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广播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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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电视台

 

    

1976年，北京只有一个电视台，名叫北京电视台。它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台（Radio Peking）统属中央广播事业局管理，三台且坐落在同一个地点，那就是苏联大哥帮助修建的北京十大俄式建筑之一：广播大楼。

    

那年的12月10日上午8点，我们按照要求到复兴门广电大门口报到。有人出来接，大家排成松散的队伍，被带到了电视台的大放映间。副台长戴临风先生简单地欢迎了一下，说我们将会被分配到新闻部、技术部、后勤部等处，各部的主任会叫名字，听到自己的名字就跟着叫的人走。


    新闻部副主任朱继峰第一个走到台前。   “杨劲桦”，第一个被叫到的竟然是我。   “唐云江，李小明，赵春生，叶晓林。新闻部的五位同学请跟我走。”   以上四位都是男生，跟我同在一所高中。均高我一届，除了赵春生我不认识外，剩下的都属有名的学生。唐云江是数理化天才，1977年高考进入大学并离开了电视台；李小明是高二（1）班班长，后来当了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叶晓林跟我是邻居，连他书法家的父亲叶家林也常常与我聊天。    当时电视台在广电大院的最南边，紧靠着南门。那是一栋白色的楼房，一半分给了中央广播文工团，另一半分给了电视台。这栋楼有三层，底层是胶片洗印车间，二层是录音部门，第三层就是我们新闻部。


我们五个人被带进了新闻部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了那天在白河堡公社的女士，她微笑着招呼我们。    我说：“阿姨好。”    唐云江也跟着叫了一声阿姨。


 “叫我老夏。”她咯咯笑出了声音。


称呼长辈为老夏？那一刻的记忆实在深刻，意味着从此我们就进入了大人们的行列。

她叫夏之平，是我们新闻部的主任。


那时电视台最重要的两个部为新闻部和技术部。新闻部创作每晚播出的所有内容，技术部负责把内容完好无缺地发送出去。新闻部包括时政组、北京组、地方组、国际组、体育组、少儿组、灯光组、资料库等。这些组就是后来中央电视台的各个中心的前身。


杨劲桦和室友张沙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文播音员）在广播大楼正门前


我被分配在地方组当编辑，唐李赵被分配在照明组，叶晓林则去了资料库。

主任打电话叫来了一位四五十岁的女士，并郑重地把我交待给她。她叫秦之莲，我称她为老秦。

老秦告诉我，地方组的意思就是负责全国各省电视台每天航空送来的新闻素材，也就是胶片，把它们剪接成视觉新闻，写好旁白文字，称为解说词。每天晚上七点钟的电视新闻里，除了时政新闻，大部分的节目出自我们组。地方组的组长是裴玉章，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他曾是广播局有名的笔杆子，你光看名字就可想而知。副组长有两位，杜长彬和穆昭山。我们组又分成三个部分，各分管不同的省，老秦和我在的办公室负责华东和西北地区的各个省台。我们办公室还有编辑顾群星和孙克文。小孙当时刚刚生下了个大胖儿子，在家里休产假半年，所以我就暂时使用她的办公桌。


当时还没有录像技术，电视新闻都用16毫米的胶片拍摄，现在想来真是难度很大。地方新闻制作的过程如下：各省市的电视台拍摄事件的内容，然后将胶片随当天的飞机航班送到北京。北京电视台收到后，立刻在一层的洗印车间冲洗底片，然后将样片送到我们组。每天早上，组里老张把样片按地区分派到我们各个办公室。拿到素材后，编辑们立刻开始剪辑和写作。片子完成，请组长和负责后期的副主任审片，并把文稿交给组长审阅。一旦全部通过，迅速交给楼下的音乐录音和配音播音员，并剪接底片混录。当天晚上播出。如果是紧急新闻，则用反转片拍摄，配音后直接播出，省去底片再冲洗的时间。

老秦是电视台老人，她的先生是当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摄影师。老秦嘱咐我站在她的身后，看她如何先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剪开，然后反复思考选择，将需要的镜头长长短短地用接片机连接在一起，最简洁清楚地讲述一条新闻。当年用胶片和纳格拉同期声录音难度很大，权宜之计就是画面配上解说词，把镜头无法表达的用旁白来补充。解说词很类似新闻稿，时间地点事件（人物）三要素缺一不可。然而，解说词又有别于单纯的新闻稿，因为它无法独立存在，既不能解释画面又不能游离画面，所以写解说词有个特殊的技巧叫做“贴画面”。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电影胶片，每天除了吃饭睡觉，我几乎时刻都在跟它打交道，它实在令我深深地着迷。


我把样片的每一个镜头在看片机上看过来、看过去，有时我让胶片自动地走，看人物表情动作的自然变化；有时我用手拉，让画面里拥挤的骑自行车的人群戛然而止，仔细看女士们蒙在脸上的红的绿的纱巾被风吹得鼓起。我喜欢那种种奇妙的感觉。仅那一年，我手里就摸过无数尺的胶片，连日本接片机、国产接片机的刀片直斜度，进口胶条和国产胶条的厚薄我都仔细地研究过。

一般我亲手剪接的片子，从不会在放映时跳片或卡机，哪怕我用的是稍厚的国产胶条。我寻遍所有有关电影的书籍，爱迪生、卢米埃尔，蒙太奇、摄影，默片、有声片……，孜孜不倦地读，享受得如同天天吃红烧肉配米饭。下班晚饭后，我会回到办公室，从垃圾桶里捡出扔掉的剪余片，做各种各样的小实验，创作蒙太奇的效果。


有时我把同样动作的中景和近景镜头在动作的中间剪断，再把中景近景连接起来，如行云流水，没有丝毫的违和感，却又产生了新鲜。我常常就浸淫在这小小的自我快乐里，磨蹭到深更半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宿舍睡觉。老秦看我不厌其烦地琢磨这些小把戏，总是笑：“没有必要啊，小杨，一个镜头就好了。”

报到时人事处告诉我，你们这几个是电视台年纪最轻的员工，又是农村插队的学生，所以级别最低，挣31元的薪水。我点头，谨记卑微，沉默少语，黄花鱼低头溜边儿。其实钱少对我来讲没什么，每个月初，一发工资我就去食堂买饭票，花掉15元。我住在广电局复兴门的新302集体宿舍的顶层，床位每月5毛钱。吃住保证了以后，剩下的钱我会买一张公共汽车的月票，然后就都买成书。那时的书也很便宜，我在宿舍立着一个书柜，别人都特别羡慕。


钱完全不是问题，但有一件事，却令我寝食难安。那就是天天梦想着的上大学。当时新闻部能当编辑的人，都选自各著名大学的中文系或新闻系，而我算什么？什么都不是，只是个山沟里的农民。我那自幼年就被父母教育出来的可怕自尊心每天折磨着我。除了加倍努力，我还能有何选择？

那一年里，我几乎没有休息过周末，没有休息过晚上，过着简单忙碌和极为自律专注的生活。我入台前，由于摄影、编辑和翻译的极度缺乏，电视台招收了一大批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自全国的顶尖大学，我对他们怀有无比的羡慕和崇敬，幻想着哪天能像他们一样，被推荐上大学。他们中有王晓明、张长江、张长明（后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张永富、陆金龙、李晓雅、赵化勇（后任中央电视台台长）、孙素萍、孙克文、马赤厚、王进友、王素梅、王春全等等，他们成为当年电视台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也很快成为了引领中国电视的台领导和各个中心的领导。当时，他们当中有些配偶在外地，有些尚未成家。吃完晚饭后，这些年轻人都会去新闻部办公室，一起看当晚的电视新闻，主要看自己做的节目。


新闻过后，我走过寂静空荡的走廊，独自一人回到我的办公室，继续工作。其实亮灯的还有我斜对面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台里纪录片大编辑臧树清。臧树清是南方人，文革前复旦大学毕业，当时他孤身一人在北京工作，妻子孩子都在外地。整个侧楼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办公室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我办公室的门永远是紧闭的。


我更喜欢在夜里工作，能聚精会神不受干扰。我会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做一条简单的新闻，全因我是个无可救药的完美主义，用今天的贬义词儿形容，就是处女座的龟毛。当年的新闻稿纸是特别的格式，左边的格子写解说词，右边的空白栏是镜头提示。解说词的长短严格依赖镜头的长度，多几个字或少几个字都会影响播音员读稿的语速。写一篇好的短新闻稿不难，但写出好的解说词却不易。因为解说词句子短，不仅要方方面面顾及到，还要拿捏得恰到好处，当然，再有些文采，感染观众就更不容易了。

应该说，我对如何写好解说词是倾全身心去学的。我从关注台里的大编辑们的解说词开始，琢磨比较他们各自独特的风格。电视台的编辑职称，就是人们认知里的编导，他们是所有影片节目形式的主导和灵魂，对他们的要求是全方位的。当年，摄影记者属于前期，主管前期的新闻部副主任是孔令铎先生（后为央视国际中心主任）。摄影师主要来自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如：李绍武、左耀东（专题中心主任）、戴维宇、王元洪、王新华、李凯（广告部副主任）、卢谊逊、闫平舟、崔雁敏等，人数较多。编辑属于后期，人数少，著名的大编辑屈指可数，如：王娴、陈汉元、刘孝礼、臧树清、庞啸、屠国壁（纪录片《丝绸之路》撰稿人）等。

央视编导王娴


编辑最厉害的地方，都在笔头，也就是解说词。那时我年轻，胸中有块垒，时时感到有喷射而出的需求，我经常在听刘孝礼写的解说词时会汗毛一根一根竖起来，比如：“六连的历史是用刺刀写红的”之类的……, 那种拨动人心的激情，使我至今无法忘却。毛泽东逝世、周恩来逝世的片子好像都是他写的解说词，夏青或赵忠祥播音。刘孝礼先生后来担任中央电视台军事中心的主任，并成为了将军。

那时，我对解说词的热衷就像是着了魔，连夜里睡觉也睡不安稳，常常会梦到一些词句，跳起来摸黑写在小纸条上。周末洗衣服时，我抖出来的各式字条会掉满一地，似一地鸡毛。我写字很认真，为了漂亮，用蘸水钢笔，字写出锋来，纯蓝色的墨水，绝不出现涂改、错字等马虎，受到组长老裴每天的表扬。有一天中午去去食堂吃饭，一个壮实高个子的男人朝我走来，他大眼睛，感觉稍稍有点突出，一张口听见熟悉的声音。他说：“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编辑吧？我每天读你的稿子，最干净的稿子。我是赵忠祥，大家都叫我大熊。”

不过，我需要激情却极度不喜欢煽情，我的审美是追求那种潜台词的威力，不动声色地，巧妙地，风轻云淡地，表达深层次的话外音，陈汉元就是这种风格的高手。记得当年被报刊媒体频繁使用的一些词句都令我受不了。举例：“甩开膀子大干”就是其中一句。我每次听到都觉得十分好笑。组里有编辑就爱用，说多生动啊，很形象。我暗想工人农民也就算了，可以甩膀子刨土打铁什么的。可说到知识分子时也用，真难为了，类似陈景润那样的，连鞋带儿恨不得都不会系，谈何甩膀子？


杨劲桦与陈汉元，杭州西湖边


有一次，我和陈汉元、朱景和（专题部主任）去杭州。傍晚，我们三个在西湖边散步，我说，我想写一本解说词的书，他俩都兴奋地说好啊！呵呵，现在想来我是多么幼齿，我竟然对解说词迷到那个份儿上。出国后我在UCLA电影学院研究院的学习，使我对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幸亏没去写那本书。


1989年为美国PBS拍完大型系列纪录片《太平洋世纪》后，我的制片人亚历克斯·吉布尼（两度奥斯卡纪录片获奖者）给了我一盘1/2的录像带，我播放来看，叫《河觞》。那是中央电视台用拍《话说长江》的剪余片编的一部纪录片，画面没有什么特别，但听说在国内产生了空前绝后的影响，全因为那极为煽情的解说词。我赴美国读书前，专题部左耀东先生和我筹拍中国近代史30集大型纪录片，临行，我拟好了创作大纲，但后来各种原因，此片没有拍，是左师傅和我终生的遗憾。《河觞》大致讲的也是那段历史，看完后，我陷入思考，想如果解说词由我来写，我不认为如此慷慨激昂的亢奋会比不带情绪的平和客观更具有力量。

有一年回国，王娴邀请我到泰安参加全国纪录片导演制片人大会。当我匆忙赶到那里，惊喜地见到了陈汉元和田本相二人，老陈与我是忘年交；而田老师曾在我年轻时辅导我研究过鲁迅。

大会有三个发言人：


第一位是著名大教授田本相，
他站在台上热情辽阔，掷地有声地说：“什么是解说词？解说词是诗，解说词是散文！“


第二位是被誉为中国电视天才第一人的陈汉元，他和声细语亲切地讲述《雕塑家刘焕章》的创作过程：“凤头、猪肚、豹尾”，还有那意味隽永的解说词写作。

第三位竟然是我，我看着台下大会场里的几百个翘首凝视的严肃艺术家们，对着麦克风半天开不了口，思忖自己的见解是不是大逆不道，整个会场在等待……。终于我犹豫地说：“我能说的只是自我否定，否定我过去对解说词的偏执。……, 诚实地说，以我现在的理解，什么都可以是解说词，没有特定的定义和形式，只要你用得合适。”








 


贴主:冷猫居士于2021_07_17 10:04:36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