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中央电视台    

1981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为中央电视台，北京市委又成立了自己的北京电视台。那时还没有卫星上线，中央台和地方台的区别是播出收视的范围。中央台面向全国播出节目。    那一年的年底，我大学毕业被分配。系里找谈话，让我留校人民大学，给系主任胡华做助手。
与此同时，台里也要求我回去。权衡之下，自知之明，我绝对没有像牛军，米鹤都，杨奎松那样价日枯坐，埋头故纸堆的毅力，加之我对电影的不灭热情，决定选择电视台。但我不带工资，而且专业是历史不是中文，不符合回去的条件。为此，中央电视台费尽气力，用各种方法到国家计委请调了一个名额，我才得以顺理成章地回到了原单位。
    1980年代，是中国电视迅猛发展的开始，胶片换成了录像带，摄影机换成了摄像机，这对制作节目来说，真是太容易了。不过，电视台的规模也在扩大，播出节目的时长大幅度增加，新闻部的各个组独立出来，变成了国际部，体育部，专题部，少儿部，经济部，后来这些部又变成了中心。

以我对电视的理解，新闻永远是重中之重，这是毋庸置疑的。诺大一个国家，每天会发生多少让人瞩目的新闻。一个电视台，如果新闻节目做好了，就不用担心其收视率的问题。中央电视台得天独厚，尽管新闻千篇一律用词，播音腔，让人明明在听可似乎又什么内容都没听见以外，无人可与之竞争。我原是老新闻部的人，按理应该留在新闻部，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做简单的新闻节目已远远不能满足我事业上的诉求。所以，我选择去了专题部。几乎台里所有重要的编辑摄影师也都去了专题部。

专题部除了负责制作中央电视台所有的大型纪录片以外，还开始了专题评论节目。专题的产生完全是出于需要，因为它制作快捷，可以专注于社会热点，同时，摄像机同期声的运用也给制作提供了可行的条件。
我还记得央视第一个尝试性的评论节目是《观察与思考》，那时我还在大学，看到满头白发的老编辑庞啸站在堆满大白菜的平板车旁，手里拿着一尺长的黑色麦克风说：“为什么北京市民冬天不存大白菜了？”当时我的感觉特别好，既生动灵活贴切又完全没有播音员的那种正式腔调。

回到台里后，尽管我也刚大学毕业，但台里把我跟所有新分来的大学生分别对待，连评职称自报公议时，领导也嘱咐我不要和别的大学生一样按规定自报助编，而要报编辑。我成为了被中央电视台最重用的年轻人之一。

台里要求我做主持人，创办了两个栏目《人物述林》和《青年之友》，这栏目名字都是老同事王元洪取的，我总觉得太过书面语了。做主持人我非常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不喜欢出头露面出图像，而且我当年是胸怀大志，要做大事的。但当时实在紧缺能独当一面的人，主持人不仅仅是主持，更重要的是负责节目的创意，策划，写稿，制作，完成等一切，还有速度。如果我写好了稿子，再让别人来念，那实在是太麻烦了。
当时电视台从北京广播学院分来的播音员只有两位，杜宪和薛飞，他俩搭档新闻联播，和别的老播音员刘佳，李娟，邢质斌，赵忠祥一起轮流，根本不可能主持任何节目。
杨劲桦与薛飞近照

既然说起小杜和薛飞，我就在这里多提一句，希望不要被删稿。
我第一次见杜宪是1981年夏天在山西，那时她还在广院，到电视台实习，跟着王元洪的摄制组到临汾拍摄当年从台湾投诚过来的空军飞行员徐廷泽。那是她第一次主持节目，摄像机对着她，她说话时脸上的肌肉不断地颤抖，我旁边看她的紧张自己也开始抖。
我很喜欢杜宪，喜欢她的平和本色，她大我几岁，但两年前我跟她见面竟发现她还跟1982年进台时一模一样，看着比我年轻。她提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铝饭盒，简单得不可思议，让我感觉真舒服。
薛飞在中学就跟我是同学，他父母家住总政文工团，少年时他在校宣传队，我常常看他在台上演出朗诵。2019年疫情前，我邀请他给豆瓣做一个系列的播音大师课，未想审批不被通过。那晚，我又看到薛飞时感慨万千，他脸上的沧桑令我动容。

我当年主持节目很随意，既不化妆也穿着简单。王元洪说：“小杨，这可不行。”于是台里出钱在海淀一个小裁缝铺给我做了一件合身的深蓝色西装，多年后我偶尔找东西时翻出来，大吃一惊，衣服瘦小得只能给沙发上的布娃娃穿上。可见当年的营养有多么的缺乏。

当时在央视真能感受到民主的氛围，没有人惧怕领导，连我这么乖的年轻人都跟主任在走廊里大吵过一架，两旁的办公室里伸出无数偷看的脑袋。
其实我在中央电视台人缘儿极好，没跟任何人有过嫌隙，耳闻文革中老同事之间有过派别之争，但我既不关心更不会去站边儿。比如吕大渝和赵忠祥文革中的恩怨，我也是从大渝的回忆录中才知晓。他俩都是我的朋友，
我只能选择缄默。对于同事们的情感绯闻，别人叽叽咕咕地热切议论，我却听而不见，不仅没时间没兴趣，更因为我尊重隐私和所有真实的情感，也许我的原则与社会规范有别，我认为彼此真诚的那个霎那于我而言就是好。但那次吵架使我开始深思，问自己到底要什么？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高位截瘫的女士张海迪，全国上下由团中央号召大肆鼓吹她，宣传她如何跟疾病搏斗，意志坚强。一下子，大街小巷，到处都在传播她多么热爱学习的事迹，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去上班了，到人民大会堂一遍遍听她的演讲。所有的新闻媒体，报社都在炫情地歌颂她，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写了满满两版的文章赞美她（当时的《人民日报》总共只有4个版面，一个开合），说她留着长发，跟世俗抗争。


杨劲桦工作照
我不知道各位如何看待此事，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家的脑袋都短路了。
我不认识张海迪，对她没意见，但我对这种英雄式的狂欢反感至极，就像又回到了文革。这明明只是件不幸的个人私事，却耗费如此之多的社会百姓资源。如果真的关心残疾人，那就应该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
比如，我的同学和央视同事叶晓林，他78年高考分数远高于大学录取线，仅仅因为一条腿有点跛，就扼杀了他上大学的基本权利，和张海迪相比，他肯定比她的学习还要好。记得当时他骑车到人民大学来找我，而我却无能为力，每每想起，心里都异常难过。好在叶晓林自强不息，且情商智商过人，后担任过《焦点访谈》制片人 。

所以对张海迪运动，我旁观，什么都没说。但是，麻烦来了，上面责问为什么中央电视台对此沉默不语？于是台领导赶紧找到我，因为我主管青年栏目。叹气，我郁闷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带了摄制组去了山东聊城，拍摄了一部《张海迪家乡的朋友们》，我采访了她的父母，朋友，对她的妹妹（记得叫小雪）抱有很大的同情。小雪安静温顺，不爱说话，和她姐姐的个性天差地别。但她才应该是被人们宣传的英雄，因为是她每天默默无语地照顾无法做任何事情的姐姐，从小就背着她姐姐到处走。

回京后，台里认为做得可能还不够，我就又组织了一场张海迪电视讨论会，请了人民日报的刘宾雁先生，中央电视台的陈汉元先生，还有新华社的张军先生，节目由我主持。

审片那天，领导都来了，大家看完都说很好。突然，部副主任粟裕钊（绰号老光）说话了，他说确实不错，但是小杨的头发过了肩膀，太长，是小资，不行，必须重拍。哇，我当时的火儿一下子就涌上了头，我怎么可能再把这些人找来重复拍一遍？更何况，我的头发还不到张海迪的一半长。

我什么都没说，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1983年，杨劲桦采访范曾，他画的十八高僧镶嵌在南通紫狼山
我跑出广电部大门，坐上大一路公共汽车到达了王府井，径直走进了四联理发馆。我说剪头发，师傅让我坐下。他问我剪多少？我说短点儿。他一剪刀下去，我说再短点儿。他犹豫地问我肯定吗……？

回到办公室正是午休时间，每个办公室的大门都是敞开的。我从走廊走过部办公室，正在打盹儿的粟主任突然跳起来冲到走廊。

他大喊，声音异常洪亮，恨不得全楼的人都能听见：“小杨，你把头发剪得比我还短？？？以后怎么再出图像！！！”
所有人都称呼粟裕钊为老光，因为他是光头。

不过大家别误会，我是很喜欢老光的，他写得一笔好字，我对有才气的人都另眼相看。我讲这个小故事是还原1980年代初社会的保守，估计现在的读者都难以相信吧？其实部里的领导和同事们：朱景和，左耀东，王元洪，张长明，丁友友，王兴中，刘秘书等都待我极好，很幸运能和他们一起合作。

几天后，节目播出了。突然来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找我，介绍自己名叫石湾，《新观察》杂志的编辑。他跟我约稿，让我当晚就写一篇张海迪的稿子。

我说：“不写！”
他沉默。但就是坐在我们办公室不走。我也不跟他说话，不是不懂得礼貌，而是气不打一处来。

终于，他很同情地小声说，“没办法，希望你能谅解，大家都是在这行混饭吃的，我们明早不发这稿子不行。我看了你的节目，你就归纳一下写出文字，真不想为难你。”

我突然觉得歉疚，就勉强答应了。一夜未眠，我把稿子写好誊清，第二天送到了杂志社，他们支付了我当时最高的稿酬，1000字12元，以表示感激。

我庆幸自己不是播音员，人们看到的只是播音员在社会上的光鲜，却体会不到他们内心深处的落寞（这是我逻辑上的猜测）。他们无论喜欢与否，每天都要朗读别人的稿子，做别人的喉舌，真是件最不容易的事情。
他们还要花费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用同样的语调和方式在镜头前说话，如同国庆节阅兵的动作，整齐划一，千人一面。至少我主持的节目文稿是我自己的写的，那次张海迪事件让我才深切地体会到这点。我反省自问，我这么爱思想的人真适合这个工作吗？

中央电视台值得记录的同事和朋友实在太多，但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无法源源不断地写下去。斟酌了很久，决定再写一个朋友。

左二著名播音员乔实，左三杨劲桦，左四薛飞

贴主:冷猫居士于2021_07_17 11:41:58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