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却饱受争议的知识分子。郭沫若需要反思，但很多反思建立在不实之词的基础上。现选择了有关郭沫若的婚恋情况、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十七年期间的表现、《李白与杜甫》的创作动机等流言，逐一分析这些流言的产生、传播，并通过可靠的文献史料揭示真相。这些流言的产生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范式及文学观念的转变有关，借助“反思郭沫若”的思潮广泛传播，对建立在“流言”基础上的“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也是省思当前盛行的一些有关学术和文学的观念结构的内在需要。

     关键词：郭沫若 学术研究范式 文学观念

     作者李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正文

     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成就，在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饱受争议，不同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学术立场的人，对郭沫若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郭沫若研究界，对于郭沫若的思想和人生选择也存在诸多分歧。通过近年来的研究，笔者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

三点基本认识

首先，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诗人，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翻译过程中，他以列宁学说和苏俄道路为参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观点，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不久，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经过实际战争的淬砺，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从1924年到北伐战争，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他曾经多次说，在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没有改变。遗憾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淡化了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无论是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宁愿对他在五四时期形成的“青春型”人格或米海利斯考古学著述的影响(参见谢保成《郭沫若评传》中的有关章节)浓墨重彩，也不愿意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界对郭沫若思想信仰研究的淡化，导致一些关于郭沫若是“墙头草”、“无节操”的说法有机可乘。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正在清党，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害了，也有很多共产党员意志不坚定而脱党。郭沫若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分说明了他认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并甘愿为此献身。这当然就绝不是人们所说的投机文人了。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其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他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秘密党员。他以代号“K”缴纳党费，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党。对这一身份的揭示，除当事人吴奚如和女儿郭平英的相关文章外，郭沫若纪念馆后罩房“妈妈屋”展出的一封信是最直接的资料。邓颖超在这封1938年5月18日给于立群的信中说：“亲爱的媳妇小于：好多天不见你，常常想念着你那个小样，怪可爱的！你最惦记着的问题已经代你办好了，我和沫若兄二人作介绍人，请你准备好加进来罢！”这是邓颖超通知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郭沫若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他有什么资格介绍别人入党？对于这个身份，很多学者不大明确。我到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后，有一位学者每年都将他指责郭沫若脱党的文章寄给我，也有研究者公开质疑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秘密党员身份，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争夺郭沫若，因为中共对郭沫若礼遇有加，郭沫若才支持中共的。正因为否定了郭沫若作为隐蔽战线的秘密党员身份，关于郭沫若献媚投机的说法自然就多起来了。

最后，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1928年流亡日本，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山之作。这本著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介入了当时的理论斗争。当时理论界正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郭沫若通过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此证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学道路。他后来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更好地为现实革命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写了很多白话诗，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诗不是诗，是大白话，但郭沫若的目的是妇孺皆懂，充分发挥诗歌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功效。

下文对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相的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三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

五个流言

一

第一个流言：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这个流言越传越不堪，甚至传到了这样的程度：1979年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遗物时发现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混乱关系后不堪羞辱而自杀，或郭沫若娶了姊妹花，玩弄女性，等等。这个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谢冰莹发表在台湾《联合报》1984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回忆近50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后来广泛流传，成为郭沫若玩弄女性的滥觞。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他相关人的言论仔细分析这个故事的缝隙。

首先，一位老人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但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吗？

其次，历史研究讲究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已过世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你偏偏在死后说。况且，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都不知道，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再次，谢冰莹讲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有出入。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当时都做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时住在他家，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笔者2018年初采访郭平英女士，她在林林先生生前曾向他请教她姨母逝世前的情况，林林先生谈到了这些事。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性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谢冰莹真是于立忱的闺蜜，闺蜜死了为什么不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

最后，这篇文章写作有它特殊的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领袖”蒋介石，并说“领袖”蒋介石曾经非常器重“堕落文人”郭沫若，但他根本就不领“领袖”的恩情，几次背叛“领袖”。读到这里当能明白，此文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用了伪造历史的方式诅咒一位坚定的中共党员。

很多人不注意这篇回忆的真伪，对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的来源。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郭沫若都清楚地写在了他的作品里。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回国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去世，就写了《断线风筝》，感叹自己的命运跟于立忱有些相像。他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没有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关系。如果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一同去拜访的郁达夫不会看不出来。以郁达夫的性格，他看出来了不会不写出来。即便郁达夫不写出来，也可能有其他当事人写出来。

那个时代的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两人的婚姻是郭沫若20岁的时候由母亲包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很快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跟护士安娜有了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国，因日本警方监视，他不能带妻儿。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由此产生了短暂的感情。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作品里。对此，熟悉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除此之外，郭沫若没有任何绯闻。1938年起，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绯闻。

有学者告诉我，关于郭沫若的婚恋情况，不属于学术问题，大可不必花精力于此。我理解这种好意。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对一个人的指责往往从其有违道德伦理处入手，据我所知，有些有影响的学者也曾炒作郭沫若的婚恋情况。澄清郭沫若婚恋中的不实之词，对于重新理解和评价郭沫若是不无裨益的。

二

第二个流言：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认为，在1949年前后，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中认为：“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看批评的语境。

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后，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他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来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坚持人民路线，我们必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他仍然坚持在国统区斗争。周恩来在这封信中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国统区领导民主运动，这就是郭沫若处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的任务和使命。

沈从文是国统区有影响的大作家，他通过杂文议政，三次挑战郭沫若的使命，郭沫若出于捍卫民主运动的考量，对沈从文进行了严厉批评。

第一次挑战是1946年，沈从文写了一篇长文《从现实学习》，其中两点让民主人士震怒。第一，他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认为一帮政客文人表现欲太强了，一帮银行家的功名欲太强了，两相结合起来就形成“民主堡垒”；他所谓的“表现欲”太强的人包括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等民盟领导人。第二，当时正在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准备组织一个由各党派选出的40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取代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委员有1/3的否决权，中共和民盟联合起来想要争取14个委员的名额。这件事在当时争斗得很激烈。沈从文看不过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实际上他是曲解了。为什么要争14个名额？因为这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性质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决定性因素。但他理解不了这一点。

《从现实学习》发表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他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沈从文批判》，他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沈从文还说“愚人一击”，这难道不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么？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由胡风主持，在1946年底开了一次会，他们说有一类人自命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的情况发表在上海《文汇报》。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全国文协的会议，但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这两篇文章中批评了沈从文。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做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有余地，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沈从文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的《新书业与作家》一文。他在文章中说，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所以倒闭。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精神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创造社的历史当然比沈从文清楚。郭沫若于是写了《拙劣的犯罪》进行回击，他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沈从文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因为国民党压迫，你写书出版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郭沫若这次点了沈从文的名，而且火气很大。

沈从文的第三次挑战体现在两篇文章中。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当时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这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就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针对这些言论，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野叟曝言》对封建统治者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比较严厉，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其实，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在给丁玲的信中说他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解志熙教授也认为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并没有让他惊慌。“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派他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1951年底，沈从文被派去川南参加了3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后，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1953年，在公私合营中，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开明书店新掌权的年轻董事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你在本店已印待印各书及纸型已全部销毁。这才是对他放弃写小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沈从文收到开明书店通知后，在1954年1月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说：“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同月，他给朋友“道愚”的书信中说：他坚持写小说，“什么人都受不了这个试验时，我还是不以为意，要把它搞好。以为必有一天，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书店正式通知我说书已全部烧去，才明白用笔已完全失去应有意义。”他又在1954年秋给潜明的信中说：“我弄文学，胡写了几十年，可说毫无意义。书店负责人极聪明，知道对人民无益，对党国无用，所印书一把火通烧掉了。一烧掉，自然什么都完事了。”尽管如此，沈从文1953年后还是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只是风格跟1949年前完全不一样，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就不是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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