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我们正少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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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我们正少年
马客
(三)大串联
那天北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不买票要去见他老人家的,根本发不出卖票的“票车”。
我妈陪我们搭沪嘉线长途汽车到南翔。南翔站空空如也,除了一个车头“吭兹吭兹”地在编组货车,没一点接发车的迹象,连候车的人都没有。车站客运员告诉我们,运行图全乱了。我妈作出决定,让我和我姐沿沪宁线往西走,走到有车上为此。
午后,我和我姐踏上了西行的沪宁铁路。走了很久回头看,我妈还在站台上挥手。
很多年以后,我和朋友们谈起这段经历,朋友们都异口同声批评我妈太冒险太不负责任,那一年有很多像我们这种年龄的,踏上了路,就没再回家。
后来我和母亲聊过,她对那时的“红色恐怖”实在没有方向了,她也没有任何信心更没有任何力量能保护我们姐弟仨。我也理解我妈,要是我,我也会毫不犹豫的让孩子们走,走的远远的。60年代逃出去要饭的豫皖农民大多没饿死在故乡,30年代的德国犹太人往外逃的总还有一线生的希望。1966年那些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牛鬼蛇神们在杀气腾腾的北京红卫兵面前唯一能希望的,是这些小祖宗们打人有累了的时候,抄家有烦了的日子。
开始我们在铁轨边踩着枕木走,但那枕木的间距存心为难你,一步一枕木如小跑,一步两枕木又像大跳。没坚持多久,我们就下到了沿线小路。离红色恐怖的上海不过几十公里,就完全一派田园诗景色。当我们经过时,附近地里干农活的全都支着锄头,直直腰,看着我们走远。
太阳快下山了,一下午只看到有几列东行进上海的列车,却没见有上海发出的车。我们有点着急了,没带电筒,铁路边又没路灯。
这时有收工的社员和我们搭腔:“赶火车?……前面黄渡站有一列火车被学生拦下来已有一下午了。”
……黄渡?
不远不远,二十分钟。”
等我们赶到黄渡车站,果真一列在车厢中间开门各不相通的简易列车停在站台的西行线上。原来一帮聪明胆大的学生早晨在北站看看没戏,就想出了截道的主意。先到南翔站,但轨线太多,真正豪情有如“火车来了我不怕,我和火车打一架”的又太少,不可能把所有线路堵死。于是领头的再挥师西进,刚到只有两股轨线的黄渡站,就截下了那天从上海发出唯一一列客车。
不巧的是这帮“土匪”拦下的可是“官兵”——各校文革小组选派进京见红太阳的代表,列车虽然简易确是名符其实的红卫兵专列。车上的“官兵”根本不把“土匪”放在眼里,有如前些年“公费”看“自费”的,“什么玩意?想跟我们一起进京”。官兵们把守住每节车厢中间那道大门不让土匪上车。土匪的战术更简单,全都睡在车头前,“要走一起走,要不都在黄渡过夜,红太阳的光辉大家都有资格被普照”。
官兵们自恃为官兵,要车站组织出面制止这种土匪行径。而黄渡车站就那几个人又在这种非常时期,活象乱世中的老百姓,是官兵不敢得罪土匪也不敢怠慢,“这里有电话,请小将们直接和上海路局联系”。
然而从官兵和土匪对峙中渔利的就是我们了。
我们俩一个一个车门的打探,但在官兵面前不敢开口,最后坐在站台上啃起馒头,傻等着事态的发展。这时救星出现了,一个高个男生走到我们面前,“去北京?”。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在和我们说话,我姐告诉他,我们去北京中央广播事业局看阿姨,但买不到车票。然后他就近走到一节车厢和众官兵说了一阵子,回头向我们招招手,头潇洒的微微一侧,“上吧,我叫王强,有事到四号车找我”。
我和我姐一辈子都记得这个与铁道游击队大队副同名的王强。
车厢里连走道上都坐满了人。我和我姐象耗子一样刚在热烘烘的保温茶桶前那块仅有的空地边上心虚的坐下,就有两人站在我面前,招呼我,“对不起”。
对不起什么?是不是这拨人不卖王强的帐,我脑子转不过来。
我姐急了,“人家要吃茶,侬快点让开”。原来我背正冲着水龙头,占着一块战略要地呢。只要一开窍,我的灵活劲就派上了用处。凡是向战略要地逼近的,只要瞄一眼,我就能判断出是想下车伸伸懒腰的还是来喝水的。对于后者,根本不需要人家开口,右手接过茶缸,腰一侧,左手轻拨龙头,人不挪位,水不洒一滴,整个献茶动作一气呵成,殷勤得不得了。
天黑了,终于听到站台上有人在喊,“上车啦,上车啦”。远远的车头传来一声叹气般的呼叫,接着各车厢的接头处哐郎哐朗作响由远而近如潮涌来,最后全车人随着车身一晃,上路了。
车里没灯,车厢外的一片银色柔光(月光?灯光?),透过行进的车窗,依次地扫射着每个人的脸庞。随着列车有节奏的晃荡,官兵和土匪很快都进入了梦乡。
也不知过了多久,到站了。我还没来得及伸懒腰,在我面前那一群人一个个捂住屁股骚动起来,等大家站起来才发现真相,大概在哪次晃动中,我的腰略微撞开了茶水龙头,那半桶潺潺流水给坐在茶桶中下游的各位洗了个温水屁股。我一摸裤子也暖烘烘的一片,我想那被淹的各位在梦中怕会有小时尿炕的感觉。
我和我姐还算没有傻到家,慌乱之中还记得那36计第一招。当我们提着书包踮着脚涉过“水浒”,小心翼翼穿过议论纷纷众目揆揆的人群逃向车门时,不再有铁道游击队的王强之类出来侠义一番,我只听到一带着哭腔的女高音,“侬哪浓搞头格(沪语,你搞的什么呀)”。
列车停靠在站台的远端,除了拿着铁锤晃着手电依次敲打车轮的,就我和我姐俩人。我们不知道这第四号车厢是应该从车头数起还是从车尾数起,就是知道了也没有胆量上去找王强。没多久,专车又上路了,当一节车厢经过我们时,有一张脸猛的贴上了车窗玻璃,注视着我们。我们想当然,那会是王强,(别了,30年前在旅途上擦肩而过的朋友,希望你还能在人生旅途上潇洒助人)。
我想我们至少应该到了徐州,走近站台一看,却是苏州。
苏州有发往南京的始发车,第二天下午我们自费到了南京。当我们鬼头鬼脑地探进傅厚岗我姨婆家,老太太和我们都吃惊不小。我们判断北京红卫兵一定不会放过曾经留美的姨婆,姨婆吓了一跳以为我们成了流浪孤儿。我们在姨婆那里撒娇了一宿,接着渡江北上。
浦口车站一点大串联的气氛都没有,我们只好继续自费。要上长途快车,还非得买徐州以远的票。本想用这徐州的票混进京城,没料到错上了“贼船”,车到济南一拐弯,直奔青岛。好在我们还算机灵,在济南发车前的一刹那,及时地发现了这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济南站候车室已经可以见到被人押着的“逃亡地主婆”之类的,可惜的是客运秩序还不乱,旅客都得掏钱买票上车。混是没法混了,但我们这回确实认真研究了列车时刻表和运行图,最后买了去德州的票上了去北京的慢车。
一天后,“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永定门车站到了”。
也巧,那时的红卫兵专车都进永定门。在旅客出站处和革命师生接待处的分叉口前,我心一横二楞子似的领头走进了革命师生接待处。一进去就觉得情况不妙,一排带着很宽黑字红袖章的依个询问,“什么成分”(30年后的今天,每当我开车越过美加边境,移民官发问“CITIZENSHIP”时我就会连想起这个场景)。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哆哆嗦嗦的才说了一句,“小土地出租”,就被不客气推揉进办公室。这回轮到我姐充二楞子了,“工人”,她没打一点嗝棱。
就靠着这种大无畏的二楞子气慨,我们总算混入了大串联的洪流。
那可真是洪流,当公交车把我们载到先农坛体育场,我们呆住了:夕阳下队伍象一条密结层叠在一起的蠕虫缓缓的从田径场的这一端流向另一端,我有生以来并且从那往后都没排过这么长的队。等到月暗星疏东方发白,我们终于成了“虫头”,回头看那“虫尾”,仍在极目处。“6.4”后,曾经在多伦多移民局排队申请永久居留的哥们,到我这里来侃“那队排的”。一听我这“先农坛蠕虫”,立马住口拱手奉承,“那还是您老兄见过的世面大”。
那夜,我们一车人被拉到法华寺附近的中央工艺美术学校。在大厅中,革命师生凭学生证或工作证以学校为单位分别登记,我和我姐是最小的单位,就两人。我小学毕业中学没进,兜里只有一张小学毕业证书,整个一个没组织没单位的社会闲散人员。想再充二楞子与我姐同校,可她偏偏上的是女中。我忐忑不安的跟在我姐身后,这回肯定混不过去,要男扮女装也太迟了。
大概是我平时闯的小祸太多,命运之神每每在关键时刻总还给我一条生路走走。那个登记的女生肯定是累坏了逻辑思维,在登记完“上海XX女中,2人”后,看了我一眼,把我分到了男生宿舍。
说是宿舍,其实都是教室。四张课桌一拼就是床。“床”上铺着一床后来才知道叫作“褥子”的东西,那玩意只二尺半宽,不知是用来铺还是盖。没等我研究完,同屋从赤峰来的几个大男孩让我开眼了,黑棉袄黑棉裤一脱,“浪里白条”翻身上床,棉裤头下一枕,褥子身上一盖,大棉袄脚上一压,倒头就起鼾。在上海小伙伴中,总各自逞能与虎豹比迅猛。但在这些“东北大虫”旁边一站,最多也就是波斯猫的形象。
人一旦被列入正册(哪怕是暂时的),胸脯就会跟着挺起来。第一次拿着那张“赴京革命师生乘车证”上公交车的感觉有如十年前初出国门拿着护照在虹桥机场验关。手里拿着一大把免费“就餐券”,就有第一次挣钱开饷那样的兴奋。
第二天,在广播事业局单人宿舍,我姨乐了,“嗬,成小红卫兵了”。我们坚决的谢绝了她要我们住在她那里的主意,倒不是和她生分(对我们来说除了我妈就数她亲了),而是那革命师生的瘾才刚刚上来呢。
但我这“波斯猫”毕竟没出息,想和“东北虎”打成一片也没辙。没几天,黑棉袄里的“革命虫”——虱子就来和我们打成一片了。这虱子与东北虎们挺睦邻友好相安无事,一到我身上就彼此“水土不服”起来,弄得我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好几次差点儿忍不住当众动作不雅起来。
我姨知道后不由分说的把我们收回了“姨”有。她把我们带到澡堂彻底消毒了一遍,然后打了一大木盆开水,一件件地烫我们衣服中的“革命虫”,一边还不忘吓唬我们会得传染病。其实不用她吓唬我们也坚持不住了。此后,晚上我和姐就挤在姨的那张双人床上,天一亮我们就从南礼士路南口冲到法华寺中央美校赶早饭。然后拿好午餐(通常是包子),城里城外满天转。晚上再骗一顿饭,拍拍滚圆的肚皮,心满意足地回没有“革命虫”的地方睡觉去。
“首都人民欢迎你——毛主席请来的小客人”,墙上的标语笑吟吟地看着我们,但我们是吗?
很多年后,上海新民晚报报导了某种丑恶现象:在龙华火葬场附近的漕溪饭店,经常发现有人挤在送葬亲朋中混“豆腐羹饭”(沪语,丧席)吃。严格说来我和我姐就是这类不要脸混饭吃的,更严重的是我们混饭成功后,竟忘了小混混的真面目,还真以为自己就是被请来的小客人呢。所以每次晚饭后,一抹嘴,理直气壮的问接待的,主人什么时候接见小客人。
庄严的一刻终于来临。
9月30日我们被解放军编队训练了一天,10月1日凌晨我们就被带到东长安街南侧席地而坐等候主人驾到。我那时没长个头,被安排在前“座”,再往前就是解放军了。坐着干等特无聊,没到天亮,作午饭的干粮(两包子两煮鸡蛋两苹果)就被超前消费掉了。到了东方红太阳升,水壶再晃也不泉水叮咚响了。我和抚顺煤矿子弟中学的鲁百义边聊天边留意北京站敲的钟点,到后来都先后迷糊了过去。
忽然,“毛主席,万——岁!”有节奏的口号声如钱塘江潮从天安门方向滚来,好不容易从无数弹跳着的大腿中挣扎着站起来,又和警戒线上手拉着手的战士抱了个满怀,等我决定从他的腋下而不是肩上投出视线时,红太阳已经过去了,只看见后面的北京吉普上有个带墨镜留八字胡的,有人说是贺龙。后来我那些小伙伴问我见没见到毛主席,我只好含糊其词,“离我不到十米”。那天有资格说这种话的可有100万人之多。
我在北京乐不思蜀,我姐可想家了。到了十月底她决定回上海,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那段仅一个月、但让我一辈子难忘的骗饭生涯。回去的事就简单多了,男女老少是人都是串联的,我掂着脚把我那张小学毕业证书递进革命师生离京取票处的窗口,那人一看上面印着“XXX,江西九江人”,随手开出一张由北京到武汉再九江的水陆联票。我乐了,希望我最好是新疆乌鲁木齐人。
回到上海已是深夜,院子里一片肃杀,门廊里的大字报还基本完好,只是那“大叉”上的红色褪尽了。家里空空如也,只剩下床和饭桌。我上床时,3岁的弟弟醒了,楞了一下便认出是我,搂住我,嘴一咧叫了声“哥”,带着笑又睡着了。
“到家了,尽管她的前景不妙,但这是我的家”,带着热乎乎的感觉,我也堕入了少年的梦。
1996.5.23
1966年7月,红色恐怖来临之前。父亲在901厂出差。我(13岁)和我姐(15岁)、我弟(3岁)、我母亲(41岁)的合影
贴主:markmarkmark于2022_01_12 12:42:33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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