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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在央视的日子… (上)by 桦树

送交者: 桦树[☆★声望品衔8★☆] 于 2021-08-12 11:58 已读 455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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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在央视的日子…

桦树

引子:

        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

        寒风凛凛。延庆北部,人烟稀少。重重叠叠的深山里。

        坡上,两个知识青年正在和老乡们一起挖土。其中一人是我,另一个是高中同班男生崔建。大队长李青扛着锄头从羊肠小道喘息着奔来,急切地招呼我俩,让立刻去公社。

        冬天日落早,后坑儿村儿到白河堡的路程远且难行。我们俩先爬过一座贫瘠荆棘丛生的大山,喘得像狗;再横过一条结着冰碴的白河,缄默地匆匆在土路上疾走,脚步快得可以参加竞赛。尽管如此,待我们到达公社时,天色已暗到看不清对方的面容。
 
        我掀开厚重油黑的挡风棉门帘进入公社社部,这是一间北方农村的简单大屋,南向,一长条的大炕,估计20个人都能睡下。正面有一排糊着米模纸的窗户,听得见风的凄厉呼啸和木楞的咯吱声。窗前炕下是过道,几个年长整洁的人坐在板凳上,一看就是城里来的。回头再看炕上,拥挤地坐得满满,有的盘腿,有的倚靠在墙边,全是各村熟识或不熟儿的插队同学们,他们身穿深色棉袄或扎羊皮,男男女女,年轻,表情呆滞。

           一位戴着黑边眼镜有学问的人正在讲话,介绍他是北京仪表局的。崔建和我迟到了,被公社宣传部长拉到一边,悄声告诉这是北京几个单位来招工的人。我俩就左右挪挪挤坐在了炕上。

        接下来,另一年纪大点儿的女士站起来介绍,她短发,戴金丝眼镜,眼神犀利干练,南方口音。她是北京电视台来招人的。她描述了电视台一年四季无休止奔波的辛苦,非常肯定地说,女性不适合那里的工作,他们不准备招女学生。
所有单位介绍完毕,发给知青每人一张表格,写下自己的家庭背景,生日,性别,哪所高中毕业,哪个村子插队等等信息,然后一个传递一个地全部交了上去。回忆我那天晚上的感觉,并不好,既麻木又有忐忑的忧虑,无助无奈里隐约看到一细丝的光。坐在炕上的知青们,除了姓名性别不同,别的几乎都一样,皆有满是灰尘脏兮兮的头发和冻皴了的脸。我突然觉得就像是一群羊,低头沉默地等着被挑选,无论捉到哪一只,估计都差不多。也许父母取名独特的孩子被选中的几率大一点。

        两个小时后,宣布名单。吃惊,更是意外,我竟然被北京电视台选中。

        很快得知了被选的原因:他们需要一名会写文章的,公社立刻毫不踌躇地推荐了我。而我却是个女的,着实差强人意。说来惭愧,有次公社开大会我写了篇稿子还大声读了,因此给人留下了会写的印象。其实真实情况是那天知青点恰巧轮到我做饭,没有出工下地去干农活,所以被要求的稿子只好我来写,百般不愿又没辙儿,不忍心去累已经累草鸡了的其他同学。

        如果那天没轮到我做饭……,一切将无法预测,至少我自己的历史将会改写。 每每想起这事儿都不禁令人发呆,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偶然,当偶然成为过去,用历史观的解释就变成了必然,又称之为:命运。地球有地球的命运,国家有国家的命运,升斗小民有升斗小民的命运,小蚂蚁有小蚂蚁的命运。

        我写过不少回忆的真实文字,但尚未写生命中最最重要的许多部分,其中包括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经历。央视是我去国前唯一工作过的单位,影视也是我唯一从事过的职业,它引领那个还是懵懂少年的我,走入了大世界。

        我写回忆,难免被议论,甚至耻笑,但记录真实就无法历史的虚无主义,每个个人的经历都是确实发生的故事,甚至连业内人也未必知道。社会与自然是一样的,你恰巧活在冰山脚下和凛冬季节 就只能经历寒冷, 你活在炎热的海滨就可以游泳,后来人吃的脑满肠肥,去高调评论讥笑大饥荒时刻的百姓奄奄一息吃树皮,那就不属于历史观,而是属于人品的问题。记录真实需要勇气,心中要有一盏不灭的灯。

        之所以动笔难,皆因台里人物众多,身边很多亲近的同事都变成了各式各样显赫的领导,社会名流,掌握着重大的权力。屡次,我起了个头,却又退缩,把写出的字纸攥成一团,丢进废纸篓。直到几天前,突然收到央视朋友发来互联网上疯传的陈汉元先生病榻上的视频,令我瞬间崩溃,泪水抑不住地流。我责怪那个不顾及病人隐私拍摄此短片并大肆传播的女人,但也警醒。老陈曾与我有约,他要为我写的第二本书写《序》,每次见面他都会催促。可我的懒惰拖沓,更不信他的身体会日渐颓萎,使书至今未能完稿。静默想想,人生就如白驹过隙,只有一刹那间的停顿,我还能找什么借口,不尽快写完这篇文字?

(一)
北京电视台

        1976年,北京只有一个电视台,名叫北京电视台。它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Radio Pekin)统属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三台且坐落在同一个地点,那就是苏联大哥帮助修建的北京十大俄式建筑之一:广播大楼。

        那年的12月10日上午8点,我们按照要求到复兴门广电大门口报到。有人出来接,大家排成松散的队伍,被带到了电视台的大放映间。副台长戴临风先生简单地欢迎了一下,说我们将会被分配到新闻部,技术部,后勤部等处,各部的主任会叫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就跟着叫的人走。
新闻部副主任朱继峰第一个走到台前。

        “桦树”,第一个被叫到的竟然是我。

        “唐云江,李小明,赵春生,叶晓林。新闻部的五位同学请跟我走。”
 
        以上四位都是男生,跟我同在一所高中。均高我一届,除了赵春生我不认识外,剩下的都属有名的学生。唐云江是数理化天才,李小明是高二一班班长,叶晓林跟我是邻居,连他书法家的父亲叶家林也常常与我聊天。

        当时电视台在广电大院的最南边,紧靠着南门。那是一栋白色的楼房,一半分给了中央广播文工团,另一半分给了电视台。这栋楼有三层,底层是胶片洗印车间,二层是录音部门,第三层就是我们新闻部。

        我们五个人被带进了新闻部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那天在白河堡公社的女士,她微笑着招呼我们。

        我说:“阿姨好。”

        唐云江也跟着叫了一声阿姨。

        “叫我老夏。”,她咯咯笑出了声音。

        称呼长辈为老夏?那一刻的记忆实在深刻,意味着从此我们就进入了大人们的行列。

        她叫夏之平,是我们新闻部的主任。

        那时电视台最重要的两个部为新闻部和技术部。新闻部创作每晚播出的所有内容,技术部负责把内容完好无缺地发送出去。新闻部包括时政组,北京组,地方组,国际组,体育组,少儿组,灯光组,资料库等。这些组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各个中心的前身。

        我被分配在地方组当编辑,唐李赵被分配在照明组,叶晓林则去了资料库。

        主任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并郑重地把我交待给她。她叫秦之莲,我称她为老秦。

        老秦告诉我,地方组的意思就是负责全国各省电视台每天航空送来的的新闻素材,也就是胶片,把它们剪接成视觉新闻,写好旁白文字,称为解说词。每天晚上七点钟的电视新闻里,除了时政新闻,大部分的节目出自我们组。地方组的组长是裴玉章,北京大学新闻系毕业,他曾是广播局有名的笔杆子,你光看名字就可想而知。副组长有两位,杜长彬和穆昭山。我们组又分成三个部分,各分管不同的省,老秦和我在的办公室负责华东和西北地区的各个省台。我们办公室还有编辑顾群星和孙克文。小孙当时刚刚生下了个大胖儿子,在家里休产假半年,所以我就暂时使用她的办公桌。

        当时还没有录像技术,电视新闻都用16毫米的胶片拍摄,现在想来真是难度很大。地方新闻制作的过程如下:中国各省的电视台拍摄事件的内容,然后将胶片随当天的飞机航班送到北京。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刻在一层的洗印车间冲洗底片,然后将样片送到我们组。每天早上,组里老张把样片按地区分派到我们各个办公室。拿到素材后,编辑们立刻开始剪辑和写作。片子完成,请组长和负责后期的副主任审片,并把文稿交给组长审阅。一旦全部通过,迅速交给楼下的音乐录音和配音播音员,并剪接底片混录。当天晚上播出。如果是紧急新闻,则用反转片拍摄,配音后直接播出,省去底片再冲洗的时间。

        老秦是电视台老人,她的先生是当年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老秦嘱咐我站在她的身后,看她如何先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剪开,然后反复思考选择,将需要的镜头长长短短地用接片机连接在一起,最简洁清楚地讲述一条新闻。当年用胶片和纳格拉同期声录音难度很大,权宜之计就是画面配上解说词,把镜头无法表达的用旁白来补充。解说词很类似新闻稿,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解说词又有别于单纯的新闻稿,因为它无法独立存在,既不能解释画面又不能游离画面,所以写解说词有个特殊的技巧叫做“贴画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电影胶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时刻都在跟它打交道,它实在令我深深地着迷。
我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在看片机上看过来,看过去,有时我让胶片自动地走,看人物表情动作的自然变化;有时我用手拉,让画面里拥挤地骑自行车的人群戛然而止,仔细看女士们蒙在脸上的红的绿的的纱巾被风吹得鼓起。我喜欢那种种奇妙的感觉。仅那一年,我手里就摸过无数尺的胶片,连日本接片机,国产接片机的刀片直斜度,进口胶条和国产胶条的厚薄我都仔细地研究过。一般我亲手剪接的片子,从不会在放映时跳片或卡机,哪怕我用的是稍厚的国产胶条。我寻遍所有有关电影的书籍,爱迪生,卢米埃尔,蒙太奇,摄影,默片,有声片……,孜孜不倦地读,享受得如同天天吃红烧肉配米饭。下班晚饭后,我会回到办公室,从垃圾桶里捡出扔掉的剪余片,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创作蒙太奇的效果。有时我把同样动作的中景和近景镜头在动作的中间剪断,再把中景近景连接起来,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却又产生了新鲜。我常常就浸淫在这小小的自我快乐里,磨蹭到深更半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宿舍睡觉。老秦看我不厌其烦地琢磨这些小把戏,总是笑:“没有必要啊,小杨,一个镜头就好了。”

        报到时人事处告诉我,你们这几个是电视台年纪最轻的员工,又是农村插队的学生,所以级别最低,挣31元的薪水。我点头,谨记卑微,沉默少语,黄花鱼低头溜边儿。其实钱少对我来讲没什么,每个月初,一发工资我就去食堂买饭票,花掉十五元。我住在广电局复兴门的新302集体宿舍的顶层,床位每月5毛钱。吃住保证了以后,剩下的钱我会买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然后就都买成书。那时的书也很便宜,我在宿舍立着一个书柜,别人都特别羡慕。

        钱完全不是问题,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天天梦想着的上大学。当时新闻部能当编辑的人,都选自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或新闻系,而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山沟里捡粪的农民。我那自幼年就被父母教育出来的可怕自尊心每天折磨着我。除了加倍努力,我还能有何选择?

        那一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周末,没有休息过晚上,过着简单忙碌和极为自律专注的生活。我入台前,由于摄影、编辑和翻译的极度缺乏,电视台招收了一大批当时的大学生,来自全国的顶尖大学,我对他们怀有无比的羡慕和崇敬,幻想着哪天能像他们一样,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王晓明,张长江,张长明(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永富,陆金龙,李晓雅,赵化勇(后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孙素萍,孙克文,马赤厚,王进友,王素梅,王春全等等,他们成为当年电视台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很快成为了引领中国电视的台领导和各个中心的领导。当时,他们当中有些配偶在外地,有些尚未成家。吃完晚饭后,这些年轻人都会去新闻部办公室,一起看当晚的电视新闻,主要看自己做的节目。

        新闻过后,我走过寂静空荡的走廊,独自一人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其实亮灯的还有我斜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台里纪录片大编辑藏树清。藏树清是南方人,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当时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外地。整个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是紧闭的。

        我更喜欢在夜里工作,能聚精会神不受干扰。我会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做一条简单的新闻,全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用今天的贬义地词儿形容,就是处女座的龟毛。当年的新闻稿纸是特别的格式,左边的格子写解说词,右边的空白栏是镜头提示。解说词的长短严格依赖镜头的长度,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都会影响播音员读稿的语速。写一篇好的短新闻稿不难,但写出好的解说词却不易。因为解说词句子短,不仅要方方面面顾及到,还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然,再有些文采,感染观众就更不容易了。

        应该说,我对如何写好解说词是倾全身心去学的。我从关注台里的大编辑们的解说词开始,琢磨比较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格。电视台的编辑职称,就是人们认知里的编导,他们是任何影片节目形式的主导和灵魂,对他们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当年,摄影记者属于前期,主管前期的新闻部副主任是孔令铎先生(后为央视国际中心主任)。摄影师主要来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如:李绍武,左耀东(专题中心主任),戴维宇,王元洪,王新华,李凯(广告部副主任),崔燕敏等,人数较多。编辑属于后期,人数少,著名的大编辑屈指可数,如:王娴,陈汉元,刘孝礼,藏树清,庞啸,屠国壁(丝绸之路撰稿人)等,编辑最厉害的地方,都在笔头,也就是解说词。那时我年轻,胸中有块垒,时时感到有喷射而出的需求,我经常在听刘孝礼写的解说词时会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比如:“六连的历史是用刺刀写红的”之类的……, 那种拨动人心的激情,使我至今无法忘却。毛泽东逝世,周恩来逝世的片子好像都是他写的解说词,夏青或赵忠祥播音。刘孝礼先生后来担任央视军事中心主任,并成为了将军。

        那时,我对解说词的热衷就像是着了魔,连夜里睡觉也不得安稳,常常会梦到一些词句,跳起来摸黑写在小纸条上。周末洗衣服时,我抖出来的各式字条会掉满一地,似一地鸡毛。我写字很认真,为了漂亮,用蘸水钢笔,字写出锋来,纯蓝色的墨水,绝不出现涂改,错字等马虎,受到组长老裴每天的表扬。有一天中午去去食堂吃饭,一个壮实高个子的男人朝我走来,他大眼睛,感觉稍稍有点突出,一张口听见熟悉的声音。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编辑吧?我每天读你的稿子,最干净的稿子。我是赵忠祥,大家都叫我大熊。”

        不过,我需要激情却极度反感煽情,我的审美是喜欢那种潜台词的威力,不动声色地,巧妙地,风轻云淡地,表达深层次的话外音,陈汉元就是这种风格的高手。记得当年被报刊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些词句都令我受不了。举例: “甩开膀子大干”就是其中一句。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十分好笑。组里有编辑就爱用,说多生动啊,很形象。我暗想工人农民也就算了,可以甩膀子刨土打铁什么的。可说到知识分子时也用,真难为了,类似陈景润那样的,连鞋带儿恨不得都不会系,谈何甩膀子?

        有一次,我和陈汉元,朱景和(专题部主任)去杭州。傍晚,我们三个在西湖边散步,我说,我想写一本解说词的书,他俩都兴奋地说好啊!呵呵,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幼齿,我竟然对解说词迷到那个份儿上。出国后我在UCLA电影学院研究院的学习,使我对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幸亏没去写那本书。

        89年为美国PBS拍完大型系列纪录片《太平洋世纪》后,我的制片人亚历克斯·吉布尼(两度奥斯卡纪录片获奖者)给我一盘磁带,我播放来看,叫《河觞》。那是中央电视台用拍《话说黄河》的剪余片编的一部纪录片,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但听说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全因为那极为煽情的解说词。我赴美国读书前,专题部左耀东先生和我筹拍中国近代史30集大型纪录片,临行,我拟好了创作大纲,但后来各种原因,此片没有拍,是左师傅和我终生的遗憾。《河觞》大致讲的也是那段历史,看完后,我陷入思考,想如果解说词由我来写,我不认为如此慷慨激昂的亢奋会比不带情绪的平和客观更具有力量。

        有一年回国,王娴邀请我到泰安参加全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大会。当我匆忙赶到那里,惊喜地见到了陈汉元和田本相二人,老陈与我是忘年交;而田老师曾在我年轻时辅导我研究过鲁迅。

        大会有三个发言人:

        第一位是著名大教授田本相,他站在台上热情辽阔,掷地有声地说:“什么是解说词?解说词是诗,解说词是散文”

        第二位是被誉为中国电视天才第一人的陈汉元,他和声细语亲切地讲述《雕塑家刘焕章》的创作过程:”凤头、猪肚、豹尾 “,还有那意味隽永的解说词写作。

        第三位竟然是我,我看着台下大会场里的几百个翘首凝视的严肃艺术家们,对着麦克风半天没开口,思忖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大逆不道,整个会场在等待……。 终于我犹豫地说:“我能说的只是自我否定,否定我过去对解说词的偏执。……, 诚实地说,以我现在的理解,什么都可以是解说词,没有特定的定义和形式,只要你用得合适。”

(二)
老师王娴


        春天的一个早上,刚上班,部主任老夏来到我们办公室,她说我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好,很出乎大家的意料。弦外之音似乎原来没对我这个无学历,无背景的农村插队知青抱什么期望。老夏还说部里决定进一步地培养我。她的肯定对我很重要,刚入职场的我是个二表人士,既努力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也喜欢受到表扬。

        老夏带着我从走廊转过弯儿去,进入了一间窗户朝南的屋子。屋里有个小个子的女士,浓密的短发整齐地盖过耳朵,看模样四十岁左右,尖尖的下巴,尖尖小巧的高鼻梁,笑起来眼睛弯弯的,我心想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特别娇俏的小姑娘,当然这只是本能地念头一闪,完全没有不敬。其实我早就知道她是谁,她的瘦小身材和她的大名鼎鼎有点儿不相对称。我常常远距离地注视她,默默地偷听别人议论评价她,她就是当年电视台响当当的大编辑,而且,是唯一的女性。

        老夏对我说:“这位是王娴,这个星期她每天都会教你。”

        我怯怯地点头,欣喜万分,并羡慕地看着王娴的专业大剪接台,台上有一层层的格子,分门别类地放置着片盘,胶片,接片机,笔筒,稿纸,书籍,曲别针,放片机,等等。

        她,就是我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影视老师。

        国内当年同事之间不像美国人直接叫名字不带姓,皮特,迈克,珍妮佛…..; 也不像当下见谁都称呼老师,鸡皮疙瘩起满身,毁了一个中文词汇。那时,年轻人被叫小杨,小王,小林; 年长的被称老张,老刘,老陈; 少数人有绰号,比如:大熊(身材高大厚实),老光(光头);连名带姓两个字的,就直接叫名字:王娴,李凯。

        但直接叫她王娴,我还是有千般的顾虑,哪怕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个顾虑还在延续。跟着别人叫她王老师,又太生分,哪怕她是我名副其实的老师。

        前三天,王娴播放她创作的纪录片,她给我讲镜头,远景,全景,中景,近景,特写,空镜头,静止镜头,运动镜头,摇,推拉,轨道,空拍,主观镜头,……等等。接着,她告诉我人眼的反应是0.4秒,一秒是几格胶片,如何把各种镜头衔接在一起让眼睛看着不跳, 简单的规则:动接动,静接静,动态的镜头停住后,再衔接静止的镜头。留心方向,对面说话,避免一顺儿,错了位置。她教我剪接的技巧,镜头的选择,表现主题的各种不同方式,还有很多。

        后三天上课,她讲解说词的创作。她说话声线很细,音色年轻,没有共鸣腔,音量不大。她的解说词写得好极了,尤其是由播音员念出后,你仿佛感觉到大江大河,那种流畅,就像是一条无尽头的黑丝绒带子,丰满,浑厚。总之,她的作品风格和她的外表反差巨大,她不是女性的那种精于雕琢,小模小样,我觉得她的作品比有些男性编辑的片子还要大器得多。

        我每次看见王娴,她都是身板笔直,头高高扬起,完全不像我低头缩背,悄声走过。王娴是骄傲的,出类拔萃,常让我想起小个子的拿破仑策马扬鞭指挥着漫山遍野的千军万马。人都说广电部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不显山露水的高才比比皆是。王娴能在这男性主控的专业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很多著名大片如《鉴真》,《戈壁》等都出自她手。她是个事业心极强的人,有个性。她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独自一人从天津考入了北京的中学。文革前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电视台,生下儿子几个月后就把孩子托付给别人,自己全国各地去拍片。当时电视台里终日泡茶聊天无所事事的大有人在,这世界上,处处都是金子和土的区别。

        培训结束时,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小杨,每写一个字都要认真,哪怕是写一张便条,一封信。” 后来我偶发过三封信笺,大学好友牛军对我说:“没见过像你这么认真写信的。” 确实,如果不是王娴对我的教诲,我就养不成这种习惯。

        一个周末,王娴请我去她家吃饭。那时电视台编播部门人不多,彼此都熟识,感觉像家人一样。老同事们因我独自一人常会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70年代后期,大家薪水菲薄,文革前的大学生工资多年保持在56元,像大熊赵忠祥17岁高中毕业就进入广电局没有大学文凭的,收入就更少了,生活非常之拮据。我记得大熊有次请我吃饭,就是买了2毛钱的肉馅儿,炒了一盘扁豆,全家人吃。不过到王娴家吃饭就非常隆重,她会炖一只鲜美的活鸡,并不断地把最好的鸡腿夹到我的碗中。

        王娴的丈夫是位大学教授,谦谦君子,非常之和善有礼。他们有个儿子,叫扬扬,那年十二、三岁,模样极清秀,内向羞涩,跟他妈妈个性相反。他抬起漆黑的眼睛看我一下,赶紧又垂下,怯声叫我阿姨。我那时也还是十几岁,所以不好意思答应。从那天起王娴让我辅导扬扬的功课,我哪里有那个本事?好在他极为乖巧,不介意我胡说乱讲。我问知道四大佛教名山吗?摇头。于是就告诉他。又问,每个山都供哪个菩萨?答:不知道。于是又告诉他。呵呵,我真正是误人子弟啊。后来,那个小男孩儿扬扬竟然成为了著名大国企的总裁,真令人刮目相看!现在我再让他称呼我阿姨,他是死活也不干了。

        转眼国庆节到了,电视台让王娴和于津二位主编国庆纪录片。王娴借调我做她的助手。我俩去了很多公园,四处都在演节目,总政文工团在中山公园演,战友文工团在颐和园演。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穿军装的女演员脸上化的妆很好看,像极了我家院子里熟透了的粉红水蜜桃。

        没想到那天的下午,争执发生了。于津和王娴吵了起来,互不相让。终于来了一个算领导也不太算领导的劝架的人,他就是当年台总编室副主任陈汉元。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不愿让别人听见,屋内只有我们四个人。陈汉元让双方各自陈述,像和事佬似地归纳总结,矛盾的焦点是片子的题目:《国庆赞歌》。

        突然,陈汉元看见一旁始终沉默的我,说:“这个女孩儿没见过,你怎么看?”

        我愣了一下,回答:“就改名为《庆》吧。”

        “嘿,有点意思,“陈汉元乐了。

        大家都乐了,于是气就发完了。

(三)
忘年交陈汉元

        我最不愿意记述的人物就是陈汉元。不愿写是因为他的名气太大,恐有巴结之嫌,而不善阿谀是我的短板。但我又不得不写,因为回忆当年的电视台,谁也绕不开陈汉元。那时电视台内的风云人物远不像当今是播音员和主持人,播音员永远不可能成为灵魂人物,而大编辑才掌控全局。更何况老陈是在创作上对我影响和帮助最大的人,是我初出茅庐时就肯定我的人,我们共同存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对艺术敏感度的契合,以及衍生出的对人性的认知,对情感的理解。

        陈汉元堪称绝顶聪明且才华横溢,他在电视界被大家尊称为“老爷子“,就是肯定他的行业地位。但我从来都叫他”老陈“,每每听见“老爷子”的江湖称谓,都让我感觉俗气并心生可惜,可惜了他温暖,幽默,真诚的翩翩人格气质和韵味。要准确描写陈汉元,难度非常之大,因为他的层次和侧面太多,就像那故宫柱子上雕刻的立体飞龙,有不为人道的情态自由和精神世界。

        来美国后隔着太平洋,我和陈汉元的交往就大大减少了。加之我认为和朋友靠得太近是一种彼此的消耗。我从小独处,习惯了孤独,只有孤独时才能深刻思考。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和老陈见面次数有限,但每次相见都立刻感受到那种熟悉的默契。我们彻夜长谈,谈文学,谈哲学,谈影视,谈歌词,谈家人,谈情感的需求和疑惑纠结,谈创作所要求的无尽源泉……。老陈喜欢唱歌,我有点儿惊讶。在泰安那晚他要去唱什么卡拉OK,我说你和王娴贡吉久去吧,我不唱歌。他坚持我也一定要去。忽明忽灭的幽暗大厅里,我们看他拿着麦克风十二分认真地唱着忧伤的情歌,觉得有点好玩儿,更是好笑,再定睛一看,他已是满脸泪水。

        我初学写解说词时,就看陈汉元的片子,立刻懂了“贴画面“的意思。陈汉元的解说词从来都是巧妙的,讲究的,不俗,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比如《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开场白一撇一捺,话中有话,温润悠远,天上地下人间的乘风驰骋,却没有丝毫唐突,他真是一个天才!

        老陈尽管当过台领导,但没人害怕他,不像后来的台长们那般严肃。大家在一起讨论时,他常常很安静地坐在那里,突然轻声说出一句幽默的话,全场捧腹。陈汉元是随时随刻都在思考创作的,不像别人只在工作时才工作。思考和创作就伴随着他的生命过程,哪怕是一句歌词,一个笑话,一段令人深思熟虑的言语,解说词….., 他都会反复琢磨,从不轻易说出来。每当进行头脑风暴时,只要看到他在场,大家就会放下心来。

        我绝对认为陈汉元的内心是孤傲的,但他外表的谦卑和亲切才是他人格魅力所在。他从不吝啬赞美别人,说得那么真诚。有一次,我和王娴去泰康养老院看望他,他说:“王娴是好人。” 回家后,王娴打电话给我,说她听了心里有莫大的快乐。

        2019年,那时疫情尚未爆发,我回美国前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特认真地对我说:“小杨,你比我写得好。” 我噗嗤一声把喝到嘴里的绿茶都喷了出来,我被逗乐了,边咳嗽边说:“你说这话是为了让我再来看你吧?我下辈子也不可能比你写得好啊。”

        早年我和陈汉元变成好友忘年交,也是因为他对我的赞赏。这是父母对幼儿教育的法宝,夸赞画了个圆圈的儿子说他就是个艺术家,能画得这么圆,所以儿子真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就更努力地去画。对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来说,当年这招对我也起了作用。 77年底恢复高考,我终于有机会上了大学。 81年的一天,正值紧张的期末考试,陈汉元和左耀东二位先生冒着沥沥小雨骑车到人民大学来找我。他们说电视台紧急需要拍一部大纪录片,四集,左耀东是总制片人,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拍摄制作时间只有一周,需要我写全部的解说词。我说没时间,在考试啊!再说了,我现在不是电视台的人。老陈说不管,必须写。

        当天下午,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历史博物馆,初次见到了刚从新影调来的摄影师胡峥,我和胡峥一见如故,跟他说了我的构想,因为如此短的时间里创作这么大的一部片子,没有严丝合缝地配合是根本做不到的。一般纪录片的创作,忌讳解说词先行,除非万不得已。胡铮高大帅气,出身艺术家庭,悟性很高,他有个知名的音乐指挥家的父亲胡德峰,还有个著名的导演妹妹胡玫。

        晚上我回到学校后就去了图书馆,找了一个角落里的位子。人有的时候很奇怪,常常拖很长的时间都做不成一件小事,可在紧要关头,却能完成mission impossible。那个晚上,仅仅为了不辜负老陈的绝对信任,我竟写完了所有四集的解说词。

        我把稿子交给了陈汉元,他是总编辑,审阅修改所有的记录片文稿。第二天,他把稿子交给了赵忠祥,竟然一个字都没有改动。我还记得影片解说词的开场:“一个幽灵……, 在中华民族的上空徘徊……”

        最后混录时听着赵忠祥的现场配音,曾文骥(录音科主任)是配乐,我脸上身上一层又一层地起鸡皮疙瘩,都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手写出来的,实在受不了,就出门到走廊里听,听得心潮澎湃。此片不仅按时完成并播出了,还获了奖。左师傅高兴且骄傲,我也误以为自己还成。

        老陈的妻子张阿姨和女儿陈玮都与我十分熟悉,我一直最尊敬张阿姨,为丈夫女儿付出自己的一切,无怨无悔,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陈玮从小就是个漂亮的女孩儿,无忧无虑,长腿,聪明,引人注目。从她在101上高中起,就常来找我玩儿。记得她高考的那天,我不放心,没吃午饭就跑到大一路公车站等她。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比自己考试还要焦急。过了一会儿,陈汉元竟然也来了,他坐在我的旁边,说咱俩掷五分钱的钢镚吧,如果国徽朝上,就是考上了。

        1988年,我邀请陈汉元和孔令铎到洛杉矶好莱坞访问,美国电影学院为他俩组织了盛大的活动。老陈一下飞机就悄悄地对我说:“小杨,我被中央电视台一人一票选上当副台长了。” 我听了就笑,就像是小学生被选上了中队长。

        陈汉元是个守诺言的人,俗话说就是靠谱儿。有次我约好去看望他,谁知第二天一早下起了鹅毛大雪。起床后我犹豫了,因为很难打到车,我住在东边,他住在西边,想是否改天再去?一小时过去了,我内心不安,万分艰难地出门了。待出租车开到五棵松的影视之家时,我远远看见漫漫大雪里老陈和张阿姨相互搀扶着在大门口等我,满身上下全是白雪,不知已等了多少时辰。我心想幸亏来了。

        多年前,吕大渝跟李杰信先生来洛杉矶,他们住在帕莎迪纳的希尔顿酒店。大渝联络我说给我带了东西。我去后打开一看是张阿姨和老陈给我带了件红花的真丝棉袄。每次想起这些小事,我都感到心底流出湿润。陈汉元的感受能力极强,他很懂如何带给人以温暖。

        坊间互联网介绍陈汉元的文章多如牛毛,而我写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鸡毛蒜皮,如果此文字被老陈读到,他未必就会欢喜,可能觉得我不够意思。他的成就不需要我来宣扬,我想表达的只是他真实的性情,和他有趣而不乏味的灵魂。他是个真正的性情中人。

        某报社为报道陈汉元去采访张阿姨,张阿姨想了许久许久,最后只说了一句话:“陈汉元是个好人”。

贴主:桦树于2021_08_12 12:04:55编辑

贴主:桦树于2021_08_12 12:12:37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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