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从阿Q到阿O
枪声响了，阿Q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然而他却没有死，原因是官府的刑场正在一座教堂附近，喧闹的人群打搅了洋大人们的礼拜。
为首的洋神父十分不高兴，认为这是对主耶稣的亵渎。一个教友冲出教堂，未待行刑便很不客气地率先向长衫大人物（从前的县台现在的县长）的脑袋上放了一枪。一顶帽子落在地上，露出下面盘着的“富士山”，长衫大人物没死没伤，魂却似也丢了，只堆在了地上。那一刻，高台上的大人物与法场上的阿Q，并没有什么区别。光头的老头子（师爷）话也不敢多说，与几个亲兵架起瘫软似烂泥的长衫大人物，投胎似的跑了，人群也随之一哄而散，却没人管好似迸散了的阿Q。 
阿Q的好运气便也来了，洋神父看中了他。认为他是被主耶稣的荣光照耀的人，在主耶稣的恩召之下，他得以洗罪与重生了。他剃掉了辫子，入了教，完成了由阿Q到阿O的转变。于是教会里很多人都称他为“O教友”，只是未庄人叫惯了他阿Q，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口，倒是他自己自称“O大人”，号称在教会中的地位仅在洋神父和自己的教父之下。教会里有个华人医生，给O教友癞头疮做了手术，撒上了些药粉。阿O的疮自此便好了，于是他逢人便说：“洋大人的医术，那才叫医术呢！”他却不知，那位华人医生其实是位中医，给他头上撒的药粉也是云南白药。大抵他知道了，也依然会认为是洋大人的医术，而非中医的医术吧。
顺便说一句，冲长衫大人物放枪的教友后来做了O教友的教父。他来自美利坚，今年刚二十出头，到中国后起了个中文名唤作吉祥如意。虽然“吉大人”比O教友小很多，论年纪做阿O的儿子都有余，但阿O坚持认为是吉大人给了他信主的机会，没有吉大人就没有他的重生，因此认吉大人做了教父。洋神父也认为很合情合理，于是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阿Q（在未庄人心里，他依然是那个阿Q）每回都在乡人面前骄傲地尊称吉大人为“我的洋爸爸”！这时的他丝毫未有在意，今天的他一如当年被他鄙视的钱家“假洋鬼子”，成了“里通外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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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文中对清末时期外国教会对清政府的居高临下之态绝非杜撰，当年在华传教士
——参与贩卖鸦片和策划1840年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十九世纪，英国基督教传教士马礼逊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参与向中国贩卖鸦片。一些传教士还竭力主张西方列强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开放沿海口岸，声称“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并直接参与英国侵略中国的军事活动。
——参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一批传教士充当了联军的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参与屠杀平民，掠夺钱财。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说，传教士“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13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杀人代价用于传播福音”。
——参与策划、起草对华不平等条约。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1858年中美和中法《天津条约》、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等，西方国家一些传教士直接参与了策划、起草。这些不平等条约先后规定，西方天主教、基督教传教士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造礼拜堂，受地方官保护，“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自便”，中国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入内地传教之人”，中国官员不得查禁中国信教之人等。
——享有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的“治外法权”。西方列强依照领事裁判权对本国在华传教士给予保护。在“治外法权”下，西方一些传教士以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为后盾，深入中国内地建教堂，设教区，霸占田产，欺压官民。这些传教士还肆意将“治外法权”延伸至中国信徒，干涉司法。
——以“教案”为借口强化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统治。由于一些西方传教士凭借不平等条约，为非作歹，激起民愤，引发中国民众与西方传教士的冲突与纠纷，史称“教案”。从1840年至1900年，中国各地共发生“教案”400余起。西方国家借口“教案”，向中国政府施加军事或政治压力，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强迫赔款，捕杀无辜，甚至以此为口实发动侵略战争。其中，仅1870年“天津教案”，西方列强就强迫清朝官府处死中国民众20人，流放25人。
——阻挠和反对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和人民革命。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罗马教廷率先公开承认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派驻“宗座代表”，采取实际上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立场。
上文引自
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6067/66079/4468919.html
而光绪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总理衙门颁发《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的文件规定：“总主教，主教品位与督抚同级。摄位司铎、大司铎与司道同级。司铎与府、厅、州，具同级，教务判纷发生时，应由教中品秩相当的教士与同级的中国官员，转请外国公使或领事会同解决。”
曾国藩曾在同治九年(1870)的一道奏折中讲：“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曲，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惯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
由此可见清末传教士在华夏之横行无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