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是A一小学毕业班。13岁的我们懵懵懂懂地进入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１９６６，我们正少年
 
马客
 
３０年过去，恍如隔世，又像是在昨天……。（此文是1996年写的）
 
（一）肝炎病房
 
那年五一节后，我与“阿里毛”下象棋，就着五分钱一大包的咸橄榄。抽车，兑马，叫将，棋子拍得飞快，橄榄也不停的往嘴里送。棋局尚未结束，他呲着牙，我咧着嘴，舌尖已被带着橄榄香的细盐“卤”成了“口条”。
 
第二天，我们俩脸色和眼色黄得连班主任也犯了疑，送到医院一查，谷丙转氨酶２０００，黄胆指数大于１４。这甲型肝炎不知是他传给了我，还是我传给了他，或者是那咸橄榄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我特感谢这甲肝病毒，像我这号本来就调皮捣蛋凭着小聪明混日子纯粹为我妈念书的，在这中学入学考的备战期间关进隔离病房，你还能找到更好的理由来洗刷万一考不进重点中学的“羞辱”。
 
我如卸重负似的住进了CC医院。
 
那可是天堂。那里没有我妈布置的家庭作业和“专打明知故犯”的戒尺，没班主任带着期望和责备的眼神，没那小丫头得意洋洋一派未来女科学家般的说教。更主要的是我第一次倍感新鲜地走进了大人的世界，在三楼肝炎病房的那二十多病人中，就我一个少先队。
 
在学校在家里，我的机灵劲受到极大的压抑并很不幸地与挨打受罚成了正比。在这里我不但人见人爱，而且爱上了自己，用经典的话，是找到了自我。帮这个端水，帮那个拿药，偷偷地猫到办公室帮着７床老杨翻看医嘱或者帮１床的小定查看总是带着甜甜微笑的护士小羊什么时候值夜班。
 
在学校上课时总魂不守舍，被老师点名罚站，还会傻乎乎的如梦初醒应声唱诺，“唉…”。坐在院子里背诵那些经预测可能与中学入学考有关的范文，那简直就是小和尚念经，字在嘴里翻过来滚过去，连“爆米花”的感觉都没有，念多少遍脑子里还是嗡嗡作响一片空白。
 
在病房里就不同了，二十个人一起夸你脑子好使，那脑子果真转得溜溜的。病房里组织学习毛泽东写给农业部长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一点不着急，让体内慢慢增长抵抗力，……”，两遍一念我就能全文背诵，把护士小羊惊得目瞪口呆。大家一个劲说我是进“育才中学”的料，我也就有了连第二志愿都不屑一填的自信。
 
隔壁４床的许老师是这种“天才论”的始作蛹者。有了以他为首一捧到底的捧场，我也认真起来了。那年五月，春风带着艳阳的拂煦，伴着护士小羊时隐时现的歌声，当然还有许老师的现场答疑辅导，就靠着上午医生查房后和下午家属探望前断断续续的几小时，我把一学年的课都给消化了好几遍。
 
肝炎病房是整个医院最活跃的病区。除了程度不同的乏力外，就没什么值得诉苦的症状。治疗更是想不到的罗漫蒂克，竟会是营养（到今天我仍怀念那洒着青青葱花带着三两片玉兰笋的清炒猪肝）和休息。一天，消防车的警笛声撕醒大伙儿的午休并在附近悠然而止。小羊护士忙不叠的到各房去安抚人心，“别紧张，是隔壁火警”。大家哄笑起来，“我们才不紧张呢，烧到这边来也没关系，你还怕我们这帮人逃不出水平来”。
 
然而肝炎病人最大的不幸是不能像其他病区一样享受到亲人探望时的温暖。每天下午那四个小时的探望期用小定的话就是“探监”。在二楼半的上下楼梯接转处靠墙放着一条可坐七八人的长凳，在二楼半往上的楼梯口设了一道栅栏。“探”和“被探”的隔栏相望，不要说指间传情，连悄悄话都说不成。要是那二十多个探望的一起驾到，那真成了景观。病友们四、五个一级在楼梯上排排坐，自上而下错落有序，活象在观礼台上看国庆大游行。而挤在前排就座听大人们的起哄打浑，看那隔着栅栏的眉眼传神，是我最ＥＮＪＯＹ的事。
 
也就在那“探监”地带，我第一次感到那历史的阴影在悄悄逼近。
 
一天，我突然发现许老师的妻子来探望时，身边有一陌生人，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大伙儿都很知趣，脸色凝重的和家属们打个招呼，先后离开了“观礼台”。只剩我一个还在那里一如既往的陪着许老师排排坐。我当时陪着许老师完全出于某种下意识，但现在回想，我很满意当时的表现，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不要说有一个活人，哪怕是一条狗靠在你身旁，也是一种温暖，一种力量。
 
以后几天，许老师的妻子总是错开探望高峰，在关门前半小时来。我和许老师坐在观礼台第三级，许妻和陌生人坐在长凳上，隔着三四米默默对望着。临走时照例是许妻开口道别，“侬当心身体”。许老师点点头，不大说话。
 
病房中平时挺友爱的病友明显地开始与许老师保持一定的距离。在朦胧之中，我也有了困难的思索，我会情不自禁的联想到“奇怪的舅舅”“二十响驳壳枪的故事”。但是还得感谢那个时代的少儿作家们，感谢他们把阶级敌人描绘的太面目狰狞了，使我不可能把他们和许老师联系起来。不过在暗中我开始观察许老师有没有书上或影片中见到过的反常行为。观察结果令我满意，但是我总想不明白为什么许老师老是靠着窗口趁人不注意悄悄的松开手，让那一把药顺着二楼屋顶斜坡（肝炎病区设在三层阁）滚入屋檐下水槽，那些维生素片和肝泰乐并不难吃。
 
很快我就出院了。那天上午我和所有人道别后，但找不到许老师，在我妈面前没我发犟的日子。我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住了一个月的肝炎病房。透过林荫道的白杨树，我遥望那三层阁，窗边好象有人，我相信那会是许老师。
 
六年后，我回家探亲。在寒风细雨中踏上十六埔码头时，除了身上没背着个胖娃娃外，狼狈有如朱明瑛所唱的小媳妇回娘家。忽然眼睛一亮，在身边走着的竟会是７床老杨，他从南通采购回来。他认出我后也高兴的不得了，帮着我把行李提到避风处，我们聊了半天。从他那里知道，许老师当时确是不吃饭不吃药，想赖在隔离病房以逃避“运动”，结果真的给拖成了迁慢性肝炎，一年前在“五七干校”去世。
 
“其实他那点事不值得这样糟蹋自己”，老杨不无感慨。
 
“他倒是挺喜欢你的。你进来的第一天，他就对我们说，你这小家伙心野，要大家不要跟你‘疯’，一起来‘噱’（沪语：骗）你好好复习，考个好中学”。
 
我打了个寒颤，不知是冷还是热。
 
我曾竭力回忆许老师的模样，“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我爱那首歌，“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们的双眼……”。在过去的三十年，有无数盏渔火在温暖着我。其中有那一盏，每当它在我心头再燃时，那个五月，那个三层阁，那个要“噱”我考“育才”的许老师……，如歌，似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