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共把马克思主义搬到中国后，尤其是土共夺权窃国以后，中国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必须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生搬死套。到如今，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甚至连自然科学，也必须挂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羊头，才能卖自然科学的狗肉。
马克思把社会形态分成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五个阶段。于是，在大陆，所有的官方说法，都把中国的历史强行按照这五个阶段来划分。最为可笑的是，把自秦以降直到清朝结束的这两千多年，都贴上封建社会的符号。还把中华民国贴上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符号，把土共国自己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以此来证明中共国自己是比晚清和民国更先进更高级的社会阶段。
马克思的社会五阶段论，不仅仅在西方讲不通，在天朝，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马克思是按照所谓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划分社会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虽然看上去很重要，但它也不过是社会的统治权的附属品。社会统治权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本。说社会统治权而不说国家统治权，是因为在国家形成以前，有部落社会。在统治权面前，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不过是个奴婢。
所以，按生产资料所有权来划分社会形态，是按表面现象来划分的，而没有抓住本质。这样的划分，自然是不正确的，更谈不上准确了。所以，当土共国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表述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形态时，结果只能是削中国历史之足，来适马列主义之履。
权力才是决定人类社会性质的根本。那么，社会形态就应该按权力的结构（来源，归属，机制等）来划分社会形态。
周有光老先生就是这么做的。他指出，人类社会可以分成神权社会，君权社会，和民权社会。
周老先生的这个划分，即可以准确地描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社会形态，也让人们一目了然，看清楚社会的本质。
按周老先生的这个划分法，那么，中国自商周直到清末，是君权社会，不管这个君是脑袋系在裤腰带上打天下的，还是凭血统继承的，还是封王建国得来的。在君权社会，国家一切的权力，包括民众的吃喝拉撒睡的权利，都来自于君（皇帝，国王）的恩赐。也因此，君对国内所有的人，都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脑袋性命面前，生产资料所有权，能值几分钱？即使你腰缠万贯，富可敌国，君要你脑袋搬家，九族灭尽，你也插翅难逃。
推翻了清朝的统治，民国开始从君权社会走向民权社会，虽然她步履瞒珊，颠颠倒倒。但起码，民国的制度是民权制。
而这个刚刚起步的民权制度却被土共残酷地推翻了。于是，天朝又复辟到君权社会。这个君，叫共产党。准确点说，中共国是党权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的所有的权力，都属于党。国民一切的权利，包括基本的人权，都是党的恩赐。这和中国几千年的君权社会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同一个统治套路。只不过把一家一姓的家天下统治，改换成一党的党天下统治而已。
周老先生的社会三形态论，如果再细分一下，可以把民权社会分成精英民权社会和广泛民权社会。
在精英民权社会里，国家的权力往往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这些精英，有的是通过自己努力，有的是继承，有的是依靠资本，有的是依靠自己的才华，而掌握了社会的话语权。虽然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是属于民众阶层（相对于帝王家庭的统治成员），但他们垄断了国家管理的权力。普通民众的个人权利，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都受到许多的限制。
在广泛民权社会，每个公民的权利，和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都得多了最大程度的展现。
目前世界上民主程度最高的国家，譬如北欧诸国，就是广泛民权社会的典型。
美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民主国家，但长期在精英民权社会里徘徊，而无法进入真正的广泛民权社会。
总之，周有光老先生的社会三形态的划分，比马克思的所谓社会五阶段论，要科学得多，准确得多。
最后，我之所以说是社会形态，而不是社会阶段，是因为这些形态之间，没有单向发展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不一定要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然后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等等。中国就从清朝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社会”的民国，然后又回到了“封建社会”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明显错误。
从权力的性质看，就能明白，今天的中共国，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君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