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晓路与宋真宗同一套把戏----东海客厅论圣与王
孟晓路与宋真宗同一套把戏----东海客厅论圣与王
余东海
《礼运》说“礼必本于大一”、“礼必本于天”。大一即天,都指天道。故可以说,王制本于天道。《礼运》又有“礼本于义”,“仁者,义之本”之说。仁德为人类众德之首,仁性为宇宙生命之本,仁性即天道。圣人证得天道之圆,圣德得乎天道之全,故王制本于天道,即本于圣德。
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关系:外王本于内圣,内圣开出外王。尧舜禹汤,周公孔子,各有王制,各代圣王又依据王心圣德,对前王之制进行兴革性继承。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即因袭,继即继承,损益即增减兴革。
总之,王者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都必须有相应的道德基础,而且这个道德基础必须是中道和仁德,即仁本主义的道德。只有仁本主义之王,才能建设和建立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不是仁王就不行,没有仁德就不是儒家意义上的王。没有仁德基础的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就不是真正的王道王国王制王法王师。
或说“内圣可以摄外王,外王也可以摄内圣”云。答:内圣可以摄外王,外王不可以摄内圣。王道政治一旦建成,就有一定的延续性,后继之王未必都有圣德也。唯有一种情况,外王可以摄内圣,那就是圣人为王的时候。圣人为王,同样是内圣为体,外王为用。故不能以此证明内圣外王是并列关系。
刘青衢微友说:“此理本为古来儒家通识,当世却有儒者要摆脱内圣独立外王,不以道德为基础,单开政治。此路将来恐入霸术之流,泥而不反也。”然也。圣王有别,内圣外王各有一定的独立性,又有着相辅相成的统一性,更有内圣的根本性。不以内圣为基础的外王,必非王道,必入霸术甚至进一步下流。
孟晓路《四书抉旨:论宋人经学是《大学》化内圣化经学》一文,激烈批判程朱,否定四书,仍倡内圣外王并列说,师心自用,妄解圣经圣言,其过大矣。摘其一段,略予批驳。其言曰:
“不忍人之政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也,乃存在于自身外、要依从之先在与外在之规矩也,自先王处来,非可任由己意设立也!洪范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亦正强调为政要全遵循先王之轨道,不可凭时王一己之好恶任意设置改动也!”
外王不以内圣为本,必然无本。孟晓路不得不为外王另寻根本,遂将先王视为王道的根本。殊不知,先王也是先内圣功夫才追求和建设外王的,先王之轨道同样本之于圣德之成就。其次,为政要遵循先王轨道,是尊崇其道统和礼乐精神,并非将先王的礼乐制度全遵循。三代不同礼,遑论三十代和千秋万代之后。有道之后王,自当依据天理人情,因时制宜予以损益。
孟晓路将其文《四书抉旨:论宋人经学是《大学》化内圣化经学》总结如下:
“1、华夏政制之源,“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为天所降赐,然后圣人再据此将之详细化,非圣人之自内圣可直接开出。2、制度本身也有自己从幼稚到成熟的独立发展轨迹,从伏羲道治时代的制度幼稚阶段,到洪范开出礼治时代,再到周礼的制度成熟阶段,同是圣王,而每代圣王所创制之成熟度却不同,也说明圆满的内圣和圆满的外王并不能直接相通。3、“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受命创制者,亦是兼综前代而有所损益,三纲五常史王官民的基本大框架皆因袭前代,所变者仅文敬忠三统之形式,以达到适应当时世道人心的合理制度。”
三段话三个观点中,前面两个全错。
一是错将天与人割裂开来了,将天道架空了,以为圣德天性之外有个人格神的天,特地降下河图洛书来。这与宋真宗“天书下降”的搞法异曲同工。其实,河图洛书虽然历史久远,难以详考,但无疑也是圣人创作。
二是错将礼制精神与礼制模式等同起来了。礼制模式固然是逐渐发展,因时而异,但礼制精神则是一以贯之,永恒无异。礼制精神即王道政治原则,根植于中道文化和内圣道德。
第三个观点不错,受命创制者亦是兼综前代而有所损益,但这不足以为“内圣外王并列关系”作证。恰恰相反,所有先王包括三皇五帝和河图洛书的作者,都是圣人,正好证明内圣外王是体用本末之关系。
这是一条东海律:没有仁心,哪有仁学;没有仁学,哪有仁政。没有圣人,哪有圣学;没有圣学,哪有王学;没有圣德,哪有王道。知此者,于内圣外王关系,毋庸引经据典,可以一言而决矣。
2021-8-26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首发于东海客厅公众号
贴主:余东海于2021_08_26 19:04:04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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