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为大：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与儒学现象学（下）
                         作者：朱刚

2.作为相依共在的亲亲时间

孝是人类独有的一种现象。人类学家的研究已经表明：“在所有非人的动物中，孝是缺失的。”（同上，第13页）于是就有这样的问题：人类何以会有孝？其本质何在？用张祥龙的话说就是：“孝亲意识是自然本能的，还是人为的，即文化风俗或教育规范培养出来的？或者它根本不能归为这两者中任何一个，而是要到更原本的人类生存方式中寻找其根源？”（同上，第12页）这些问题，是我们今天无论要回到儒家对孝的推崇，还是继承新文化运动对孝的批判，都首先要从哲理上澄清的，否则无论是推崇还是批判，都只是意识形态的操作，而缺乏哲理的根据。张祥龙的工作正是试图从哲理上对孝进行正本清源。在他看来，孝既不是自然本能，也不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它在“更原本的人类生存方式中”有其根源。这构成孝之根源的“更原本的人类生存方式”，就是“人的生存时间样式”。

然而，这是怎样的“生存时间样式”，以至于可以构成孝的根源？是海德格尔所揭示出来的那种作为此在之“操心”的“存在论意义”的时间性吗？不，海德格尔的“生存时间”没有给孝留下任何可能的空间。在张祥龙看来，构成孝之根源的生存时间，并不是个体此在之绽出式的存在时间，而是“父母与子女的相依共在”这一更“原本的时间单位载体”。（参见张祥龙，2022年b，第290页）但人类的“父母与子女的相依共在”这一“生存时间样式”又具有何种独特性，以至于从它之中可以生发出孝的意识？这就涉及张祥龙所特别重视的这样一种人类学事实：人类婴儿是在极其不成熟的状态下产下的。这一事实的结果“就是人类抚育子女的漫长和艰难”（张祥龙，2022年c，第129—130页），进而“亲代与子代的密切接触被拉长和加深”（同上，第13页）。这不仅是一个人类学事实，更是一种哲学事实，因为“它深刻影响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样式”，使得“亲子关系”成为人类的根本性关系：它“在所有家庭关系——比如还有夫妇、兄弟……等关系——中享有一个特殊地位，即由自然意义上的直接生成与被生成所造成的那种原发地位”，这导致它“在所有的家庭关系乃至人类关系中，是最亲密、最自发、最纯粹的”。（参见同上，第15页）

这样一种亲子关系，或更严格地说，这样一种“亲子相依共在”，本身正是一种时间性，一种亲亲时间。张祥龙认为，这个意义上的亲亲时间是一种“更真实的、原本的时间单位载体”（张祥龙，2022年b，第290页）。当然这种“亲亲时间”并不限于“父母与子女”这两辈：父母本身也是子，也有其父母，所以这“原本的时间单位载体”实际上是由以“我辈”为当前、以我之“亲辈”为曾在着的过去、我之“子辈”为到来着的将来这样三代时间相位构成的一个时间晕圈：“家庭三辈还处于原本发生着的时间晕圈（Hof）之中：前辈还没有在生存时间的意义上‘过去’……幼辈也不是一个等待实现的‘未来’，它们都正在共同构成着我辈的当前。……它们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成就……构造出……一个‘统一的［世代时间］现象’。”（张祥龙，2022年c，第34页）这样一种同时包含三个时间相位或环节的亲亲时间晕圈，因其三个时间相位“终极地相互需要、相互成就，无私可言，因而是诚的源头，也是还不分‘我与你’‘我与他’的纯爱源头”（同上，第34—35页）。

也因此，这一亲亲的生存方式才是真正源初的生存方式，无论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生存方式，还是他说的“非本真的”生存方式，都要回溯到这种源初的亲亲时间[6]，因为它构成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原发的时间境域：人一开始——作为胎儿——就是在这一亲亲时间境域中构成。在这一原初的亲亲时间境域中，一开始并没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亲与子，而只有作为统一的“亲子体”，如受孕的母亲。即使在孩子分娩之后，母与子虽然在实在的层次上分开，但从现象学—生存论的层次上看仍是以哺育、牵挂等生存的意向的方式相互构成，彼此渗透，因而仍为“一体”。而且这个“一体”绝不限于母与子之间，而是包含两代、三代乃至多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祥龙说：“人类的原本身体只能是亲子家庭，可以称作‘亲子体’或‘亲体’，它……‘造端乎夫妇’……而成就于亲子两代、三代甚至多代之间。”（张祥龙，2022年b，第292页）人原本就是作为这样的亲子体或其环节而存在。就此而言，人原本并不是存在于世界之中，而是存在于亲亲之中。（参见孙向晨，第235—237页）或者，是以亲亲这一原初生存样式存在于世界之中，而绝非直接存在于世界之中。亲亲是人生的第一经验。作为亲亲的时间，才是人的原初生存时间。张祥龙说：“双亲的结合、受孕、怀胎和分娩，乃至养育与栽培后代，是最寻常又最不寻常的人生体验，其中总有深切的希望、恐惧、牵挂（Sorge）与负债（schuldig，责任、负罪）感，由生成着的可能性而非现成性导引着，因而父母亲与子女之间一定会出现原发的时间之流。”（张祥龙，2022年c，第25页）

人首先就是在这样的亲亲时间中长大或被构成——在现象学—生存论的意义上。这种作为“亲子相依共在”的亲亲时间不仅包含了天然的慈爱，而且也包含了天然的孝爱——作为一阶的、前对象化、前反思的天然孺慕之情的孝爱。而正是这样一种既包含了天然慈爱也包含了天然孝爱的原初的“亲亲时间”，构成了那种二阶的、自觉的孝爱的现象学根据：一旦子辈在其成长过程中遇到其相应的“时机”（如“挫折与养儿”），他就会回忆起或重新进入那一阶的亲亲时间，从而激发起自觉的孝爱意识。（参见同上，第39—42页）

3.亲亲时间的原初性

在张祥龙看来，作为“亲子相依共在”的亲亲时间不仅是人的原初生存方式，也是原初的时间形态。他说，“在所有的时间形态中，正是亲亲关系构成的代际时间是最源初的”（同上，第58页）；又说，“亲子关系就是原时间”（同上，第278页）。所以时间的亲亲转向要到作为原初生存时间的亲亲时间这里才最终完成。然而，亲亲时间何以就是原初的时间形态？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张祥龙认为，就时间之为“对反互补差异结构”而言，那由人类新生婴儿的极度不成熟所导致的“新型亲子关系”，才是“那产生一切新形态的阴阳发生的源结构”。（参见同上，第138页）换言之，在张祥龙看来，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对反互补差异结构要比意识时间和存在时间中的对反互补差异结构更原初，它是“源结构”。何以如此？因为亲与子首先“不是两个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而是一种——用人类学家的话说——“互绕联体”。（参见同上，第139页）即使随着胎儿分娩导致婴儿与母亲之间的脐带断了，但“身体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脐带还活生生地联系着母子乃至父子。所以亲子关系更可以被称为阴阳关系”（同上，第139页）。每一个人首先都是活在这原初的亲子联体中，都是在这亲子关系的时晕中被构成，所以从现象学上看，此亲亲时间才是对人而言的原初时间。亲亲时间是人之为人的诞生地，是人性的子宫。张祥龙说：“人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存在者，它的全部生存是被它的‘出生’（生育）所生成的……这一点与动植物和神都不同。”（张祥龙，2022年b，第293页）出生造成的亲子形态或亲亲时间，会维系终生，隐秘地塑造着人的全部生活，既在积极的意义上，也在消极的意义上。

其次，就亲亲时间与意识时间、生存时间甚至孝慈意义上的伦理时间的关系来看，它也是那原初时间形态。在现象学——生存论的意义上，父母——子女原本就相与共在、一体共生。我们现存人类的每一个缘在或此在都是由这样一种原初时间构成，并生存在这样一个时间母体之中。我们只有在被这样一个亲亲时间构成之后，我们的时间意识或作为意识的时间以及个体缘在之生存时间才得以可能。张祥龙对此也有明确阐述。他说，人类的那种“能对不在场、不在眼前的东西给予保持和预持……把已过去的和还没来的都以某种方式呈现于现在”的意识能力，那种“表现为‘记忆’和‘期待’以及回旋其中的思想、思考”，正是“跟人类亲子扶养的特点相关”。（参见同上，第267页）如何相关？张祥龙认为，由于婴儿出生的极度不成熟，亲代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就被要求“失去‘自己的’生活”而活入孩子的生活，“进到一个互绕联体的生活之中”，从而“深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参见张祥龙，2022年c，第139页）这种生活方式使亲代尽可能地朝向作为将来的孩子而活，从而逼得其时间意识越来越深长化。所以，“养孩子越是艰难、越是时间长久的，就越是被这种‘长期投资’逼得要发展出内时间意识”（同上，第141页）。亲亲时间不仅促进了亲代的内时间意识在朝向将来的维度上深长化，而且由于亲代与子代之间具有一种“后天的先天关联”[7]，这一关联又长进了孩子的生命之中，“具有深层构造的、终身的后果”，成为子代的“一种不会被遗忘的本能记忆或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记忆”。（参见同上，第140页）这种“本能记忆”或“身体记忆”必然使孩子的内时间意识在朝向过去的维度上深长化。所以根据张祥龙的分析，正是这种作为亲亲的原初时间，使得人的那种深长的意识时间得以可能。也是因为有了这种深长的内时间意识，再在某种契机的作用下，作为一种时间样式的孝也才得以可能。（参见同上，第146页）

这种亲亲时间同样要比个体缘在的生存时间原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首先，如前所论，个体缘在本身就是在亲亲时间中构成、生成的，所以个体缘在的生存时间必然以亲亲时间为前提。其次，亲亲本身就是个体缘在的原初生存样式，所以作为亲亲的生存时间才是那原初的生存时间。

由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都跳过了亲亲时间这一原初时间形态，所以张祥龙认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这种理解“虽是很重要的推进，但他们都没有找到这基底时间在实际生活中的处身结构……也就是它的原结构”（同上，第57页）。这种“原结构”在张祥龙的儒学现象学中就是“家结构”，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亲亲时间”。相比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列维纳斯看到了时间的原初形态是父子关系。但是由于列维纳斯一方面认为父子关系可以超出生育所造成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亲子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承认子亲关系同样参与了原初时间的构成，因此他的伦理时间观也没有达到真正原初的亲亲时间。

就此而言，在现象学运动中，正是张祥龙借助儒家的亲亲思想才使得现象学的时间观实现了亲亲转向，达到了原初时间。而这作为原初时间的亲亲时间，也被张祥龙视为一切意义的发生性源头，因而构成了最终的实事本身。

 

四、回到实事本身：作为意义源头的亲亲时间

 

然而，亲亲何以就成为一切意义的发生性源头或意义的原初生成机制？欲回答这个问题，要先澄清何为意义，就本文而言，即澄清张祥龙如何理解意义。张祥龙曾把意义区分为“下游意义”和“上游意义”：所谓“下游意义”是指那些可被语言符号传达，甚至可被指称的意义，即“进入对象化、体制化状态”的意义，如“目的”“信息”“生物本能”“自由度”等。而“上游意义”则指“被人原初经历的意义”，它不可以对象化的方式表达，而只能就其自身予以显示。（参见张祥龙，2022年b，第271—275页）在他的一篇访谈中，张祥龙又将意义区分为三个层次。（1）原意义，比如结构主义讲的区别、《周易》讲的阴阳等，它是完全不可对象化的境域构成本身。（2）无法以对象化的方式指称出来、但能以境域化的方式展现出来、表达出来的意义，如诗的意义、音乐的意义等。（3）落实到对象本身的意义，“它是观念、概念或对外在对象的指称”（张祥龙，2022年a，第153页），甚至就是被指称的外在对象。张祥龙认为，胡塞尔对发生综合的区分、海德格尔对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都是在“揭示有这样一个从源到流的意义层次、存在层次或意识层次的区分”（同上，第153页）。

如果把张祥龙对意义的“上游”“下游”区分与其意义三层说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可以在上游、下游之间再增添一个中游，这样，意义三层说中的第一层就属于上游意义，第二层属于中游意义，第三层则属于下游意义。显然，张祥龙所要寻找的就是那作为意义源头的上游意义或原意义。然而这上游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但这么问就是错的，因为根据张祥龙的观点，上游意义作为原意义是不能以对象化的方式进行指称的，如果非要给它一个肯定的描述，那么可以说它就是产生中游或下游意义的境域构成本身。所以能进一步追问的就是：这作为原意义的境域构成本身究竟是怎样一种境域构成？

张祥龙认为，它就是时间。他说：“对于我们现存人类，原本的意义首先是原本的时间。”（张祥龙，2022年b，第271页）或者说，原本的或原初的时间是原初意义的源泉：“原意义只来自对反差异的结构。”（同上，第276页）而上文又已表明，在张祥龙看来，作为对反差异结构的时间，其最原初形态又是亲亲时间。所以，原初意义就来自于“亲亲”这种原初时间。正是这种原初时间境域在根底处托负着人，给人以意义。张祥龙对此有非常多具体而微、深刻动人的描述。比如：“亲子关系的时间性……是由最亲近的体验构成，处于一切主客、彼此的分离之前，含漱着人生最切身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通过世代的交替与延续而回荡盘旋，是缘在在世的或显或隐的意义发生与维持的境域，所以这样的时间流就是人生的意义流。”（张祥龙，2022年c，第25页）这种意义流贯穿于“双亲的结合、受孕、怀胎和分娩，乃至养育与栽培后代”的整个人生过程，它是“最寻常又最不寻常的人生体验”，它既可以表现为深切的希望与由衷的欢欣，但也可以表现为不由自主的“牵挂”“恐惧”乃至“负债感”。如此这般湍流激荡的意义就这样在亲亲的时间境域中源源不断地构造着、生成着。（参见同上，第25页）所以亲亲时间作为时间境域并非中性的、漠然的、纯形式的时间，而是自身带有亲亲孝慈、喜乐忧恐等伦理质料的时间，是自身即为意义源泉的时间。

由此，张祥龙认为，当儒家以家尤其是构成家之核心的亲亲孝慈这样一种时间性为意义之本源时，恰恰是回到了真正的实事本身：“因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现象，人生无常、生老病死等，里面有一个天然的几微结构，那就是家庭或广义的家族。”（张祥龙，2022年a，第150页）所以对于“家”这样一种以亲亲时间境域为核心的几微结构，我们就不能仅仅将之理解为一个事实性存在，而更应理解为一个意义发生机制：一切的意义、语言最初都是由这一几微结构、这一时间性境域产生并给予我。我终吾一生对意义的体验与生成方式也都是在这一几微结构中习得并受其影响。由此，这一几微结构，这一亲亲时间境域，就不仅是人类学的、社会学上的经验事实，更是存在论暨现象学上的实事本身：它是人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终于斯的最底层的意义发生境域，是人作为缘在的最原初的“缘”。而儒家之于人类文明的最重要、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它发现了“家”这一人生最原初的意义发生境域，并通过“亲亲为大”的宣示确立了这一原初意义发生境域的根本地位。或许正因为儒家发现了“家”作为意义发生境域的这一根本作用，所以中国人也以“家”为原型来理解、命名那些能生发意义并让我们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几微结构：如天地、乾坤，如由具有共同信念、思想甚至师徒关系的人组成的思想——学术——生活共同体：儒“家”、道“家”、墨“家”等。

在这个意义上，当胡塞尔想克服由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所造成的科学危机、生活危机与人性危机时，就不仅需要对世界以及人自身实行现象学还原，回溯至构造世界的超越论生活，而且还要进一步回溯到这作为意义源头、作为我们原初生存方式的亲亲时间本身。现象学让我们回到实事本身，这亲亲时间就是那最终的实事本身。所以必须要对它进行现象学还原，让它从对象化、实证化、可计算的贫乏形态中解放出来，还它以不可对象化、不可实证化、不可计算化而兴发不已的本来面目。如此，人作为亲亲之在就可以始终生活在意义的源头处。

 

结语：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与儒学现象学的意义

 

现象学的儒学转向标志着现象学运动进入中国时刻。但现象学的儒学转向其实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刻画，如果就转向所具体体现的实事或问题而言，它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进路，如亲亲的进路、道学的进路（参见丁耘，2021年）、心性的进路等。由此又可以产生儒学现象学的不同形态，如亲亲现象学、天道现象学、心性现象学等。当然，在上述不同进路以及相应的不同现象学形态中，严格地说唯有亲亲的进路和亲亲现象学是专属儒家的，道学进路和天道现象学、心性进路和心性现象学等并不限于儒家，也与道家、佛学等其他思想形态交织在一起。本文聚焦的是现象学儒学转向中的亲亲进路，以及作为亲亲现象学的儒学现象学。

这一亲亲进路的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以及作为其思想效应的儒学现象学之意义究竟何在？从现象学运动这一视野来看，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将现象学所一直追寻的原初时间，从意识时间、存在时间、伦理时间，最终落实到或还原为亲亲时间，并以亲亲时间为一切时间形态中最原初的形态。

其次，它更为明确地、毫不含糊地以亲亲时间为意义的源头，为现象学所要回到的“实事本身”。这是张祥龙的儒学现象学对作为意义源头的实事本身的重新发现：作为亲亲的时间，既不同于胡塞尔的作为意识的时间，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作为存在之意义的时间，甚至也有别于列维纳斯的作为自我与他人之伦理关系的时间。亲亲作为终极，作为意义源头，至少有这样一些独特性：其一，亲亲作为亲亲，意味着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情有义、带有伦理质料的终极，而非漠然无别、伦理中性的终极；其二，由于亲亲乃仁体与天道之直接在此，即仁体与天道之直接给予我者，所以亲亲之为终极、之为实事本身，也同时意味着它是仁体与天道的源头和实事本身，而非仅仅是对天道或仁体之察识；其三，由于任何独立个体首先都是在亲亲的时间境域中发生或构成，所以亲亲之为终极，乃亲与子于其中相互构成的境域发生式的终极，因而也是自我与他人于其中相互构成的境域式的终极。

所有这些都是现象学的儒学转向给现象学带来的可能赠予，就此而言，儒家必然给现象学带来根本的且意义深远的转化。一如张祥龙本人所意识到的：“对我个人而言，既要通过对现象学的深入开发来走进去，打开这扇进入［儒家］思想新境界的大门，但同时，从我已有的这些体验，我也相信，儒家/儒学对现象学的转化不仅可能是巨大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张祥龙，2022年a，第157页）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象学的儒学转向与儒学的现象学转向研究”（编号23VRC030）的阶段性成果。

[1]除此之外，现象学与英美分析哲学的结合也造成了现象学的某种转向，有学者将其称为现象学的“科学转向”。(参见丁耘，2019年)

[2]原文：Zu den Sachen selbst！这一口号中文有不同的翻译，如“面对实事本身”“回到事情本身”等。这里采用“回到实事本身”这一译法。

[3]先刚把“Sache überhaupt”译为“一般意义上的事情”，这里译为“实事一般”。

[4]所谓“时间性”可以理解为那使时间成为时间者，我们将之视为“原初时间”。

[5]在《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中，列维纳斯一方面认为时间的“关键在于父子关系”，但同时又认为“生物学的生育只是它的诸种形式之一，它作为时间的原初实现在人类那里可以依赖于生物学的生命，但也可以在超逾这种生命处被体验到”。（参见列维纳斯，2016年，第237页）这就意味着，通过生物学生育所建立的父子关系只是本真的父子关系（我们姑且用“本真的父子关系”这一说法）的一种形式，或者说，本真的父子关系并不必然依赖于生育建立起来的亲子关系。这样，儒家所强调的“亲亲为大”的原则就可能受到威胁。另一现象也能证明列维纳斯没有把亲亲时间的原则贯彻到底：在他后期哲学中，对生育与亲子关系的讨论几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圣爱的关注与重视。

[6]张祥龙认为这种亲亲共在是在“海德格尔认为‘非真态’与‘真态’都是‘同等源初的’（gleichursprünglich）那个意义上的‘源初的’生存方式”（张祥龙，2022年c，第35页）。我认为它甚至要比“非真态”与“真态”都更源初，它是“非真态的”与“真态的”生存方式得以可能的前提。

[7]这种“深度关联”或“后天的先天关联”是指在婴儿的脑部（意识身体）于出生后的塑成期那段时间内亲代与孩子的互动关联。张祥龙之所以将这一深层的内在关联称为“后天的先天关联”，是因为“婴儿出生后的‘后天’，在其他灵长类那里还是在母腹中的‘先天’。”由于这样一种“后天的先天关联”不只是婴儿的一般的记忆关联，而是“长进了它的生命”，所以这种关联的“核心肯定属于［心理学家们所说的］长期记忆，而且应该是一种不会被遗忘的本能记忆或现象学意义上的身体记忆”。（参见张祥龙，2022年c，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