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木才：论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中）

三、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复杂性

关于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端，国际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如果从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历经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运动和17—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而进行的思想观念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算起，至今已有700多年；如果从政治现代化——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建立首个现代国家算起，至今则有300多年；如果从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工业社会算起，至今也有200多年。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科学革命、思想启蒙运动，还是英国的光荣革命、18—19世纪的法国政治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与南北战争，再到18世纪60年代—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化、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20世纪后半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都说明世界现代化运动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发展进程。

历史上，在经济学领域，曾出现过多种经济周期理论，试图从不同角度尤其是经济发展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波动和循环，也就是经济现代化发展的复杂性。这从现代化的一个最重要侧面——经济现代化——经济活动的周期性波动，说明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复杂性。这些经济周期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库兹涅茨周期理论、朱格拉周期理论、基钦周期理论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

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为例。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曾提出一种“长波”理论，亦称“大经济循环理论”和“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直线式发展的过程，而是一个波浪式乃至跳跃式推进的过程，每一次大循环都有上升(繁荣)和下降(衰退)两个阶段。在一定意义上说，“长波”理论是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具体论证和说明了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复杂性。通过研究，康德拉季耶夫发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外向“扩张”与内向“调整”的周期性运动的发展现象，这种周期性交替的一个长周期时间平均大约在50—60年之间。“长波”理论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而非外来偶发因素来说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矛盾，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和说服力。“长波”理论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长周期波动，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所固有的内在因素及其矛盾运动，特别是与资本积累有密切关系的内在因素及其矛盾运动，而不是人们认为的生产技术变革、新市场开发、战争的发生和革命的爆发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每次“长波”即一个长周期，又可分为上升阶段与下降阶段，上升阶段表现为利润率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而下降阶段表现为利润衰退、积累减速、发展减速。

康德拉季耶夫通过对英、法、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以及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100多年世界经济的大量统计数据包括批发价格水平、利率、工资、对外贸易等36个系列统计项目的加工分析，认为从18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大致包含三个长波周期：第一个长波周期的时间是从1789年的长波谷底至1849年的长波谷底，上升时间为25年，下降时间为35年，共约60年；第二个长波周期是自1849年的长波谷底至1896年的长波谷底，上升时间为24年，下降时间为23年，共约47年；第三个长波周期是自1896年的长波谷底至1945年的长波谷底，上升时间为24年，下降时间为25年，共约49年。三个长波周期全过程共约150年左右，平均约50—60年为一个长波周期。

“长波”理论指出，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长波周期相对应，世界现代化发展先后出现了三次浪潮，世界上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先后被卷入世界现代化的这三次浪潮：第一批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是自发进入现代化，在19世纪前半叶赶上世界现代化的头班车；第二批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在19世纪后半叶赶上世界现代化的第二趟班车；第三批卷入世界现代化的国家或地区，在20世纪后半叶才奋起直追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开始搭上世界现代化的快车。同时，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还形成了工业化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现象。伴随着现代化向世界各国或地区快速扩展，尤其是科技革命和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原来相对孤立、封闭的国家和地区，都从地区性、区域性的发展被纳入全球性、世界性的经济发展体系和国际分工当中来，由此引起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中心-边缘”性结构：中心主要为一些生产制造工业品的工业国或地区，边缘主要是一些生产初级工业产品的农业国或地区，没有进入世界经济发展体系和国际分工的国家或地区则游离于世界经济体之外。

由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最初是以工业化为经济支柱的，因此，工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经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是工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农业生产在国民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下降，工业生产成为国民生产的重要支柱，工业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二是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口从乡村地区向城市地区流动和聚集，城市化也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评价指标。这样，根据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程度和评价标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也不相同。在一定意义上说，所谓现代化，也就是农业化生产力形态向工业化生产力形态发展，以农村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态向以城市为主要特征的经济社会结构形态发展。

以工业化标准为例，康德拉季耶夫认为，现代国家或地区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以工业化占优势，工业品生产总值占商品生产总值的60%以上，人均工业品产值在1500美元以上，这类国家或地区一般具有成熟的工业结构体系，在高科技领域具有优势地位；第二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实现了半工业化，工业品生产总值占商品生产总值的40%—50%，这类国家或地区的工业结构体系还不够完全成熟，技术水平处于中等状态，工业区也集中在局部地区，但试图进入成熟的工业结构和高科技领域；第三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刚刚步入工业化，工业化比例还很低，工业品生产总值占商品生产总值的20%—40%，这类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薄弱，主要是一些低端工业和劳动密集型工业，农业生产是国民生产的重要支柱；第四种类型的国家或地区仍然以农业化为主体，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工业品生产总值占商品生产总值在20%以下，这类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说，仍然是农业化国家或地区而非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四、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

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发展进程表明，受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经济、政治、技术等各方面条件和因素影响，无论是先发型的“西方式现代化”还是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即使社会制度相同的每个国家或地区，其现代化的具体表现形态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1.西方式现代化具有多样性

从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运动，不仅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和发达，形成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且影响和推动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跟着走上世界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开创的现代性文明使整个世界都形成普遍的交往关系，“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自世界进入近现代以来，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一种持续性、动态性的运动，世界现代化运动发展至今，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性质两种制度根本不同的、具有本质区别的现代化类型。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都发现，作为一种动态性运动，即使先发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同样都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其发展模式也并不是普遍一律的，而是不尽相同、各具特色的，同样具有多样化特征。

首先，西方式现代化既有共同性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所谓“西方式现代化”，是指那些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它们普遍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然而，其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同性、普遍性和一般性，并不是否定其现代化模式存在的差异性、特殊性和个别性。比如，西方式现代化一般都经历过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经历过观念革命和科学革命、经历过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都实行了资本主义民主化、法治化，都建立了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模式，资本原始积累都采取了血腥榨取、殖民扩张的血腥手段，一般都信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价值观，都信奉丛林法则和国强必霸的逻辑等。但是，西方式现代化的这些共同性、普遍性和一般性，也是从差异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中抽象出来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形态更是千差万别。比如从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先后顺序看，即使像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的早发型现代化，虽然都是由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化推动的，但是发展进程是不同的、是有差别的。比如英国和美国，虽然都是沿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民主化的顺序同时展开的，但具体表现却很不相同；再如法国和德国，法国是先有资本主义民主化后有工业化，而德国则是先有工业化后有资本主义民主化等。

其次，西方式现代化模式具有多样性。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文明传统、文化习俗、经济条件、政治制度乃至民族性格等的不同，其现代化模式也呈现出多样性特征，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模式，而是出现了不同模式。可以看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同样存在着差异性和多样性。主客观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西欧、北欧、北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各有差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等的现代化模式也各有特点，其模式多种多样，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资本主义现代化存在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等多种模式。此外，还有南欧模式（或称地中海模式，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印度模式和拉美模式等，都是在学习以上模式的基础上，具有某些自我探索的性质和不同特点，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

2.世界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同样发现，不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追赶世界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更不是普遍一律的，而是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世界各大洲不同地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表现出巨大差异性。美国历史学家西里尔·E.布莱克曾把民族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作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单元，通过深入剖析不同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起始条件、过程因素及其比较研究,形成了关于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种整体性认识和一般性看法。布莱克的研究证明，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世界现代化发展表现为不同的多样化形态。

布莱克在1966年出版的《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把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分为现代性的挑战、现代化领导的稳固、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社会整合等四个阶段：“（1）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了最初的对抗；（2）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3）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工业和城市为主的生活方式；（4）社会整合——指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在1979年出版的《比较现代化》一书中，布莱克对这一关于现代化发展阶段的看法又作了修改：“本书对现代化的进程作了最为简单的分期，即：准备时期、转变时期、高级现代化时期与国际一体化时期。”

在进行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时，布莱克对现代化社会作了具体区分，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内部转变过程，另一种类型的现代化是看先进社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中所占的地位。第一种类型表现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应被视为传统社会结构逐渐适应现代社会功能的独立体；第二种类型表现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受到许多外力的影响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其传统结构逐渐适应现代社会的功能特征也应被看作一个社会体。从这两个方面看，每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不可能有哪两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现代化条件、传统制度、人力结构、文化习俗是相同的，也不可能同时发展到相同阶段，形成相同的领导集团、发展政策和发展路径。

通过比较研究，布莱克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既具有共同性又具有特殊性。他列举了比较现代化研究的5个基本依据：一是时间依据，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新旧政权转移，其时间是早于还是晚于其他国家或地区；二是挑战来源，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挑战，主要是来自国家内部还是来自国家外部；三是国土和人口变化，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仍然保持原有国土面积与原住人口，还是彻底改变了原有版图与有大量移民人口；四是国家主权，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是建立在一个独立国家基础上还是在一个殖民地国家基础上；五是制度特征，也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踏入现代化发展时，是否具有可适应现代社会功能特征的进步制度，还是具有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功能特征的落后制度，是否必须输入外国制度来替代。

根据现代化比较研究的五个基本依据，布莱克对世界17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现代化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依据现代化发展程度与方式的不同，将这些国家或地区划分为七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英法模式，以英国与法国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挑战主要来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经历了较长时期。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先是进行政治革命，然后进行工业革命和社会结构变革，传统制度和社会结构逐渐适应并具有现代社会结构的功能。第二种类型是衍生国模式，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代表，是英法模式的衍生物。这种类型的现代化，以一种非固定形态的社会姿态面对现代化，摒弃母国传统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没有凝固和较易改变。第三种类型是欧洲模式，以除英法以外的欧洲其他国家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在政治上，现代政治领导权的巩固深受他国范例的影响，领土变动也较大。第四种类型是拉美国家模式，以拉美22个独立国家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表现为受欧洲母国的传统政治制度与殖民影响较深，因此，又被称为其他欧洲国家在新世界的支系模式，现代化的领导集团形成较晚，人口主要为外来人口。第五种类型是自主模式，以俄国、日本、中国、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泰国等为代表。这种类型的现代化，表现为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中央政府，都能抵抗外来的政治压迫和直接统治，虽然受到先进国家的影响，但基本上是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受到外力直接干涉。现代化的挑战，虽然基本上是来自外部的，但不存在外来统治和创立新国家的问题。外因形成对社会内部的挑战，主动从外部获得有关现代化的知识，如俄国彼得大帝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晚清戊戌变法、土耳其穆罕默德二世改革等。这些政治改革主要是加强传统政府的统治力量，以抵御外来压迫与压力，而不是主要改革传统制度。同时，这些国家具有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向心力、凝聚力，从而在外来压力面前保持团结，但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是缓慢的、曲折的。第六种和第七种类型是附属地模式，前者是以亚洲和北非等34个独立国家和29个附属地为代表的亚洲和北非附属地模式，后者是以南部非洲和大洋洲的31个独立地区和20个附属地为代表的南部非洲和大洋洲附属地模式。布莱克的这一比较研究，深入具体地说明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充分体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的现代化虽然始发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后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长期过程，但既不是西方化、欧洲化、美国化现代化模式的照搬照抄，也不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或其他哪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模式的模仿移植，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开创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把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与社会主义本质相统一，把学习借鉴现代化的一般理论与探索创新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相统一，从而实现对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超越。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开创再次说明，西方式现代化并不是世界现代化的唯一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