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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极自由观的哲学的历史透视(中)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5-01-23 0:35 已读 4299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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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消极自由观的哲学的历史透视(中)


作者:斯金纳  阎克文 


(三)


以上议论过于提纲挈领,并有夸大其词之虞。现在我要把它们同我已经提出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赋予它们实在的内容。这个具体问题就是,什么样的说法和做法能够或不能一以贯之地符合我们的消极自由观。我已说过,我的主题是,为了研究出现在现代欧洲政治哲学中关于社会自由的全部争论,我们必须超然地看待目前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争论;而且这个问题将给我们指出一条对消极自由的论证路线,它在目前的争论中已经难得一见,但却有助于对争论本身的言说方式提出某种疑问。


这条正在消失、而我想把它恢复原状的论证路线,乃是深植于古典的、尤其是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公民权学说,这一学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经有一段辉煌但好景不长的复兴,后来则受到在十七世纪大获全胜的更加个人主义的(特别是契约论的)政治论说方式的挑战,实际上是被它们所超越。这种挑战所获得的胜利,在霍布斯这样坦言与古代共和政体为敌的人士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是如此彻底,以至很快就产生了一个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说法--正如霍布斯所说:任何消极自由的理论,实际上都是一种个人权利的理论[19]。到了我们投入当代的争论之时,我们发现这种假说已是如此根深蒂固,比如在罗伯特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那样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就会把它作为一个确凿无疑的公理,据此,整个概念结构便接踵而至[20]。不过,问题并非总是以这种方式提出。霍布斯的共和派批评家当时曾徒劳地指出,没有任何理由接受霍布斯的诡辩--把自由解释为权利,不过是提供了一些中性的术语定义。相反,詹姆士哈林顿在1656年出版的《大洋共和国》一书中则要特别证明,对自由的这种解释,理应被看作是强词夺理的解释,不仅如此,还是一种极为贫乏的解释[21]。接受这种解释将会使人抛弃"古人"的政治传统,尤其是抛弃罗马人的法律制约下的禁欲主义政治理想。它还会导致一种更为贫乏的结果--无视罗马道德家最为博学的门徒马基雅维里所告诫的教训,他被哈林顿称颂为"近世唯一的政治家",他的《论李维》则被哈林顿说成是为中世纪后的欧洲恢复和应用基本上是古典意义的政治自由所做的最为重要的尝试(哈林顿,1977161-162)。


对于哈林顿的这些看法--它们曾得到斯宾诺莎的迅速响应--我自认为是完全赞同的,而我的主要目的无非就是对其加以详细阐述[22],就是说,我将试图证明,如果我们希望矫正霍布斯的《利维坦》和较晚近的天赋人权理论家们的著作在社会自由问题上的教条主义,我们首先需要恢复的传统实际上就是罗马人对政治自由的禁欲主义思维方式。我将专门谈谈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按照斯宾诺莎的评价,那是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的古典学说最为敏锐、最有助益的修订(斯宾诺莎,1958313)。因此,我所关心的是就马基雅维里写作《论李维》的意图展开一个历史命题,同时,对于为恢复我所认为的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路线而努力的价值,作出一般性的说明。我的历史命题暂时只能指望以一种令人遗憾的单调约定的方式提出[23],就是说,对于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当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说,但他最为关心的大概是想说明--部分是置疑,但主要是重申--这样一种自由观:它在罗马共和主义政治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但随后却被具有中世纪思想特征的五花八门的认识所湮灭[24]。我已说过,我的比较一般性的命题则是尽可能原原本本地恢复这一学说的结构,这样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阐明我们自己对消极自由的认识。


(四)


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第一卷的头两章就对什么叫做自由人作出了解释。不过他对社会自由的主要论述是在随后几章中进行的,其中他考察了通常人们在政治社会中所追求的各种目标和意图,以及他们之所以珍视自由的理由。然而,在开始这项讨论的时候,他首先提到,凡是见诸史籍的所有政体,都有两个大体能够区分开来的公民集团,他们始终有着形成了强烈对照的不同倾向(umori),出于不同的原因而珍视自己追求既定目标的自由。一方是grandi(豪门大户),即有钱有势者,马基雅维里有时将其视同贵族阶层(139)。他们的特点主要就是想方设法获取权力和荣耀,不惜任何代价避免蒙受耻辱(150203)。而且,他们往往如此热中此道,以致竟会毫无节制地追逐这些目标[25],这种毫无节制的表现,马基雅维里称其为ambizone(野心),即不惜牺牲任何他人以求出人头地的倾向(139414[26]。这种态势有助于说明grandi何以会那么高度重视他们的个人自由。他们的首要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可能保持不受任何妨碍(sanza ostaculo),以便通过对他人的统治而为自己获取荣耀(176236)。马基雅维里总结说,这个阶层"渴望依靠统治权来获得真正的自由"176)。


除了grandi之外,总还有一个普通公民的阶层,即plebe(平民)或popolo(民众)(130)。他们主要关心的无非是过上一种安然无恙的生活,"无忧无虑地自由享用他们的财产,对妻子儿女的名声深信不疑,不必为自己担惊受怕"174)。不过他们也很容易为此而热血沸腾,随之而来的就是不加节制地追逐这些目标。他们那种不加节制的倾向,其表现形式被马基雅维里叫做licenza(放纵),"一种过度的自由欲",希望任何人--即使是一个合法政府--都不要对他们的事情指手划脚(134139227)。结果,popolo对他们的个人自由同样表现出极高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关切(139)。他们的根本目的显然是要尽可能摆脱一切形式的干预,以保持他们自己的宁静生活。马基雅维里对此也有个概括:"渴望在真实的安全感中成为自由人"176)。


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对公民之所以珍视自由的原因作出这样的解释,同时也就是对马基雅维里所谓政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含义所做的解释。显然,他认为,人们的自由就在于不受妨碍地追求他们可能为自己确定的任何目标。他在第一卷的头一章就指出,一个自由人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处在一种"无须倚赖他人"而行动的地位,就是说,摆脱其他社会成员所强加的任何强制,从而--正如马基雅维里在同一段落中接着说的--按照个人的意志和判断自行其事,这就是通常所谓"消极"意义上的自由(126)。


强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可以用来驳斥《论李维》的评论者们的两个老生常谈。一个是说,马基雅维里在对"自由"这一关键词进行讨论时"根本没有对它进行定义",以致该词的含义只是随着论证的过程才逐渐浮现出来[27]。另一个说,一俟马基雅维里开始澄清他的意图,人们就能看出,他对"自由"一词的用法"并不带有我们今天应当赋予它的那种含义",恰恰相反,"它必定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28]


这些论点看来无一能够站得住脚。我们刚刚谈到,马基雅维里一开始就准确说明了他所论及的个人自由的含义:他指的是没有强制,尤其是没有其他社会成员对一个人独立行动以追求自身既定目标的能力所强加的限制。我们一下就能看出,寓于"自由"一词的这种特定含义丝毫也不会令人感到陌生。说自由就是独立于其他社会成员,从而能够追求个人的目标,这等于说出了当代消极自由理论家所使用的最为人熟知的公式之一,而他们的基本分析框架看来根本不会引起马基雅维里的责难。


假定我们人人都怀有不同的目标并打算去追求,那么我们的利益显然在于,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形式的共同体中,只要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我们自由地追求这些目标就行,而不管这些目标是权力、荣耀,还是仅仅安享我们的财产和家庭生活。不言而喻,接踵而来的问题是,什么形式的政体能给我们带来最为可靠的希望、以使我们得到追求既定目标的最大自由?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马基雅维里--在第二卷伊始--把一个陌生但却关键性的主张引入了他对社会自由的讨论。他坚称,能使公民有望保住追求自身目标之自由的唯一的政体形式,就是共同体本身确实"享有自由的生活方式"的政体形式。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那些雄心勃勃的公民才能获得权力和荣耀,"依靠他们的能力而跃居高位"284)。也只有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普通民众才能有望安居乐业,"无须担心他们的财产横遭劫掠"284)。只有在一个自由的共同体中,一种vivere libero(自由的生活)才是能够自由享受的好处(174)。


但是,马基雅维里所谓整个共同体的自由又是什么意思呢?他在第一卷的开篇就已阐明,他对"自由"一词的这种用法,确切地说,指的是与国家相对的自然人的自由。一个自由城邦是"不易被任何人操纵的"城邦,由于不受约束,因而能够"按照自身的意志管理自己",并追求自己的既定目标(129)。


把上面两个老生常谈串起来看,我们就会得出以下命题:站在马基雅维里的角度,对于自治共同体的成员来说,由于那里是国家的意志决定着自身的行动,决定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的行动,那么持续享有个人自由仅仅是一种可能性。


还应当问一下,什么形式的政府最适于维护那种vivere libero或自由的政体?马基雅维里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君主制的政府形式有可能使共同体享有自由的生活方式。如果认为一个国王不能从反映整个共同体的普遍意志--从而促进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的角度建构王国的法律,这在原则上毫无道理[29]。不过一般而论,他还是认为,"这种共同利益的理想无疑仅仅适用于共和国,那里的一切都在分别促进共同利益"280)。因此,对于马基雅维里的命题,可以恰如其分地陈述如下:只有生活在共和政体下的人们,才有希望保住个人自由以追求他们的既定目标,而不论这些目标是为了获得权力和荣耀,还是仅仅为了保护安全与财富。正如他在第二卷开篇的一段重要概述中指出的,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对vivere libero的热爱之情会在所有人的心中涌动"。经验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想获得权力和荣耀,还是仅仅希望平平安安地积累财富,最为理想的就是生活在这种政体之下,原因就在于,"如果没有自由的环境,任何城邦都不会得到发展--无论是它的权力还是它的财富"280)。


    只有采取自治的共和制共同体形式,个人自由才能得到充分保障--这一论断乃是一切古典共和主义公民学说的核心与中枢。不过,较为晚近的消极自由说的支持者们,大都把它视为谬论而弃之不顾。例如,霍布斯就试图以决不通融的方式把它清理掉,他在《利维坦》中宣称,"无论一个共和国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自由总是一模一样"(霍布斯,1968266)。参与当代争论的绝大多数消极自由说的支持者,都在重申这一论点。因此,我们下面的任务应当是研究一下马基雅维里为什么要提出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主张:保护消极自由实际上需要坚持一种特定类型的政体。


(五)


关于马基雅维里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论证,可以看看他对野心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所做的描述。我们知道,他相信,野心的成功发作对于任何反对这种野心的人们的自由,永远都是致命的,因为它采取的形式是libido dominandi(力比多统治),这种统治会决意压制他人并把他们作为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下面我们要去认识一下,按照马基雅维里的说法,这种怀着勃勃野心采取行动的倾向,会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而我们对此却毫无还手之力,除非我们是一个自治共同体的成员。


我们已经认识了其中一种形式。用马基雅维里的话说,它产生于一个共同体的"内部",反映了grandi以压迫公民同胞为代价而获取权力的欲望。这是一种无法排除的威胁,因为grandi总是与我们同在,而他们永远都会抱有追求这种利己性目标的企图。特别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会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partigiani(党徒),旨在利用这种"私人力量"取代公众力量而夺取对政府的控制,为自己攫取权力(见452464)。马基雅维里指出了野心勃勃的grandi通常用来吸引这种党徒的三个主要途径。他们会在非常时期争取当选公职,以成为新的恩泽之源和新的个人忠诚对象。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巨大财产,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去收买popolo的支持与欢心。或者会利用自身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威慑公民同胞并诱使其接受一些更有利于助长各种野心而非促进整个共同体利益的措施。这些情形都会产生同样的连锁反应:"党徒导致城邦的分裂,分裂导致城邦的毁灭"148)。这就证明,"除非城邦能够设法安排好各种抑制grandi野心的方法与措施,否则它们会迅速导致城邦的灭亡",并"使之陷入奴役状态"218)。


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另一种形式的野心,是来自自由共同体的"外部"并对其构成威胁。在这方面,那种众所周知的国家形象实际上给这一论点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据认为,自然人和国家的相似之处使他们有着同样的倾向。正如某些个人向往宁静的生活而另一些人要去谋求权力和荣耀一样,国家也是如此:有的满足于"在自己的疆域之内平静地生活并享有自由",有的却要一门心思去统治自己的邻邦,强迫它们像附属国那样行事(334335)。古罗马始终被用作这一普遍真理的铁证。由于野心勃勃,罗马对周围的所有民族发动了持续不断的战争,成就了"至大至尊"的地位,获得了权力和荣耀,相继征服了每一个邻邦,废除了它们的自由,使它们沦为罗马的附庸(279294)。


就像grandi个人一样,整个共同体的这种野心倾向同样是与生俱来、难以遏制的。某些共同体决不会"满足于独善其身",总是"力图把别人操于股掌之中",由此而来的"相邻的君主国与共和国始终怀有一种天生的相互仇恨,就是这种统治欲的产物"129426)。结果,任何想要保护自由的城邦,必须始终做好征服他人的准备,"如果你不准备好进攻,你就很容易遭到进攻"199335)。由此可见,"除非使用强权,你决无希望保证你的安全"127)。


简单说,这种无处不在的野心,既对个人自由也对公民自由造成了威胁。怎样才能遏制这些野心?先来看看"来自外部的奴役"这一危险。显然,面对这种威胁,自由共同体的成员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必定会采取正确的方法、培养健全的品质。马基雅维里认为,和自然人一样,政治团体也会如此。这种正确的方法就是制订军法以确保"你的公民作为自身自由的捍卫者而行动",从而既防止他们变得懒惰而柔弱,也防止他们受雇于人或者依赖别人为自己打仗(186189)。马基雅维里一再警告说,依靠雇佣军是让你的城邦遭到毁灭、自由遭到沦丧的死路一条,因为他们不过是为了"你给他们支付的那点佣金"而打仗。这意味着他们"决不会忠诚不渝,决不会像你的朋友那样乐于为你的事业献出生命"。相反,一支由公民组成的军队,将会始终致力于为了自己的荣耀而进攻,为了自己的自由而防御,因而远更乐意战斗到死(132;参见303369)。当然,马基雅维里并不是说,一个依靠自己的军队保卫的城邦,就会因此而保障自己公民的自由。正如萨谟奈人(Samnites)在与罗马人的斗争中发现的那样,如果时运不济,终将无望避免奴役(279285)。但他肯定是在告诫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挺身而出抗击外来侵略以保卫我们的共同体,我们将会"使它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结果将是我们很快就会目睹自己陷身为奴(144;参见304334336369)。


马基雅维里最为看重的是,为了卓有成效地捍卫我们的自由,必须培养两种个人品质。我们必须首先要有智慧。但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决不是刻意成圣成贤(savi)的智慧,马基雅维里常常(像李维那样)对其冷嘲热讽。Savio(圣贤)所缺少的往往正是在军事(重要的是民政)事务上必不可少的智力品质(349461)。这些适用的品质需要用以对各种因果关系做出实用的判断,和谨慎而有效的谋划。一言以蔽之,这就是审慎的品质。战争来临时,它会告诉你如何指挥战役,如何把握瞬息万变的命运(302314362)。这是使最伟大的军事统帅脱颖而出的品质之一,比如图卢斯和卡米卢斯那样的统帅,他们为罗马的早期成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都是以prudentissimo(审慎)而恪尽职守(186428)。


另一种能够有效捍卫自由的品质自然就是animo(勇气)了,马基雅维里有时把它视同于ostinazione(坚韧不拔)。勇气乃是最伟大的军事统帅的另一个主要特性,马基雅维里在描述早期罗马的军事成就时曾一再强调这一点。例如,辛辛纳图斯在耕作时接到命令去保卫城邦,他立刻就担任了独裁官,召集军队发起进攻,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击败了敌人。带给他这场胜利的品质就是la grandezza dello animo(非凡的勇气)。如果想要夺取胜利,首先应当灌输给每一个士兵的品质也是勇气。如果"一支军队不幸丧失了勇气"并陷于恐慌,那就没有什么更加致命、更有可能导致"彻底失败"的东西了(487)。法国在战时的表现使我们首先想到,仅仅"怒发冲冠"是远远不够的,总之,所需要的是在坚毅或勇气制导下的迅猛(484)。


即使成功地排除了"外部"野心,也还有着更为险恶的威胁,那就是来自城邦"内部"的威胁,即某些大人物所怀有的同样的野心,那同样会使你陷入奴役状态。怎样才能防患于未然?马基雅维里再次指出,首要之务就是制订正确的法律法令,并再次以国家为例,说明了什么样的法律才合乎需要。它们必须能够防止任何人对国家的意志发挥不正当的或强制性的影响力。这就意味着,虽然支配共同体行为的法律反映的是共同体的普遍意志,而不仅是那些能动而最为野心勃勃的成员的意志,但法律和制度必须首先能够被用作temperamento--一种节制手段,一种约束,以控制富人和贵族的利己性野心(423)。马基雅维里援引维吉尔、李维和西塞罗常用的说法再三强调,如果grandi不受"约束""牵制"a freno),他们那种天生的放纵倾向就会迅速导致混乱与暴政[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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