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欧洲研究（上）

 

摘要：欧洲研究的学科定位涉及到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围、主题和方法等关键性问题，历来受到欧洲研究界的关注。针对欧洲研究既不隶属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欧洲历史等学科，但又囊括上述学科的方法的特性，我国的欧洲学界自本世纪初以来即尝试从欧洲研究本位出发，进行学科定位和整合，确立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发展方向。本文从欧洲概念的由来、民族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形成，以及运行方式等角度，讨论作为区域国别学典型案例的欧洲研究所要涉猎的重要领域、议题和方法，揭示区域与国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尝试定位各社会科学在欧洲研究中的作用。

引言：为什么是欧洲？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界热议“区域国别学”。人们广泛地探讨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和理论范式，区分了人文科学取向和社会科学取向以及各自的方法[1]，梳理了学科起源、学科定位、理论建构，以及时间、空间，特别是地理维度等问题[2]，就区域国别学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特性达成了共识，甚至还讨论了研究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3]。伴随着这些讨论，区域国别学不同于一般社会科学的属性已经显现。学者们比较普遍地认为，单一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甚至多种社会科学的学科方法，都不足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在不同的区域和国别中出现的情况和发生的变化。因此，无法将对区域国别的认识强行纳入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麾下。相反，从区域国别的视角去观察和分析，却可以检验或丰富社会科学的既有理论，避免落入狭隘和偏颇，从而获得新知[4]。

这篇文章将尝试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通过区域国别的视角，审视欧洲研究的主题和方法。之所以选择欧洲进行剖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区域国别研究对象。欧洲既是民族国家的发祥地，也孕育了最为典型的区域组织——欧洲联盟。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经历了复杂的国别和区域的发展历程，也催生了各种学科理论和研究视角，更有深厚的历史和人文积淀加持，可以称为区域国别研究的典型案例。

研究区域国别学首先需要进行地理上的定义，需要区分研究对象的特性，是欧洲？还是美洲或非洲？如果是欧洲，那么为什么是欧洲？什么是欧洲？欧洲的特性是什么？都有哪些？

关于何为欧洲？欧洲为什么是欧洲？欧洲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欧洲人及关注欧洲的人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欧洲不像美洲、澳洲、非洲那样，在地理上跨海与其他大洲相隔。欧洲和亚洲同处欧亚大陆，人为地用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等并不十分明显的地理特征，加上黑海、里海、土耳其海峡等水道与亚洲分割。欧洲仅占到世界陆地面积的6.8%，看上去更像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所以，用地理特征界定欧洲并不具备普遍意义。欧洲雄踞欧亚大陆最为富庶的一隅，坐拥丰饶的世界财富，但我们却不能用富裕程度划分大洲。欧洲还孕育了众多领先世界的科技发明、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在世界各大洲中举足轻重。因此，很多人就用文明程度和治理方式来区分欧洲和其他各洲。[5]

百多年来，中国人研究欧洲者盈千累万，其中多为对欧洲的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时段的研究，亦有对欧洲两千多年文明史进行宏观和整体概括的尝试，但由于所需的方法和视角多元，对于欧洲进行的整体性研究迄今尚缺乏系统的学科定位。陈乐民先生于20世纪末提出过“欧洲学”[6]的概念，经过小范围的讨论之后[7]，中国欧洲学界继续沿用了过去的做法，将对于欧洲的研究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欧洲史研究，属于世界史研究范畴，涵盖1945年前的欧洲；后段为“欧洲研究”，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系列，聚焦1945年后的欧洲，重点对二战后欧洲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外交以及欧洲一体化历史进行分门别类的专业研究。由于欧洲是近现代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重要发祥地，因此很多关于欧洲的专门研究分散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例如哲学领域里的大部分研究聚焦欧洲的哲学家，政治学领域、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乃至文学领域，都有大比重的研究与欧洲相关，甚至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欧洲。尽管如此，迄今为止，将各个领域里的欧洲相关研究综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尝试和理论尚显不足。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不能像一些社会科学学科那样，可以提供快速、简单且合乎逻辑的答案，另一方面，国别区域研究对于研究者的要求远远高于对单一学科研究者的要求，除了要以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积累作为基础以外，还需要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视角。单靠政治学或经济学或国际关系学等等方法论来解释欧洲，无异于削足适履。总之，就欧洲而论，国别区域研究是将人类的所有经验纳入关注视野的重要努力，需要构建一种“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total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8]。只有包容了各个相关学科并兼有整体观的研究才可能接近现实的欧洲，并对欧洲的未来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判断。

一 研究欧洲的几种视角

如果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离不开“国别”与“区域”这两个概念或视角。欧洲人界定了当代国家的各种特性，从语言文化和产业结构到政治权力和治理方式，都划出了国家边界，并在国家间建立了关系准则。而作为一个区域，欧洲之所以为欧洲，必然存有不同于非欧洲的特性。张蕴岭先生的概括是结构性的：“世界是一个整体，在构成结构上，分为三个层次：国家—区域—世界。”[9]在世界这个整体结构中，欧洲既含有区域结构，又由众多国家构成。陈乐民先生是强调欧洲特性的，他习惯于用统一或与欧洲整体相互关联的概念来贯通对于欧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晚年撰修《欧洲文明的进程》，其实就是想要用“文明”的尺度，衡量整个欧洲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功能性文明”（或简言之，体制机制的文明）方面的生发、演化、乃至传播与扩张[10]。陈乐民先生虽然没有系统地规范“欧洲学”，但已经开始在“欧洲文明”的概念下勾勒研究整体欧洲的框架，即体现为“欧洲主义”的整体（或认同）的欧洲与体现为“民族主义”的多样性的欧洲之间存在着的矛盾与综合的关系。与张蕴岭的主张相似，陈先生也倡导对于欧洲的多学科研究，他将其界定为：哲学（含伦理学和美学）、社会科学（含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基督教精神和科学实践[11]。这种视角将国际关系学作为研究整体欧洲的工具之一，而王剑锋则把“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基本原理等并列，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认为国别区域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有“纠偏”、“修补”和“建构”的功能[12]。在国际研究学界，这种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孰为主次或两者并列的讨论尚未有定论，因而给界定区域国别的学科范围、主要方法、基本理论和实际内容造成了困惑。 

在欧洲的专题研究方面（如政治制度和治理方式、经济一体化和大市场、多元文化和文化认同、以及法律框架等）近十数年来获得了快速发展，充实了相关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认知，如裘元伦先生等出版的《欧元与欧洲经济丛书》[13]、房乐宪著的《欧洲政治一体化：理论与实践》[14]、邝杨和马胜利主编的《欧洲政治文化研究》[15]等著作，首先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领域的著作，而郭华榕和徐天新主编的《欧洲的分与合》[16]，陈乐民和周弘的《欧洲文明的进程》[17]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出版的《欧洲模式研究丛书》[18]则将重点放在讨论欧洲特性上，是以“欧洲”为主要和特殊对象的研究。

关于欧洲方方面面的研究固然十分繁复深入，但对于一个整体的欧洲，或者用约翰·赫斯特的话来说，对“一个混合体”[19]的欧洲来说，避不开的主题是国家与区域的关系，在欧洲则表现为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关系，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制的关系，这种关系既表现在政治领域，也表现在经济、法律和文化领域。欧洲先后是民族国家和超国家机制的发祥地，两者之间从思想、实践到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存在着难以割裂且对立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或起或浮，或进或退，或生或灭，或深或浅，贯穿在欧洲的思想史、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法制史、外交史和文明史之中，乃是国际关系学尚未解释，而区域国别学需要深耕的课题。

二 “欧洲”作为区域整体概念的由来

如前所述，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界定“欧洲”作为一个区域的概念由来。关于“欧洲之所以为欧洲”，或者欧洲作为区域的概念的主要源头，有很多的说法。多数欧洲人将希腊作为“欧洲”的起源，不仅因为根据神话传说，“欧洲”一词（也就是“欧罗巴”Europa）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是希腊人叫出来的。其实，各种考据证明，希腊地区与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明早有交集并相互影响，甚至关于“欧罗巴”的传说也带有小亚细亚的痕迹，因为根据传说，来自于小亚细亚腓尼基王国的公主“欧罗巴”就是以克里特岛为核心的爱琴文明的祖先[20]。

但是，欧洲后世传承的希腊文明的精粹并不是亚洲的，而是实实在在地产自于希腊的海洋和土壤，来自于那些不仅创造财富，而且分门别类地研究科学，进行严肃的哲学思考和政治实践，认真地撰写历史并进行伦理思辨的人们，来自于摆脱了蛮荒而迈入文明的爱琴海人。希腊留给现代欧洲一个精神家园，给欧洲拓上了最初的文明烙印。希腊在地理上与当今欧洲重合部分极小，它之所以被后世看做是“欧洲”的起源之一，因为它创造的“爱琴海文明”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融入了整个欧洲的文明。时至今日，爱琴海文明的璀璨精华仍然被奉为整个欧洲文明的瑰宝。柏拉图关于“正义”是“智慧”而不是“愚昧”的论断，苏格拉底及同时代希腊人对于“民主”政体的认识、实践和辩证，芝诺对于人的本性的探讨，希罗多德伟大的历史观，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代表的人性与法理之争……，如此等等的文明痕迹深刻地影响了欧洲后世人的思想、行为、观念和制度。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给希腊精神冠以“自由”、“独立”、“民主”等特征，以区别于 “异邦人”（或“蛮族”barbarian）[21]。因此，欧洲之所以为欧洲，首先来自于其独特的文明。

希腊爱琴文明的直接继承者是罗马。罗马是希腊化时代的产物，这不仅体现为古老罗马版图上那些至今保留完好的希腊城邦遗迹，不仅是留给人类历史的生活富足、制造业发达、知识丰富的记忆[22]，也不仅是城市建设和公共设施的完备，军事行政体制以及移民、兵役和行省的管理的别具一格，而且是像恩斯特·巴克所说，更体现于罗马对希腊精神的传承，以及对周边民族的同化。希腊文明的贡献主要在精神领域，而罗马文明的贡献主要在政治和法律领域[23]。恩格斯说，以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治理而著名的罗马产生的强大的同化作用，消除了民族差别，使得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24] 

当然，罗马是地中海国家，它横跨欧亚非，与当今的欧洲地理位置重合部分也不多。罗马之所以被后世欧洲视为源头之一，除了对希腊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外，还因为它贡献了欧洲的法治遗产，算是为欧洲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罗马人认真地传承着希腊的人文精神，并孜孜不倦地根据希腊人文精神编撰着各个领域里的律法，用繁复的法律条文，体现着罗马人对于天赋观念和自然规律的认识，还将这些认识化为管理复杂的社会生活、商品生产和货物交易、财产拥有、分配和继承的规范。所以孟德斯鸠说，罗马人是“世界上最懂得使法律为自己的意图服务的民族。”[25] 罗马帝国衰亡以后，罗马公法的思想在英格兰得以保留，而罗马的习惯法则在大陆欧洲教会的统治下继续流行。当中世纪后期大陆欧洲的经济生活开始活跃的时候，罗马法提供了助力。 

将基督教和欧洲中世纪作为当代欧洲的源头之一，理由是充分的。首先，随着日耳曼各部族对古罗马摧古拉朽的毁灭，那些马背上的蛮族纷纷皈依了从古罗马底层社会生长出来的基督教——基督教完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覆盖的欧洲化。恩格斯说：“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悄悄地产生了。……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形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度的宗教。”[26] 恩格斯的观察是，“从中世纪早期的各族人民混合中，逐渐发展起新的民族，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大家知道，大多数罗马旧行省内的被征服者即农民和市民，把胜利者即日耳曼统治者同化了。”[27]

其次，基督教会建立了跨越当今南北东西欧洲疆域的统一的教会组织，掌握了文化垄断权、社会管理权和独立抽税权。同时，用“他者”和“异教徒”称谓土耳其人、美洲人和其他不信奉基督教的外邦人，将其认定为“不文明的”和“不开化的”，以区别于基督教欧洲。欧洲之不同于非欧洲因此被冠上了新的特征：基督教欧洲。因此，基督教一度在文化上统一了欧洲。[28]

除了基督教和教会为欧洲划出了新的边界以外，在欧洲内部，基督教治下的欧洲采取了一种以自治和责任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这种制度被很多欧洲人看做是当代欧洲制度的雏形。其基本原因在于：

（一）欧洲中世纪实行的“封建制”（feudum）本质上是一种分权和分治的制度。“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主教或住持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里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赋税的制度。”[29]

（二）欧洲封建制的另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社会责任或社会契约关系，是把权利的分配和土地的分配联系起来，一定量的土地附带一定量的军役责任，将享有封地的权力和服从军役的义务连在一起。封建领地上的自治达到很高的程度，从法律的实施，到道路的维修和铸币，封建领主都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并参照罗马习惯法实施[30]。所以，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封建领地已经打破了一统天下的神圣罗马帝国，只保留有统一的罗马教会。

综上，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角度观察欧洲作为一个区域概念的形成，可以确认，欧洲在进入现代以前，希腊的哲学概念和自由精神、罗马的行政和商业法规、基督教的伦理和中世纪的自治责任体系，均具备跨越时空演化为全欧洲遗产的特性，这些特性为更加具有自我意识的欧洲后人所传承，成为有关欧洲作为一个区域的学问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欧洲人也一直热衷于在看似各异的欧洲各国之间寻找上述遗产造成的认同。从制度、风俗、宗教、物质文明、商业文化、理性思维等等诸多方面去认识欧洲的共同性或同一性。

三 民族国家的兴起

民族国家出现于欧洲中世纪。根思·波斯特（Gaines Post）曾经说，“民族国家是主权体，因此是独立的，在法理上不从属于世界上的任何上级权威。”“但什么是国家呢？从根本上说它是从人民、社会组织、宪法秩序或政府以及主权独立等不同程度上推导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民族（natio）一词呢？“肯定是指比国家更本地的区域。”[31] 根据恩格斯的论述，语族是建立国家的一定的基础，“每一个民族，也许意大利除外，在欧洲毕竟都有一个特别大的国家为其代表；所以，日益明显日益自觉地建立民族国家（nationale Staaten）的趋向是中世纪进步的最重要杠杆之一。”[32]

在欧洲，各国的君主也是推动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力量。君主们为了满足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求所发动的王朝战争与宗教战争相交织，战争的结果是王朝领地更加集中，各个领地上的权力也更加集中。1200年左右，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君主脱离神圣罗马帝国的努力得到了教会和教皇的支持，而他们却借助从罗马公法和公共福利及公共安全等原则派生出权力集中的政府观念，在自己的领地上强化国家权力机器，扩充了警务，建立了行政系统，设立了常备军。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助力了宗教和教会的民族化，民族化的宗教反过来强化了民族国家。国家权力和民族意识最终合成为民族国家。

问题的关键是，民族国家时代只是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特定的时代。用政治学家施泰因·罗坎（Stein Rokkan）的理论解释，就是在欧洲中世纪中晚期出现了很多自治的“地理空间”（geographical space）。起初，这些地理空间与自然生长的“会员空间”（membership space），也就是因循社会和文化的规律而存在的空间，这两者并不重合[33]。中世纪后期频仍的王权战争使疆域和边界的概念日臻形成，地理空间中的国家机器日趋完备，王权与市民联手开采矿山、发展工业、富国强兵，贵族被王族战争所消耗，地理空间重新划定。让·布丹的君主“无需向任何人负责”的理论因应了君权与教权的分离。君主们对内君临天下，对外要求独立自主。宗教改革打击了罗马教皇一统欧洲的局面，民族教会形成，民族语言版的《圣经》出现，改变了“会员空间”。语言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是民族国家“成员相互认同的符号。”[34]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加强，文化的会员空间与政治的地理空间逐渐重合。当新的、强大的、以“民族”为标志的领土边界切断了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文化自然延伸的网络，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就崛起了，一个新的，以各大欧洲民族疆界划分的民族国家的时代开始了[35]。

关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概念和内涵，有很多的政治学领域的经典论述。例如马基雅维利最先提出君主作为国家的象征，建立包括强有力的军队在内的各种力量。让·布丹提出主权是国家的永恒属性。此后兴起的民族主义则信奉国家本位思想，主张把国家实力作为取得本国利益的前提，认为政治行为的动机永远是利益和权力，国家之间的竞争推动历史发展，国家是行为者和责任承担者。比之跨民族的，虽然实施分权割据，但有统一的法律规则和统一的基督教会的欧洲中世纪来说，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代表着各大民族的进步，迈入了被冠之以“现代”的新世纪。这种现代性虽然没有统一的概念，构成现代性的也不止一种理论，但是却都或多或少地否定了传统的旧势力和旧秩序，这样或那样地描画了新的国家形态、新的权力格局、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乃至新的以民族为核心的国民概念和以国家为主权体的欧洲秩序，确立了“国家利益至上”、“天然疆界”、“势力均衡”等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概念[36]。这些概念的形成始于欧洲，传播于非欧洲的其他地域，并在欧洲和其他地域文明的互动之下，逐渐成为塑造当代世界政治秩序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伴随着民族国家之间的角力、争夺、博弈和战争，推动了国家间关系的规范和国际关系学说的产生和发展。在十七世纪欧洲各大民族参与了30年战争后，各参与国通过《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确定了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明确了国与国之间的地理边界和权力边界。语言和文化的民族化也更加明显。各国内部的改革各显神通，各国之间的原则突出“独立自主”和“排他性”，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观察到的，自由资产阶级到19世纪中叶很明确地把国家看做“自己的排他的权力的官方代表。”[37] 至此，关于民族国家的学问才真正有了现实的依托，

民族国家继续扩展的势头很快就演化为向海外的扩张。欧洲的各大民族在大航海中不断掠夺并扩展疆界，用“蛮族”来称谓“新发现的大陆”的居民，用欧洲的各种“文明的”特性证明“化外”或“未开化的”（savagery）非欧洲民族的“野蛮”，以及被侵略的合理性。民族国家时代很快就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对扩张的持续需求与帝国主义之间有内在的关联，而帝国主义与战争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列宁相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已直接导致了民族国家间的致命冲突。[38] 后来欧洲共同体的先贤之一，意大利人斯皮内利（A·Spinelli）则指出，“民族独立的思想意识曾经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它克服了地方主义的混乱，实行了广泛的团结，共同反对外国统治者的压迫；它消除了人员交流和物质流通领域的种种障碍；它让人民在本土范围内享受教育，享有文明而有秩序的生活。……但是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目睹了从它身上又滋生了资本帝国主义机器扩张政策，直至出现集权国家，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