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即理”这一哲学命题的提出是王阳明哲学思想成熟的第一个标志，也是王阳明思想体系构建与生发的逻辑起点。
王阳明在年少时，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深信不疑，但是在经过数次的尝试与体验之后，他认为朱熹的“格 物以穷理”的学说是有问题的，到后来身陷囹圄，感悟:“圣人之道，吾性 自足，何须外求?”即认识到原来“天理”在人心，心外无理，心即理的道理。 朱熹与王阳明都承认“天理”的存在，但是二者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朱熹所言之 理在人心之外，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关乎天理与人伦的理性法则;而王阳明所言 之理在人心之内，这是一种奠基于主观而关乎内省与自察的理性维度。对于“心 即理”，《传习录上》这样记载:“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 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一言以敝之，心即理，意思就是说天理就在我心，无我心就无理。但九歌却认为，理，既在万物，也在我心（心理活动、精神运动）。我心（心理活动）中反应了万物的共理、规律，万物所展现的规律也同样包含我“心”的规律和道理。
讲到这里，九歌不得不对王老先生的“格竹”再吐槽几句了。《大学》中，对格物的步骤和要素，做了详细说明，可王先生不知是没看懂，是没看懂，还是没看懂啊，完全不照着做，结果得出了“格物”不可行的结论。
格物致知，需要有六个相辅相成的要素：选象（止）、定时/专注/制定（定）、勿扰（静）、恰当（安）、分析（虑）、结果（得）。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得到知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止，是依止，指选择特定的观测对象。定，制定计划，选择观测的特定时间、与观测周期。静，安静，需要不受干扰的环境。安是恰当，确保选择的对象、制定的计划、所处环境、必须是适合与恰当的。虑，是思考分析，将得到的经验数据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得，得出结果，将前几步得出的数据、经验归纳总结推演出普遍和/或必然规律。这几个步骤听起来并不难，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王老先生制定的计划，就是观察竹子地上的部分，因为他不知道竹子堪称奇迹般地生长，是因为它的根；他似乎只考虑竹子地表上的“节”，这是无“止”。他定的观测时长，不符合人身体的承受力，以至于导致朋友观测三天就病倒，自己也观测七天后生了病，这是无“定”，也是不“安”。王先生这做法，就好比从没接触过榴莲的人，第一次买了个榴莲回家。不知道咋操作，上手就硬掰，于是搞得两手鲜血淋漓。好容易打开一闻，是臭的。原以为和臭豆腐一样吃到嘴里是香的，结果吃了一口觉得还臭，就硬拿酒往下送（酒精和榴莲混合极易导致食物中毒）。结果他病倒了，于是大骂卖榴莲的人是骗子。
而实际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本义是提倡克制自己的私欲，发扬公心。朱熹认为理是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的，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事一物各有其理。换句话说，从表明上来看，朱老爷子的理，就是老子“道”的宋朝称呼。格物致知，就是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有效途径，也是第一步。
王阳明先生对此产生了质疑。他在《传习录》里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反来诚得自家意？
可见这时候的王先生还没明白什么是“格”。在九歌看来格就是观察，是集中精力研究。诚意就是专注、集中精神。专注力不够的人，需要通过长期观察某一种事物的过程，锻炼、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就是诚意。没有专注力，如何能取得真知呢？王先生自己天生不缺专注力，但是大多数普通人却是需要后天锻炼才能获得的。王先生的理论推己及人，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有人认为九歌对格物的理解有偏差，对王先生犯错误的评价说得不对。好，下面九歌给大家讲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就知道九歌说得对不对了。
话说孔子八岁的时候跟师襄子学琴。师襄子教了他一首曲子后，他每日弹奏，丝毫没有厌倦的样子，手法从生疏渐至熟练。
过了十天，师襄子对他说：“这首曲子你已经弹得很不错了，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说：“我虽然学会了曲谱，可是还没有学会弹奏的技巧啊！”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认为孔子的手法已经很熟练，乐曲也弹奏得更和谐悦耳了，就说：“你已经掌握了弹奏技巧，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说：“我虽然掌握了弹奏技巧，可是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
又过了许多天，师襄子来到孔子家里，听他弹琴，被他精妙的弹奏迷住了。一曲终了，师襄子长长吁了一口气说：“你已经领会了这首曲子的思想情感，可以再学一首新曲子了！”
孔子还是说：“我虽然弹得有点像样子了，可我还没有体会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样的人啊！”
又过了很多天，孔子请师襄子来听琴。一曲既罢，师襄子感慨地问：“你已经知道作曲者是谁了吧？”
孔子兴奋地说：“是的！此人魁梧的身躯，黝黑的脸庞，两眼仰望天空，一心要感化四方。他莫非是周文王吗？”
师襄子既惊讶又敬佩，激动地说：“你说得很对！我的老师曾告诉我，这首曲子就叫做‘文王操’。你百学不厌，才能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啊！”
孔夫子八岁的时候凭一首曲子，花了数月时间格物致知。他就是在不断地专注中运用正确的方法“止、定、静、安、虑”，最后才“得”。王先生格竹时二十一岁了，连孔子八岁都赶不上，可见人的天份确实是有很大差别的，不是有目标、肯干就一定能成功的，还需要正确的目标和方向。
王先生从格物致知就开始走叉了路。心即理，有一个难以解释的漏洞，那就是人心中既有“理”也有“欲”。理和欲，善和恶怎么调和呢，它们从哪里来？请大家注意，这已经涉及到的哲学最深刻的命题了，善恶的本源，也就是本体论，它们直接源自世界的本源、本体。本体是什么，哲学上有多种说法，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一元论，还有心物二元论等等，哪一个都有道理，哪一个也都不能完美解释本体。一神教的解释最简单粗暴，都是神造的。那么问题来了，“神”是谁造的，他又是根据什么标准造的善恶？一神教说神是自有永有的。但按照王先生的理解，神就是意，“我意”。
王先生的四句教有云“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理和欲，就是善与恶，心的本体是没有善恶的（本体论），是“意”的“动”导致了善恶（认识论）。意动即一切的本源。
意和欲，是人的内在的知。在提出致良知前，王阳明把意放在了他认识论的核心地位。意，即意识、意向、意旨。最早源自于《大学》里的八条目里的诚意。
朱熹认为学习和知识的开始就是格物致知，一物格则一知至，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意诚而心正矣。就是通过观察现象总结经验的过程，达到、锻炼专注和深思。但是，王阳明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认为朱熹把诚意和格物之间的次序颠倒了。王阳明认为次序应该是诚意在前，格致在后，《大学》的开端，不是格物致知，而是诚意正心。受于个人经验和时代的局限，王先生并没有认识到人与人的先天能力是不同的。有些人如果已经拥有很强的专注和审思的能力了，通过观察现象总结规律而培养这两种能力的过程就不是必须的；反之，这两种能力比较弱的人，就必须通过格物致知培养这两种能力。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人。这两种能力并不强。所以从普遍性上讲，格物致知当然排在了诚意前面。这个道理孔子知道，老子知道，佛陀知道，赫尔巴特知道，今天我们读过现代教育心理学的朋友也都知道，但那个时候的王阳明并不知道。
所以王阳明认为学习的开始不是格物致知，而是诚意。此此可见，在初期认为格物致知有错误，刚提出心即理时候的王阳明先生，尚不知变通，还只会死读书。他还不理解不同天分的人应该选择不同的次序，学习方法应因人因时因事而变。王阳明自己是天才，是神童。他天生的专注力、审思的能力就超过普通人很多，他因此而忽略了：普通人应该怎样通过学习获或增强这两种能力。他犯了个人经验主义的错误，也没能做到《大学》中的亲民。
在王阳明看来，诚意就是正意念，就是着实用意。王阳明认为意是认识事物的前提，是我们获得知识的前提，也是我们从善去恶的基础。他认为，我们认识一个事物，不是从事物本身开始，而是从内在的意开始；我们获得知识不是外界把知识强加给我们，而是我们通过意发动了知识。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阳明先生缺乏对儿童学习的格物。现代儿童心理学发现：婴幼儿时期，小孩子多是被动学习，先浅显被动的格物致知，再习惯成自然地诚意正心。如果那时候就有催眠、洗脑、广告和传销，王先生应该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答案吧。
王先生的诚意说，表明上解释了理与欲、善与恶的对立性，通过意把二者连接在了一起。可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意”是从哪里来的？王先生究其一生也没解释清楚。
那么其他的思想或宗教有没有解释呢，能不能解释清楚呢？下篇“致良知”，九歌和大家再仔细聊一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