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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哲学:“有历史的”抑或“非历史的”?(上)

送交者: wangguotong[☆★★声望品衔12★★☆] 于 2025-01-06 0:54 已读 4172 次 1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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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中:政治哲学:“有历史的”抑或“非历史的”?(上)


摘要:接续近代历史主义传统,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有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两种进路的分野。以政治理论中的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为例,分歧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存在终极永恒的真理,还是说历史之外无真理?第二,是向上追求智慧和至善,还是向下照顾平庸和人的欲望?第三,是将政治哲学锚定于“积极生活”,还是坚持认为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消极生活”?分歧最终表现为:是在有朽的世俗世界谈论世俗化的政治,还是从全能者视角出发追求超越性的恒久真理与至善?凡此种种,最终造就了两条进路的理论差异,同时也必将涉及两者对于人的欲望动机、理性筹划等观念,以及灵性和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判摄差异。


近代以来,历史主义主张日盛。这种主张认为,历史就是人类自身的思想史,我们的思想不能够认识任何历史之外的实在。这一主张为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的研究开辟了新路径,同时也对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观的绝对性和权威性构成了极大威胁。批判历史主义因而成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显明主题,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哲学研究进路。一种进路主张“有历史的哲学”,而另外一种进路主张“非历史的哲学”。这一进路上的分流与分歧深刻地影响到了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在“有历史的政治哲学”和“非历史的政治哲学”之间,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则选择支持后一种主张,而当代的剑桥学派(波考克、斯金纳等人)则选择支持前一种主张。如果说剑桥学派尚未脱离其“史学旨趣”的话,其同时代的伯林,以及其后的威廉斯等人则典型地强化了“有历史的政治哲学”主张。


逻辑地来说,历史主义为代表的“有历史的哲学”潮流的勃兴促使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作出系统的批评与反省。没有历史主义设定的“历史之外无真理”的主张,就不会出现对于这种主张所带来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担忧与批评。不同学派的晚近发展表明,两种路径仍在强劲地竞逐着政治哲学的解释,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塑造着我们的政治哲学面貌。“有历史的政治哲学”与“非历史的政治哲学”均以自己特有的理智洞见丰富着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追寻两个世界分岔的奇点,乃是同情地理解两种进路的关键。


一、知识论与历史主义问题


通过施特劳斯学派对于相关问题的持续高强度解读,中国的学术界早已熟悉了古今之争、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现代政治哲学真的高于古典政治哲学吗?现代人真的胜过古代人吗?”围绕这样一个提问,国内学人的学术取向出现了鲜明的分化。是回归古典,还是坚守现代?两边的学者都投入了自己的极大热诚来思考相关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打破了此前流行于中国学界的今胜于古、雅典战胜耶路撒冷的线性叙事。这也表明,施特劳斯学派所提出的问题的意义与价值,是以历史主义所展开的相关问题为前提的。中国的“有历史的政治哲学”研究与“非历史的政治哲学”研究,乃是同时边展开自身主张,边就各自理论取向的正当性进行辩论和竞逐。或者说,中国学界同时受惠于这样一种展开与竞逐。两种进路主张的内容丰富性和各自在元理论问题上的态度,也是在这样一种既独立展开又相互竞逐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作为这样两种取向的两个代表,施特劳斯学派和剑桥学派的争论进入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界的视野。本文关注的重点乃是其竞逐部分,也即两种进路的分歧点所在。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基础性的问题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涉及知识论问题:有无永恒之知,可否获得这种知识?另一个则涉及政治哲学取向问题:是向上追求高贵,还是向下照顾平庸?文章的第一、二部分将分别探讨这两个问题。


知识论问题的争点,起始于“有历史的哲学”所依恃的历史主义关于“历史之外无真理”的强假定。“非历史的哲学”对此假定有着一个强烈的反弹。因为“历史之外无真理”的假定设定了真理的特殊性和语境性。施特劳斯学派注意到,“对于伯林和斯金纳或波考克……来说,历史主义是‘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便是:历史已经证明,根本就没有永恒的、绝对的东西”。“非历史的哲学”因而需要强调真理的客观性和永恒性。二者在真理性知识的可获得性问题上的分歧,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获得确定性的普遍有效的知识。二者的初始答案是一致的:无人能保证获得永恒之知。但是在这个初始的答案之上,两边的取向是不一致的。剑桥学派说,永恒之知不可得,我们因此需要历史地、语境化地去思考。施特劳斯学派则说,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追求智慧。这是我们的理智德性。“历史主义充其量只是证明我们无知的证据……(但)正因为我们无知,才迫切需要探寻知识。”施特劳斯主义的重点,就在于“返回古典……将政治思维重新定位于对永恒问题的追问与肯定上”,“‘以古观今’……用以对抗‘历史主义’及其导致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施特劳斯自己因而把“获得美好的生活和健全的社会的知识”设定为政治哲学的目标。施特劳斯锚定于哲学史,从苏格拉底—柏拉图那里获得了建立“非历史的哲学”的基本前提。施特劳斯强调,“知识只能是整体的”,依赖于特定时空的知识不是知识。这个判断显然是用来批评历史主义的。因为,历史主义认为,“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只有生活于这一时代的人才能获得这一洞见”。施特劳斯学派则认为,这一命题“要有一哲学辩护”方可成立。孤立于他者的任何对象或存在的特定形式都是不可理解的。知识乃是一个整体。存在本身就是永恒的、不变的,因而理性或可理解性本身也要求在整体之中理解和把握知识。


施特劳斯认为,存在着超历史(trans-historial)的基本的人类问题,人类的知识因而也是对于这样一些永恒性问题的把握。“历史似乎证明,所有的人类思想,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哲学思想,都涉及同样的基本主题……或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在一切历史变化中间都持续存在,人类思想能够超越其历史局限(historical limitation),能够把握住某些超历史的东西”。施特劳斯认为,他已经证明了“人类的思想(是怎样)将其自身从其各种历史局限中解放出来了”。很显然,施特劳斯假定,必然存在着“永久性的问题”和“超越时间的真理”。


在施特劳斯看来,存在着超越时间的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善。哲学就是追求智慧或者说“爱智慧”,而政治哲学则是脱胎于哲学,以追求永恒真理和永恒的善为目标。很显然,在真理问题和善观念的问题上,施特劳斯持有一种“非历史的”态度。与之相关,施特劳斯对于“有历史的哲学”主张抱有一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他将后者与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联系起来,并认为这是现代政治哲学的病因所在。


知识论问题涉及哲学就是“爱智慧”这样的古老定义。施特劳斯学派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这一古老传统,剑桥学派则认为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和历史主义观念的展开,我们不再可能回到这个传统。与是否回到“爱智慧”这一问题相关,两个学派还会进一步回答政治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施特劳斯学派认为哲学先于政治哲学,并且为政治哲学的讨论奠定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在施特劳斯学派那里,出现了这样两个命题:知识为道德奠基(德性即知识),以及道德为政治奠基(政治就是追求善生活)。前者在哲学上可上溯至苏格拉底,在宗教文化上则可上溯至古代的“灵知主义”和古代世界重形式和目的的世界观。后者则涉及西方世界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古老传统。剑桥学派以及伯林、威廉斯的学说则会最终指向这样一个政治哲学路线:道德为政治奠基,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知识未必可知,即便可知,它也无法完全影响个人的理性运用和价值选择。超越个体的逻各斯或普遍理性是可疑的,可以假定它与我们所讨论的道德与伦理事务无关。在这里,出现了政治哲学的还原论(reductionism)和反还原论之争。


需要注意的是,在知识是否可知这一问题之外,施特劳斯学派完成了一个关键性跳跃:如果说哲学追求光明和真理的话,那么政治哲学就是把人们重新引回到意见和偏见一边。“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却)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知性的真诚”乃是走出洞穴的哲人的理想,而“高贵的谎言”则是重返洞穴的政治哲学的真理。后者才是古典政治哲学之根本。哲人的返场才是政治哲学的真正开始。从哲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施特劳斯学派具有一定的理智优势。因为剑桥学派把我们的未知性设定为不可知性,从而坚定地把我们对于历史知识的探索限定于特定历史中的个人。而施特劳斯主义则可以为信仰主义和人类对于智慧的热爱保留机会,同时也就保留了讨论真理性、超越性和善取向的可能性。


对照施特劳斯对于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检讨,我们可以发现施特劳斯把韦伯的“价值域”设定为政治哲学的反思对象。施特劳斯看到了不同“价值域”自身的道德性,及其对于价值的排序与统合。韦伯与施特劳斯的差别在于,他的注意力在于不同“价值域”之间的永恒冲突,以及现代社会中共同生活的个体在价值选择上的永恒冲突。施特劳斯学派的确看到了“价值域”的稳定性,不同的宗教生活范式和不同的世俗生活范式均是这样一些“价值域”的体现。但是该学派坚定地认为这样一种价值统合体系本身就是政治哲学的反思对象,这确实会与近代以来锚定于世俗化的个人来思考问题的思路产生差异。


可以看到,施特劳斯与韦伯工作的差异涉及政治哲学工作者如何处理自己在理论思考中的位置。简单来说,现代政治哲学研究者更多把自己作为政治活动的描述者和旁观者,政治活动的主体或行动者(agent)乃是世俗生活中自我促动、自主行动的个体。政治哲学研究者要描述和思考这些行动者参与政治的可能样态。而为施特劳斯所刻画的古典政治哲学研究者则更多将自己视作真正的哲人,视作意见共同体这一真理的发现者和立法者。在后一研究中,任由自我促动、自主行动的个体凸显,乃是哲人或政治哲学家的失职。


施特劳斯对永恒真理的再次确认,实际上是对其还原主义哲学观的确认。在这里,施特劳斯预设了哲学之于政治哲学的优先地位。这与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被逐步凸显的“政治的自主性”主张是完全相反的。


说施特劳斯主张知识是超越历史的,并不是说施特劳斯认为理解活动也超越历史。相反,施特劳斯和斯金纳一样都诉诸历史,都诉诸对本真性知识的追求,都是为了理解。斯金纳的错误,就是单方面地假定施特劳斯要用古典服务于现实。而实际上,施特劳斯的目标乃是理论理解而非服务于实际政治。


与施特劳斯的基本主张不同,“有历史的政治哲学”研究进路并不设定存在着永恒的真理,也因而并不认为政治哲学脱胎于或者说受制于哲学真理。他们注意到,任何政治观念都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产生的,并且会随着历史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威廉斯还进一步主张,历史本身有着“疏离效应”(alienation effection),它可以让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也可以让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因此,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概念存在厚薄之分。这是一种高度历史化的观念史主张。


威廉斯祖述尼采,明确提出“有历史的哲学”。在其同名文章中,威廉斯还特别提出:“标准的假设就是,哲学探究不需要过多地受到历史的烦扰:哲学家的独特事业就是反思,而反思,粗略说来,可以完成一切。而尼采评论的基本点就在于,起码就伦理与政治而言,那一假设是错误的。”很显然,威廉斯主张“哲学需要历史”。如果说这个主张在用于广义的哲学(philosophy in general)探究活动时还有什么争议的话,那么起码就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讨论而言,这个主张则是没有争议的。也就是说,威廉斯坚定地主张“政治哲学需要历史”。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有历史的政治哲学”。


威廉斯一生没有正面处理施特劳斯思想。在其《论评集》中,威廉斯两次提及施特劳斯,但均是在评论其追随者或者施特劳斯主义。第一次是在评论泰勒的《自我的根源》时,威廉斯把施特劳斯的追随者列入现代性的批评者行列,视其为现代性的反动者。第二次是在评论艾柯的作品时,威廉斯将施特劳斯主义视为一种形式的文化悲观主义。很显然,这与威廉斯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构成了对照。皮平(Robert Pinppin)在其有关施特劳斯思想的讨论文章中,将施特劳斯与威廉斯思想进行了正面对照。参照皮平的提示,我们将威廉斯的工作视为锚定日常经验,而将施特劳斯的工作视为锚定超越救赎。


在学术上,剑桥学派提出,我们需要警惕时代错置(anachronism),反对预叙(prolepsis),反对目的论(teleology)叙述,追求观念史论证的语境化。换句话说,剑桥学派主张我们要在具体的内嵌的(embodied and embedded)语境之中理解观念的出现及其发展。其主张呈现为一种历史主义,也即呈现出“有历史的”进路取向。在观念史的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反对源自德国观念论的抽象分析,另一方面反对对观念作出脱离语境的规范评估。后者是明确针对施特劳斯学派的善体系的优先性主张。最终,这一学派默会地或明示地倾向于共和主义。当然,最后这一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剑桥学派的共和主义倾向表明,他们所处理和分析的乃是特殊时期的人文主义倾向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虽然与后来的自由主义主张存在着关联,但是二者的差异其来有自。


针对施特劳斯学派的文本细读主张,剑桥学派提出我们要在特定语境中把握和理解文本。剑桥学派提出了“语境主义”的方法,主张在语境之中理解作者及其思想。其中的斯金纳较多地借鉴了语言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奥斯丁的晚近成果。这种借鉴多少预设了语言文本的优先性,这种语言文本的优先性主张暗中继承了日常语言学派的语言保守主义立场,也即斯金纳所说的“理解言外之意需要理解语言约定”。或者说他们需要设定“意义的整体主义”,或诉诸“信念的系统性”。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从斯金纳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和奥斯丁的援引中,看到他对于日常语言学派所表现出的人文性的继承。这种继承就是,更多地关注差异和细节,关注历史文本展开的具体性和独特性,关注历史解释的恰当得体。我们因而看到,斯金纳反对传统的融贯的形而上学的说明。我们这里指出了其可能缺陷:较多依赖于语言及语言约定,因而略显保守。但是我们也同时指出了其可能优点,那就是彰显人文思维对差异性和具体性的关注,反对宏大的“辉格党叙事”。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青睐事实证据。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剑桥学派还是威廉斯,其思想都有着浓重的英国传统的影子。前者是从批评历史学中的“辉格党叙事”传统开始其思想史方法创新的,后者则从休谟等人的经验论中获得对于个体生活意义的肯认。不但如此,两边都从科林伍德(R.G. Collingwood)的思想中获得了启发,从而将其各自的研究锚定于“有历史的”的研究方向。科林伍德范式乃是当代英国“有历史的哲学”思想的酵母。威廉斯称,伯林的“思想路线或更接近科林伍德,而不是任何分析哲学家”。在学术旨趣上,剑桥学派“把哲学变成历史思考”,而施特劳斯学派“把史学变成哲学思考”。“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与施特劳斯派的政治哲学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把历史研究当作唤醒公民参政意识的有效工具,后者把历史研究当作热爱智慧者追求高贵德性的有效图景。哪一种历史研究的智性品质更好、更高贵,难道不是一目了然?”“有历史的哲学”与“非历史的哲学”的取向差异,在根本上与哲学家对于真理和理性的信心相关。“非历史的哲学”主张存在绝对真理,这种绝对真理可以被人的理性所把握。这种主张对于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终极状态(ultimate state)和历史图景(historical scenariao)抱有确定性的信心。在这个图景之中,宗教的超越性救赎被视为一种真理,人们可以期待获得这种真理并获得救赎。而非宗教的超越性理念同样可以被视为一种真理,人们可以期待因获得对这种真理的认识而获得提拔。鉴于逻辑的必然性等都具有这样一种超越性,“非历史的哲学”主张也都视其为真理之所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设定了超越性真理的存在,同时也就设定了存在与真理的关系,设定了获得真理的人和没有获得真理的人的差异。或者说,设定了知识在这种真理观中间的优先位置;或者说,接受了苏格拉底式的“德性即知识”主张。以广义的知识为标准,人就被区分为获得真理的人和没有获得真理的人。


我们注意到施特劳斯学派敞开了信仰主义,以及敞开了对于人类信仰史上不同信仰类型的关注。施特劳斯学派以苏格拉底—柏拉图思想作为哲学的范本,并把历史上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引入我们的讨论。因此,信仰的真理和理性的真理在施特劳斯学派这里被同等地加以研究。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因而客观地引入了宗教信仰人类学(类型学)和哲学人类学的考察。可以说,这是施特劳斯学派对于人类理智史考察的一个洞见,一个贡献。


二、追求高贵还是迁就平庸?


与有无永恒之知,可否获得这种永恒的、普遍性的知识这样一个知识论问题相伴随,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还面临着一个政治哲学的取向问题:是向上追求高贵,还是向下照顾平庸?最终使得两个学派在政治立场上分道扬镳的,是二者对于政治的本性认同上的差异(是善好秩序还是多元竞争),尤其具体的是对于现代政治的激进民主性主张的态度差异(是追求“高贵的质朴和宁静的伟大”还是将人和人民视作根本)。这一问题最终涉及政治价值的取向问题。


根据施特劳斯主义,以剑桥学派为代表的历史主义薄古尚今,视人民主权和激进民主为政治之要,因而是一种秉承“造反有理”的激进乌托邦。古今之别,端点在于马基雅维利时刻。自此以后,现代人形成了一种反传统的新传统。施特劳斯学派与剑桥学派之间的差异体现在他们对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解读上。两个学派都很看重马基雅维利,也都视马基雅维利为现代政治的开端。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同时存在回到古典和面向现代这样两个面相。回到古典意味着追求高贵,而面向现代则意味着迁就平庸。施特劳斯撰就《关于马基雅维利的思考》,是为了说明在两个面相之上我们需要有着一个面向永恒问题的方法准备。波考克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则典型地表达了剑桥学派的“语境主义”解读方法。“有历史的”与“非历史的”研究方法,可以在这两部著作里面找到其典范性表达。


马基雅维利身上有着古典共和主义和现代激进民主主义的双重取向,这是两个学派均已经认识到的。当共和梦遇到商业梦的时候,强调德性与公共善的共和主义的马基雅维利,与强调实然性优先、实力(权力)算计优先的马基雅维利构成冲突。在马基雅维利这里,向上走意味着向古典回归,重建共和(其行动体是共和国);向下走意味着惊心于此时此刻的情势,时刻需要算计当下的行动者(其行动体是个人,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个体)。前一个马基雅维利以希腊罗马为师,后一个马基雅维利通往激进民主。共和主义思想在近代商业社会中的二元性问题,可以为我们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双面性问题提供一个参考。“共和主义话语使一些人能够追求现代化,使另外一些人能够批判它,还使为数不少的人既能参与其中,又能对它予以批判。……这种思想(具有)二元性。”


古典政治观认为,“政治就是建立并保全良好共同体”;马基雅维利认为,“政治的目标就是追求权力,‘政治人’不可能成为‘古代的好人’”。古代的经纶之道就是建立合法政府,即“在共同权利和公共利益基础上建立并保存下来的城邦”。而“现代的经纶之道‘是一个或几个人使一个城邦或国家隶属于自己,并根据他或他们的私利进行统治的艺术’”。或者说,古典政治哲学强调秩序作为政治的优先考量,而不是将政治界定为私人利益的实现。


在这种定位张力中,出现了马基雅维利政治面貌的双面性问题。马基雅维利到底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最后之人,还是现代政治哲学的第一人,这个问题一直有着争议。争论双方也都承认,马基雅维利具有双重面相。现在,问题的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识到马基雅维利身上的古典与现代的双重面相,而在于我们需要以一种什么样的理智准备来解释和理解马基雅维利的双重面相。


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剑桥学派所代表的“有历史的政治哲学”主张守住马基雅维利时刻,把注意力转向了世俗生活之人,转向他们的“积极生活”面相。而这种转向也就意味着,我们只在一个有朽的世俗世界谈论政治。“有历史的政治哲学”在这一点上是“天真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停留在了现象表现层面。而施特劳斯学派主张我们关注马基雅维利对于政治生活的沉思,对于公共善和社会秩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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