尤(John Bew)。比尤是约翰逊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书的作者。尽管此书在约翰逊上台前四年就已经出版了，但现在读来，它完全是“约翰逊主义”的指导读物。根据比尤的说法，现实政治基于以下四个环环相扣的原则：其一，政治是强者的法则；其二，只有当国家内部和谐时，国家才会强大；其三，观念(ideas)之所以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们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最后，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决定一国政治轨道的唯一重要因素”。
从上述原则中，人们可以发掘出约翰逊的治理蓝图。他对选民宣传道，自己会“团结并提升”英国。他的这种理念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只要英国还是像现在这样，是分裂的、经济上不平衡的，并且是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健康危机之影响的，那么英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自信果决的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
同时，他还相信，全球意义上的时代精神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英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非物质性的东西：选民们不再会接受那种在对待自由贸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中国崛起上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态度了。选民在这些议题上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建设性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要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约翰逊和他的盟友们强调，英国的脱欧并非凭空而来。在《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相连，国家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个政府都相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大于其弊端。然而，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这种成本收益的比较愈发暴露其空洞，因此，选民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权。这一点在英国尤为明显，因为这个有着超出自身体量的金融行业和开放经济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地暴露在全球性的危机之中。这正是“夺回控制权”的最好时刻，而“夺回控制权”正是脱欧运动的首要承诺。
约翰逊发誓，要用政府的力量重振工业，促进伦敦以外地区的发展；他认为，如果继续留在欧盟，英国就不会有能够这样做的力量。他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约翰逊曾命令公务员拒绝保守派那种“政府干预一定不好”的教条，让他们要在选择支持谁这个问题上保持“创造力和自信”。这种要求在通常被视为持有右翼意识形态的人身上不怎么常见；如果放到美国的意识形态光谱上，约翰逊的政策将会是中偏左的。
首相告诉我，他并不想让欧盟支离破碎，他只是不想让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罢了。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位顾问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约翰逊和他的团队都认为，“英国一直在坚持一种属于昨日世界的外交政策”。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基于规则的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限制，而英国已经不能再天真地认为，维持“既有权力”(status quo power)就能复苏一个早已失调的系统。“这个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这位顾问说道，“因此我们不得不打起精神，跟上这种变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约翰逊坚持认为，英国必须是独立、团结且灵活的。正如他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又名蓝韬文)告诉我的那样，比起做“一条巨大而笨重的鲸鱼“，英国更应该做“一条灵活的海豚”。通过在人权事务上制裁俄罗斯、利用G7峰会主席权将整个峰会引向更广泛的民主联盟，以及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约翰逊已将开始展示他所期望的英国会是什么样了。
这个世界一团糟，而约翰逊正好喜欢混乱。他相信，关键在于去适应（混乱）。他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将自己的雄心壮志、投机主义和坚定的自我提升转变为非凡的个人成就。为什么英国不能这样去做呢？
每当和约翰逊交谈，人们都会和他那无所不包的、对一切都会变好的信仰撞个满怀。比如，他深信，当脱欧成为将整个英国团结在一起的向心力时，苏格兰的独立诉求将不再会是威胁。
约翰逊比他的批评者和敌人更好地理解了何为政治的艺术。他正确地认识到，他的任务就是重新书写国家叙事，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控制感，提供一种乐观主义和自豪感。而他已经表明，他是一个善于找到选民所乐见的叙事的人。
无论他是否能够成功，其行动结果的影响力远不止步于英国国内。当其他民主国家试图回应选民所关切之事的尝试堕落为东欧那种极权式的欧尔班主义(authoritarian Orbánism)，抑或是共和党的那种特朗普式民粹主义(Trumpian populism)时，约翰逊正在开始尝试一种保守主义的新方案，这个方案也许能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或者至少是行得通的。
如今，英国真的脱欧了，约翰逊必须得面对一些单凭信仰无法解决的问题了。有的人担心，如果他的国内经济政策失败了，那么英国会向那种排外的身份政治靠拢；如果他无法从内部团结起这个国家，那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更坚定果决的英国显然是不再可能的了；如果他无法化解苏格兰独立的吁求，那么英国便会四分五裂。布莱尔告诉我，“告诉大家一切都好，并不等于一切真的都好。”
约翰逊赢得了他的革命，但他真的有好好从头审视过这场革命吗？连他最亲近的助手都对此流露出担忧，他担心首相还没有系统性地全盘思考过英国的问题，还担心他过于依赖那种难以动摇的信念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逊是在英格兰的东北部。“超级星期四”方才结束，尽管他在支持独立的党派占优的苏格兰没有取得胜利，但在英格兰，他大获全胜。我们在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见了面，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布莱尔的选区。在我还小的时候，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工党在这里的投票不会被按照真实比重进行计算。现在，这里已经是保守党的地盘了。
约翰逊承认，他对布莱尔抱有一种“妒嫉的羡慕”，因为布莱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间，三次赢得了议会多数票。而就我目前所能观察到的，如果说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布莱尔是从发展、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而像约翰逊这样的右派，则试图去阻止那些不可避免将要发生的事。
在与北爱尔兰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注10]之前，他引用着布莱尔的话打趣道，“他认为他肩负着历史的重担，不是吗？”
约翰逊并不是这样去看待世界的。他说，“我认为历史，或者说社会、文明以及民族，都有其兴衰，万事万物的发展不是只有前进这一个方向的。”
这听上去像是个警告。但对约翰逊而言，脱欧是英国崛起而非衰落的催化剂。他相信，比起留在欧盟的时候，如今的英国更加“有活力、动力和魅力”(oomph, impetus, mojo)。
每当和约翰逊待在一起，我都很难分辨，他到底是真心相信他所说的东西，还是说这些仅仅是他的某种叙事技巧。在我们讨论勒卡雷时，我不停地回溯之前他说过的话——“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需以犬儒主义为基。”他性格里的这种双重性让我着迷：那些玩笑话和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是他展示给世人的光彩一面；而那些自省和算计的时刻，则是他不怎么显露的阴暗面。
为了能够一瞥那个更具反思性的约翰逊，我重复起他说过的这句话，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很好奇……”在他打断我之前，我只来得及说出这几个字。
“这是我说的吗？”他问，“那我也太浮夸了吧。”
译注：
注1: 2015年至2016年，第一次利比亚内战结束后，“伊斯兰国”和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派出的武装部队在苏尔特展开了争夺战。
注2: 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 1732-1792) 在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方的重要人物。由于英军最终在约克镇被美国独立革命军打败，诺斯在1782年3月27日辞职，成为史上第一位因不信任动议而辞职的首相。（详见维基百科）
注3: 这一戏称化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内瓦特(Marie Antoinette)的名字。玛丽王后生活奢靡，热衷于舞会、时装和修饰皇宫及花园。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王后试图借奥地利的力量镇压革命军，阴谋暴露之后引发了1792年的巴黎人民起义，路易十六和玛丽一同被囚禁。次年，二人被处以死刑。
注4: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1931-2020)是英国著名的谍报小说家。勒卡雷曾先后在军情5处(MI5)和军情6处(MI6)工作。在《柏林谍影》一书一举成名之后，勒卡雷离开军情6处，成为全职小说家。其作品多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详见维基百科）
注5: 1992年，由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ies)12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奠定了欧盟(European Union)的基石。条约宣布，通过共同的欧盟公民身份、单一货币的使用，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自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条约确立了构成欧盟的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即涉及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欧洲各大共同体”(EC)、涉及外交和军事事务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以及“司法与内政事务”(JHA)。该结构在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生效后废除，被赋予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的欧盟转为更加共同体化(communitarization)的结构。而本身签订于2007年《里斯本条约》，是1957年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和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修订案，经修订，前者更新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后者则是广为人知的《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详见Lelieveldt, H. & Prince, S.的The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一书“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o the EU”一节）
注6: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Horace, 65 BC-8 BC)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他擅长写作优雅的六音步诗(hexameter)和尖锐的抑扬格诗(iambic)。他的职业生涯与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的时期一致。他曾在共和派的军队任职，军队战败后在罗马做了个小官，工作之余写诗。在被维吉尔赏识后，贺拉斯被引荐给屋大维的左右手梅塞纳斯(Maecenes)，之后便成了新政权的代言人。有人认为他在宫廷中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通过诗歌记录下了所见所闻；而有的批评家则认为他不过是个“礼仪周全的宫廷奴隶”。（详见维基百科）
注7: 常见的穆斯林女性着装可以按照遮蔽身体的多少分为四种：头巾(Hejab/Hijab), 查德尔罩袍(Chador), 尼卡布罩袍(Niqab)和布卡(Burka)。顾名思义，头巾只遮住头发和脖子；查德尔罩袍则长至膝盖，但不遮面；尼卡布罩袍有长有短，但一定有遮面，即穿戴者只露出眼睛；布卡则长及脚踝，全遮面，眼睛部分为网格状布块以供视物。
注8: piccaninny/pickaninny是一个来自美拉尼西亚混合语(Melanesian Pidgin)的词，用以形容出身自西印度群岛的人。现在，这个词是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的蔑称，具有强烈的种族歧视含义。鲍里斯原文刊于《每日邮报》，嘲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环球访问。（详见维基百科）
注9: 封闭经济(Autarky,形容词autarkic)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自给自足且不与（或少与）外部发生联系的。封闭经济被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的极端形式，其动机是保护国内重要资源、减少对外依赖。现代世界中没有国家完全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经济的状态。（详见维基百科）
注10:《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名《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当前北爱尔兰自治政府、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政治协议的基础。1988年4月10日（恰逢耶稣受难日），该协议签订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并于次年12月生效。该协议旨在解决一系列关于如下领域的问题：联合王国内北爱尔兰政府的架构与地位问题；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爱尔兰共和国与联合王国的关系问题。（详见维基百科）
文章来源：
Tom McTague, The Minister of Chaos: Boris Johnson Knows Exactly What He’s Doing, The Atlantic, Published online on the June 7, 2021.
网络链接：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1/07/boris-johnson-minister-of-chaos/619010/
译者介绍
苏汉廷，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推免生，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
胡承睿，复旦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现为法意读书编译组成员。热爱书，结果囤书速度远大于看书速度；热爱语言学习，结果学艺不精，有望成为零国语言拥有者。
Original 法之意天下为公 法意观天下 2022-07-07 20:02 Posted on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