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毕汝谐这一辈子的经历，比天方夜谭还离奇呢。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饭局，
毕汝谐 身边是一位从香港来纽约短期逗留的算命大师，
他无意间看到 毕汝谐 的掌纹，发出一声惊呼：复杂的人生！
所谓存在即合理，毕汝谐的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毕汝谐奇人奇事之文学大师王某某     毕汝谐 （作家 纽约） 





1987年初，我离开佛罗里达大学，来到纽约闯世界。两眼一抹黑——既无钱，也不认识人。

友人接机后，在皇后大道“元宝小馆”给我接风；我捡到一份报纸，

见“美东时报”招聘记者的广告，便前往应征；

“美东时报”社长杨文瑜给我交代的第一件事是采访著名记者陆铿先生；

其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下台，曾经与之畅谈的陆铿先生成为焦点人物。

 我衔命往见陆铿先生。他比较傲慢，谈话时眼睛半开半闭，很明显是看不起人。

我大为不悦——两个自视甚高的笔杆子相聚，如同两个薄有姿色的老姑娘碰头，麻烦！

 事后，我一挥而就，完成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

此文以笔名方里见报后，好评如潮， 于纽约及香港、台湾新闻界轰动一时；

远在香港的新闻界名宿卜少夫盛情邀约我给他主持的《新闻天地》杂志

（如雷贯耳！毛主席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按语”中，钦点其为“反动刊物”！）写专栏，

稿费从优。 不独此也，热心的卜少老将本文邮寄、传真给香港、台湾新闻界、学术界的许多前辈

（甚至包括因毛选而久仰其名的胡秋原老人），从而大大开拓了我的投稿范围。

 美洲华侨日报主笔阮日宣先生甚至宣称：不识方里君，足见我等孤陋寡闻。

阮先生热心地引我结识了许多华人文化圈的前辈，其中包括台湾著名作家王某某；

以文会友，乃是人生一大乐事。从此，我与王先生经常一起品茗餐叙，

共话家事国事天下事，意趣相投。

我说我看过他写的很多书，深表钦佩；王先生很谦逊地说，在台湾走红的作家只有两位，

一位是琼瑶，一位是李敖；而他自己算不了什么。

我问他为何放弃了在台湾的文学事业而转战美国；王先生很坦率地说：

是为了我的孩子。他们都是资质平平的人，并不特别聪明；台湾的大专联考难度太大，

我怕我的孩子们过不了关；来到美国，上不了常春藤名校，也能上一个普通学校吧。

我通过美国海关，见到接机的朋友，他递给我一瓶可乐，我喝完了，把可乐瓶扔进垃圾桶，

对他说：我把在台湾的一切都扔进了垃圾桶，以后一切重新开始。 

我有些肃然起敬了，可怜天下父母心。 

实实在在地说，那个时候我认为王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却并不是了不得的作家。

他的作品写得很好，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缺少神来之笔。

我认为他和我一样是人才作家，而非天才作家。

当然，我把这个想法闷在了心里，守口如瓶，从不对人言。

王先生出版了很多书，有些已经成为实用的小册子；比如看不透的城市，

是讲纽约的林林总总，可以充当导游读物；还有一本说理文，基本上就像语文老师讲课那样，

都是一些普通的知识，谈不上有什么文学性了。

当时，有一位来自北大的女博士有着非常离奇古怪的性癖好，我感到无法理解，

就在隐去姓名的前提下，当成笑话讲给王先生听；我一边说，一边忍不住嘻嘻哈哈，

而他紧锁眉头，毫无表情，最后说了一句四两拨千斤的话：这是病态，去看看病吧。

我恍然大悟，笑不出来了。

过去在大陆，我们习以为常地单一地从道德角度分析性事，

而王先生却从病理学角度评判性的问题，可谓震耳发聩；同时，

令我重新审视以往近于狂热的性阅历；经过再三思考之后，

我对王先生推心置腹地说：其实，我也像她一样，长期处于一种性病态；

但是我不想去医院，不想治疗，因为自从懂事以后，我经常产生自杀的念头；

每当春花怒放、秋风萧瑟这两个季节，轻生的念头格外强烈。小时候，

我父母常常告诫我好死不如恶活、蝼蚁尚且贪生等等，用这些话来开导我。

我常常问自己：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答案是：第一是为了我的事业，

我热爱作家这个工作；第二是我钟情性爱，在技术上精益求精；

这是我赖以生存的两大安全带，使我不可能轻举妄动，将自杀的念头付诸实践。

如果通过治疗和服药，矫枉过正，我从性狂热变成了性冷淡，

那么我就只有一条安全带了，因小失大！我觉得还是双保险比单保险好一些。

爱因斯坦说过，死亡就是不能听莫扎特的音乐了；于我而言，

死亡就是不能写作和做爱了；所以我必须好好活着。

王先生听了以后，依然是眉头紧锁，面无表情；又是短短的一句话：也只能这样了。

从这一天起，我视他为自己的长辈了。

1987年深秋的一日，阮老师突如其来地问道：方里，你的真实姓名叫什么？

因为没有思想准备，我就直截了当地道：阮老师，很抱歉，我不敢说——我父母都在北京呢。

阮老遗憾地叹息一声，不响了。

谁料不几日，阮老竟然与世长辞！我后悔莫及，流着眼泪打电话给王先生：

阮老师问我的真实姓名，我没敢告诉他；现在阮老不在了，我想告诉他，

阮老师也听不见了！王老师，我就把真实姓名告诉您吧！ 

王先生细语相劝：不必了，不必了。所谓姓名，只不过是个符号。

有人生前用一个名字，死后灵牌上却是另外一个名字；阮先生能够理解你的苦衷。

为此，我写了一篇短文恐惧，引用了苏联反叛诗人叶普图申科的诗句：

我们怎能忘记与外国人谈话的恐惧，我们又怎能忘记与自己谈话的恐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篇文章发表时，用的还是笔名！

从阮先生追思会出来，王先生悲伤地对我说：阮先生肚子里还有很多东西没写出来呢，

他是台湾新闻界的一员骁将；京剧打渔杀家里有这样的唱词江湖上称萧恩不才是我，

大场面小场面见过很多；阮先生就是见过很多大场面和小场面的人，可是没有写出来呀。

我们俩都非常难过——文章还没写出来，人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长年累月在世界日报刊登觅女知音的大幅广告，

我多次与王先生见面都带着不同的情人；他不禁赞叹说：你的私生活真是多姿多彩；

不过你还是应该结个婚，连马龙白兰度最后都结婚了呢。

据他说马龙白兰度的第三任妻子是个清纯女子，报上曾登过此女的一张照片，

是一个模糊的侧影。

我说：一般人结婚，无非是基于两个动机：一是想过稳定的、触手可及的、

并非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性生活；二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而我恰恰不必经过婚姻这种死板的外在形式，就满足了这两种宏愿。

我拥有细水长流、推陈出新的性生活；我已经有两个非婚生的儿子了，

也许我还有更多的未知的子女呢。美国性解放时期流行这样的话：

既然满大街都能买到牛奶，你又何必自己养奶牛呢。所以，

我结婚的唯一理由是爱情，没有荡气回肠的爱情，我绝不结婚。 

——52岁那年，我和一位有夫之妇产生了琼瑶小说式的惊心动魄的爱情，

我们结婚了。经历了8年抗战暨炕战之后，我们离婚了；恰是一个抗日战争时期。

1988年夏，我应约限时写作周恩来评传；为了查找有关原始资料，

王先生介绍我去台湾驻纽约文化机构的图书馆，使我看到很多前所未见的宝贵资料。

对于台湾的前途，他始终是非常悲观的；他多次对我说，如果解放军打过来，

台湾不要抵抗了，投降算了。

我不明白何以如此，也不好意思进一步问他；我自己的猜测是：

他年少时在山东亲身经历了解放区（或曰匪区）土改与反土改、贫农团与还乡团

之间的极其野蛮血腥的拉锯战，故而留下了终生无法磨灭的精神创伤。

六四期间，我们长时间通电话讨论北京局势；王先生责备广场学生少不更事，

说：赵紫阳去了广场，学生们嘘他；赵紫阳是来保护他们的呀，学生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我预言说：血腥镇压势在必行；他想了一会儿说：也许是这样吧，看

现在这个样子，如果不镇压的话，学生们就会永远在广场上驻扎下去了。

六四前后，我左右开弓，一边批邓小平，一边骂方励之；毕汝谐毕竟是毕汝谐，

过足了自由派文人评点江山、百无禁忌的瘾。结果是批邓小平的文章大行其道，

而骂方励之的文章一律封杀。

我就此见识了自由世界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我听到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的消息，

愤然写成一篇鹰乎鸡乎方励之，慷慨激昂，文采飞扬，却找不着地方发表；

纽约大学教授熊玠公然为六四血案狡辩，我气得发抖，

马上写了一篇一熊之掌岂能掩天下人耳目，却无处发表；

我对世界日报的编辑说：好吧，不作为投稿，我自己花钱作为广告刊登总可以吧，

则同样被告知不许；编辑说：熊玠是台湾四大金刚之一，我们不想得罪他。

我冷笑道：你们不是无冕之王吗，怎么只许熊玠扯谎，而不许我说话呢。

编辑只是苦笑。这篇文章最终未能发表。

王先生对此也很同情，帮我想了一些变通的办法，却是枉然。

两年半以后，方励之赴台访问遭到非议，鹰乎鸡乎方励之于美国世界日报登出来了；

这时已经是1992年2月，六四的黄瓜菜早就凉了！

我对王先生发牢骚说：以前只知道共产党搞舆论一律，现在知道自由世界也是这样，

五十步笑百步罢了；王老师则说：还是不一样的；在自由世界，

只要不涉及诽谤不会因言治罪，而共产党最喜欢搞因言治罪了。

后来，中国进入胡温时期，相对宽松了；我再也不怕使用真实姓名了。

2006年，我的60万字长篇小说太阳与蛇 问世；

这是以中美间谍战这样一种国家情欲（"国家情欲"这一提法，首见于黑格尔的名著《历史哲学》）

为经线、以性虐待这样一种人类情欲为纬线的、 两种情欲交织而成的鸿篇巨著。

小说是作家的昼梦（daydream）；在名为太阳与蛇的漫长昼梦中，

我不仅准确臆测山东半岛以及黄海地区的战术配置，

而且石破天惊地超前预言美中两国从蜜月期坠入交恶期的战略走向——

毕汝谐借小说主人公博士之口，道出盛世危言：美国的国家情欲极其旺烈（世界警察！），

而崛起后的中国也必将张扬其国家情欲！如果中美两国和平相处，

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轮太阳；如果中美两国兵戎相见，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两条蛇！

我送书给王先生，嘴巴上说是请求指教，实则认为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系天才之作，旷世未见。

我说：从来都是政治家通告国家大事，作家说不上话；嘿，现在要改改黄历了！

轮到毕汝谐通告国家大事，给政治家政客政治评论家指点迷津了！用水浒传的话来说，

从来都是桶落到井里，这一回，是井落到桶里了！王老师呀，二十年来，

你一贯关心爱护我，这一回，咱们可以放鞭炮重新过个年了！

我兴高采烈地说个不停，有如小儿得饼之乐；却蓦然发现王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阴沉，

便赶紧收住话头。 

 2006年6月，毕汝谐为太阳与蛇接受纽约中国广播网采访时，

目无余子地说：作家是什么?词典说作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

毕汝谐给作家下的定义是：作家是民族的乌龟背，作家是大众的老寒腿。

作家理应是先知先觉！  

我隐隐觉得，自己给作家下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定义，

将作家的标准提升到星占家的高度，肯定是很伤众的；可惜毕汝谐就是毕汝谐，

心口如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随心所欲。

果不其然，此举在华人文化圈引起普遍的反感。

紧接着，我得到王先生的迎头棒喝：毕汝谐，你自吹自擂，

你所吹嘘的那些东西，我在你的书里根本没有看到。

我先是大吃一惊，继而却心花怒放——当一位年过八旬的文学前辈，

如此粗鲁不文地评价你的呕心沥血的长篇小说，这种斥责比赞美更可贵！

因为它夯实了我心底的一个估测：我不是一个人才，而是一个天才，

尽管我这个天才是小而又小、微乎其微的天才。 

这样面对面的粗鲁斥责，使我清楚地感受到人才作家对天才作家的妒恨；是的，妒恨！

人不遭妒是庸才；有时，你可以用他人的嫉妒作为一个准绳，判断自己的实际位置；

一位文学前辈，破除几十年和蔼可亲的惯例，不计礼仪地斥责毕汝谐，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令毕汝谐满意呢。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进一步奠定了我对自己确实是小小天才的判定；

我的一位发小，几十年如一日高度评价我，竟然突兀地对我说：毕汝谐，你自命不凡。

我认为他这句话的分量，抵得上几十年来对我的所有称赞的总和；

大家都是老年人了，深谙人情世故；对于真正的自吹自擂者、真正的自命不凡者，

是很宽容的，只会一笑置之；没有谁会直接了当地面对面地揭穿自吹自擂者和自命不凡者的、

毫不客气地打脸自吹自擂者和自命不凡者。

相反，毕汝谐的某种非常特殊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天才，

强烈地不可躲避地刺激着对方；而这种天才昭示着一种无法追赶、不可企及的遥遥领先地位，

意味着彼此业已分别归属于天才和人才这两个不同范畴，

就像黄金和黄铜归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样，再也不能混为一谈了。

因此，黄铜粗鲁明快地宣布黄金为瓦砾，就是一种最简单易行的自我慰籍的方法。 

因此，轮到我坦然地对他们一笑置之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发端于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因此，

我们这一茬人对于天才二字心有余悸。

1997年6月号的香港争鸣杂志，即香港回归之前最后一期争鸣杂志，

刊登了大牌记者莫某某女士推介我的长篇小说我俩——北京玩主在纽约的文章；

莫某某女士对我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天才。我回答说：谢谢你的美意。

我觉着我是个人才，够不上天才的档次。

然而，我一旦发现自己是（小而又小的）天才，便据理力争，当仁不让了。

为此，我与发小薛蛮子有过如下对话——

我洋洋得意地道： 毕汝谐 料事如神！一次两次，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N次，只能说是特异功能！

薛蛮子：毕汝谐，你不是天才；毛泽东才是天才，他懂帝王术，还会打仗。

我笑道：天才就像衣冠鞋袜一样，有大中小号之别；毛泽东是特大号天才，

而毕汝谐 是特小号天才；毕汝谐是作家而非政治人物，长于形象思维而拙于逻辑思维；

但是， 毕汝谐比所有政治人物更具有前瞻性！ 毕汝谐用以想事的方法与任何人都不一样，

毕汝谐不是人才。   

薛蛮子冷笑道：反正我不承认你是天才。

我信心满满地道：没关系，我可以坐等历史母亲的裁断。

太阳与蛇问世的这一年——2006年（！），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史教授尼尔·弗格森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

意指中国和美国的互利互依关系，强调中美经济关系联系的紧密性，

声称中美已进入共生时代（质言之，是将暗存异志的中国纳入“中美国”

这个新型经济共同体的低端位置，使中国成为“中美国”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从属物）。

于是乎，中国朝野醺醺然鼓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美夫妻论；

岁月静好的催眠曲，一时间成为主旋律，洋洋乎盈耳！

举世皆醉，唯我独醒；毕汝谐的金玉良言，无人理解 

（甚至，我的前妻也说我是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太阳与蛇与美中主流社会南辕北辙，故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毕汝谐以一己之力对抗美中主流社会，犹如燕人张翼德独挡百万曹兵。

所幸，历史母亲知我惠我，次第为我的超前预言慨然背书——

2010年8月6日，美国航空母舰华盛顿号赴黄海参加美韩联合军演，京畿地区为之震动 ；

如此，毕汝谐的超前预言在战术层面得到证实。

2010年，友人池慧撰文章鱼保罗式的预言作家毕汝谐，美国之音中文、

德国之声中文相继播出此文。   

而今，美中两国业已形成不可逆转的对抗局面； 如此，毕汝谐的超前预言在战略层面得到证实。

十几年过去了， 作家毕汝谐的远见与美中主流社会的短视 , 终于得到历史母亲的裁断 。  

毕汝谐是民族的乌龟背、大众的老寒腿，庶几无愧。

1987年，毕汝谐以廉颇老矣 健饭如昔——陆铿先生印象记完成了人才的证明，

广受欢迎，因而结识了很多良师益友。 

进入新世纪，毕汝谐以太阳与蛇完成了（小而又小的））天才的证明，

却倍遭冷眼，永远地失去了上述良师益友。 



这是命运给毕汝谐安排的苦果，我只能欣然吞咽。

毕汝谐的幸与不幸，皆源于其具有神秘主义的特异功能以及冠绝三军的性能力。

前几年，王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横空出世

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洋洋数十万言，没有愤怒和怨恨的词句，

甚至感觉不到些许激情，却让读者心潮起伏，甚至泪流不止。

王先生睿智地说，把读者当出气筒、或是把染了血的衣服拿出来控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年高德劭的王先生已经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了，获得了一系列殊荣，可谓名至实归。

我真心地为他感到高兴。王先生一辈子献身文学，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不讳言，我也连带地为自己感到高兴——一位文学大师面对面地斥责毕汝谐自吹自擂，

远比一位普通作家面对面斥责毕汝谐自吹自擂更有价值。 

王大师今年九十有六（小时候背诵李密陈情表，其中有一句话：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

我衷心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同时，我也衷心祝愿毕汝谐好好活下去，健康长寿，以便看到念兹在兹的事情逐一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