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基本动态（下）    
                                                         作者：王振民      发布时间:2024-12-08  


（四）毛泽东国际影响研究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国际影响的研究集中探讨了毛泽东思想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以及美国黑人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这些研究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不仅在中国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无数争取自由与正义运动的热情。

 

（１）对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的影响。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全球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的去殖民化历史》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球反殖民运动中重要政治力量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鼓舞了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运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林洪轩等学者在《“已取得成就的继承者”：D.N.艾迪特、印尼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1950—1965年》中强调，艾迪特策略的成功归因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有效本土化和创新应用。印度布尔达万大学的斯瓦吉特·高什在《激进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从纳萨尔主义到毛泽东主义》中指出，纳萨尔派运动深受“毛主义”的影响，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及其对党的领导的重视等观点被印度毛派广泛采纳，他们使用这些策略来增强地位扩大影响。

 

（２）对美国黑人解放运动的影响。英国诺丁汉大学乔·帕特曼在《毛泽东、中国与黑人解放》一文中指出，中国是坚决支持美国黑人为种族平等和自由而进行解放斗争的“光辉的榜样”；中国坚定不移地秉持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资本主义的立场根植于“毛泽东的革命国际主义”。詹姆斯·格辛·埃文斯在《毛泽东思想、反帝国主义和第三世界：以中国和黑豹党为例》中认为，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为“组织和个人如何参与全球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提供指导”，主要是因为毛泽东思想为被压迫者提供了一种“将反种族主义、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新颖的革命方式。

 

（五）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近五年国外学者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视角探讨了毛泽东的国家安全学说、对美苏政策以及文化外交等问题，取得了一定进展。

 

（１）国家安全。罗马尼亚科学院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卢西安·杜米特雷斯库在《中国安全理论的变化与延续：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指出，毛泽东国家安全学说的核心是“和平共处”“独立自主”“反帝反霸”，这些核心内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对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增强了中国在军事、体制和经济方面的能力，使其能够在苏联和美国的对抗之中保持独立。此外，作者还细致分析了中国安全理念从集中于国内发展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显著变化。作者认为，习近平的大国外交政策在反霸权主义、维护国家主权等方面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同时在全球化参与、经济外交、多边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以适应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

 

（２）美苏关系。苏丹阿古斯·鲁斯塔曼等人在《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对美国和苏联的政策和关系》中指出，毛泽东的外交政策强调反帝反霸，既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威胁进行防范，又对苏联的修正主义保持警惕。这些政策不仅塑造了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格局，也为后来的中国外交策略奠定了基础。

 

（３）文化外交。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马修·高尔韦在《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文化外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球转向》中，通过聚焦中国与墨西哥、加纳等国之间的文化外交模式，揭示了文化交流、派遣文艺团体出访在毛泽东时代推动中外友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毛主席语录》等著作的翻译与传播，有力地支持了全球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作者还认为，“今天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一带一路’等，往往是建立在早期文化外交的经验之上，为我们理解当前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六）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

 

毛泽东作为举世闻名的军事家，他创造的一系列军事思想，包括战略战术原则，迄今仍对国外学者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１）人民战争策略。俄罗斯安德烈·科瓦列夫在《毛泽东和人民战争策略：历史教训》一文中揭示了毛泽东如何巧妙地融合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文化遗产，制定出有效的人民战争战略，使得中国共产党击败日本侵略军并最终夺取政权。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杰出的战略家，甚至可能是20世纪历史上最出色的战略家。作者坦言，毛泽东的“军事战略著作，至今仍具有革命潜力和社会文化意义，并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弘扬”。

 

（２）革命战争策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佩恩在《毛泽东与嵌套战争策略》中指出，毛泽东将中国的战略困境分为三层：1911—1945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1931—1945年的中日战争，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毛泽东在不同的战争层次采取不同的战略，利用各个阶级构建广泛的统一战线，成功地在每个战争阶段占据优势。佩恩认为，毛泽东的嵌套战争策略不仅使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同时也不断扩大和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

 

（３）毛泽东军事伦理思想。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萨姆纳·特维斯在《毛泽东的战争伦理（1927—1949）》中指出，毛泽东区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并将正义战争理论应用到军事行动当中去，他的军事策略包括军民之间建立亲密关系、禁止虐待士兵、公平对待战俘和保护民众财产等。毛泽东强调军事指挥官拥有勇敢、智慧和审慎等道德品质对军事行动成功的重要性。作者认为，毛泽东在极端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构建了一个既符合军事效能又能体现高道德标准的战争伦理体系。

 

三、2020—2024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显著特征

 

从近五年国外毛泽东研究的整体情况来看，无论是在研究的论题、方法领域，还是在新的问题场域的拓展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一）论题广泛

 

通过梳理近五年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种逻辑路径。首先是宏观研究，其着力于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整体逻辑的研究，主要探讨毛泽东生平、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史、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价值和当代价值等问题，力图从整体上勾画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肖像。其次是中观研究，其专注于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诸如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等进行研究。最后是微观研究，这类研究是对中观研究对象或问题的进一步具体化，成果最多。诸如统一战线理论、群众路线、“两论”、人民战争、妇女解放、生态治理、情感治理、宣传教育思想、语言风格以及毛泽东的人格魅力等论题都被纳入研究和讨论的范畴。甚至还有学者独辟蹊径，以任正非创立的华为公司为例，研究毛泽东思想对当代跨国公司组织文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习近平提出“第二个结合”后，国外学者更为关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二）研究方法多元

 

近五年国外学者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具体方法和视角有了一定进步。在具体研究方法层面，除了国外学者常用的文本分析法、比较分析法、个案研究法，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得到积极广泛的应用。特别是波兰的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采用计量文体学这一新颖方法研究为什么毛泽东的语言会对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且直到今天仍在影响着中国的日常用语。马切伊·库尔琴斯基通过多个模型对《毛泽东选集》与张爱玲、莫言文学作品中词汇的“困惑度”“系统性”“特色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从语言学角度来讲，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毛泽东的语言具有高水平的一致性、可预测性以及更突出政治术语和集体主义等风格有关。从研究视角来看，“全球化”视角继续得到重视。像埃文斯就指出，只有从全球去殖民化历史角度出发，才能重新评估毛泽东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三）出现新的理论增长点

 

2020年以来，毛泽东在新时代的价值以及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国外学者关注的理论话题。在两者关系问题上，除了前文提及的一些学者认为习近平国家安全观是对毛泽东国家安全观的继承发展、“自我革命论”是对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的丰富和发展外，福特汉姆大学的安妮·伊丽莎白·韦斯顿还指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爱国主义主题教育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等在习近平的执政中得到了延续。即使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也脱胎于毛泽东时代的理论遗产。有学者讨论了毛泽东与习近平的情感治理模式之异同，毛泽东文化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并指出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自信理论，强调文化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性，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创造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优秀作品。还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治理方面政策和实践的演变，分析了毛泽东与习近平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差异性。

 

关于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的价值问题，捷克共和国国际事务协会观察员菲利普·塞博克在《为什么革命领袖“永远活着”？》中指出：“毛泽东思想被视为中共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正确的，毛泽东确实永垂不朽。”还有学者强调，“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其遗产在当代仍可感受到”。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影响：其一，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其二，毛泽东现代化思想为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这些研究成果较好地彰显了毛泽东思想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对于驳斥国外存在的毛泽东思想“过时论”有着重要导向作用。

 

（四）存在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现象

 

虽然国外多数学者能秉持比较理性的学术立场和原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交织影响，研究成果在整体上呈现出泥沙俱下的状况。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偏见或者迎合政治需要，打着“再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幌子故意抹黑、污蔑毛泽东形象，贬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虚无主义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特别是以往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依然未得到彻底清算，导致研究结论片面和失真的情况时有发生。更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整体上立足于勾画毛泽东正面肖像的成果中，也掺杂着一些错误的认识或观点。当然，也有一些成果虽然结论有误，但研究视角和方法值得学习。这就需要对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仔细甄别，既不能因为其中的糟粕而因噎废食，也不能囫囵吞枣不加取舍地全盘照收，只能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加以批判性借鉴和吸收。

 

四、结语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使得他成为一定条件下判断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走向的“晴雨表”和“参照系”，毛泽东研究在当代中国甚至构成了政治权力话语建构与反建构争夺的核心场域，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也关乎如何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其未来。在此意义上，国外学者眼中的毛泽东肖像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传播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形象，帮助更多国外民众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大问题。因而，一方面，要自觉借鉴国外学者的优秀研究成果，不断拓展和深化毛泽东研究，“科学建构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具体成绩以及深远意义”，不断挖掘毛泽东及其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价值，在国内讲好毛泽东的故事。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与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学术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打造学术研究共同体。如国外学者埃文斯主张应当建立一个毛泽东研究的跨国互动的动态网络，揭示毛泽东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多样化应用和本土化实践。我们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研究力量，针对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存在的错误言论，及时发声，勇于发声，敢于发声，共同维护毛泽东的国际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