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贏了，我們該怎麼辦？2[美】內森.西明頓【來源】《美國事務》雜誌
在2024年的北京車展上，前所未有的電池性能、令人震驚的低價位以及令人驚歎的精密電子設備讓人瞠目結舌。美國人在閱讀有關此次車展的報道時，可能會好奇吉利汽車究竟何時變得如此出色，或者手機公司小米是如何成為一家汽車製造商的。他們可能還會感到不安，因為美國媒體對先進汽車公司的平行世界的出現乏善可陳。也許我們不會很快在美國看到比亞迪或小鵬汽車的經銷商，但如果中國汽車繼續變得更好、更便宜，我們將看到世界出口市場在我們眼前溜走--不僅僅是通用或福特，還有標致、大眾和豐田。世界汽車行業的年營業額約為3萬億美元，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消費品類別，而中國公司卻異軍突起，成為競爭者。 


部分原因是運氣。中國從未生產過一流的國產汽車內燃發動機。長期以來，自主研發的內燃發動機一直被認為是汽車行業的嚴峻考驗，因為汽車傳動係統是製造汽車最困難的部分。如果沒有自己的內燃機設計，汽車公司就只能是一個套件組裝車間。內燃機是機械加工、精密部件供應鏈和電子控製的結晶。掌握了內燃機組，就確立了汽車公司的獨立性，從而確立了本國作為國際汽車出口國的地位。





然而，隨著電動汽車行業的大規模興起，中國未能掌握內燃機技術的問題已變得幾乎無關緊要。電動汽車不需要變速箱或內燃機動力係統，但卻需要複雜程度驚人的電池和動力係統。而在電池方面，中國是王者。因此，電動汽車轉型允許中國公司跳過迄今為止製約其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汽車產業的主要因素；這肯定是自2014年以來出現了不下五家中國純電動汽車製造集團（哪吒、蔚來、零跑、小鵬和小米）的一個重要因素。 


不過，幸運還是眷顧有準備的人。今天的中國車用電池行業起源於最卑微的基礎：為國外消費電子產品（如攝像機和掌上電腦）製造售後電池。但是，中國做出了一個致命的決定，向電池行業投入了超出當時規模小、技術不成熟的出口加工業所需的資源。自20世紀90年代起，一些城市開始強製推行電動公交車。15年來，中國企業和政府一直致力於控製鋰離子電池的鋰加工。事實上，中國企業和政府比自由市場走得更遠，通過收購陷入困境的其他礦產開采商，建立了澳大利亞鋰礦業。


   
簡而言之，三十年來，中國一直在尋求從未來的電動車轉型中獲得最大收益。2016年來，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市場，因此其國內市場有能力以純粹自我維持的方式單方面轉向新技術。此外，中國還對國內基礎設施進行了調整，使電動汽車轉型能夠獲得足夠的支持，目前已有約180萬至270萬個電動汽車充電站投入運營，而美國只有16.2萬個充電站。 


相比之下，美國汽車業得益於對國內市場的嚴格控製，但卻因出口下降而受到影響。美國專門生產不受燃油經濟性門檻限製的汽車，這與製造商附屬經銷商體係一樣，形成了巨大的非關稅壁壘。美國於2024年5月14日宣布對中國汽車征收100%的關稅，這是一項明確的貿易保護措施。但是，無論中國公司最終能否打入美國市場，或許是通過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國家組裝，中國在其他地方的出口量似乎都將不可避免地增加。 


如今，通用汽車在北美生產的汽車數量與1982年大致相同，低於50年前的年產量峰值，約占豐田2023財年產量的60%。然而，產量數字不成比例地反映了美國國內市場，因為通用汽車北美僅出口了約六萬輛汽車；總體而言，通用汽車的全球銷量約占豐田銷量的60%，所有子公司的國際銷量約為150萬輛。相比之下，中國在2020年出口了約100萬輛汽車，2023年出口了約500萬輛汽車。北美出口業績下滑的例證是通用汽車在中國銷量的暴跌，與 2014年的峰值相比，其盈利能力下降了約80%，市場份額下降了40%。從定量和定性證據來看，美國汽車製造商在短期內不太可能在出口市場中發揮主導作用。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可以說美國是一個受保護的市場，本土品牌在全球經濟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這種情況開始更像馬來西亞的寶騰牌汽車，而不是昔日的美國巨頭。 


我們現在不能含糊其辭了：這是一場即將發生的災難。美國汽車業雇用了大約300萬名工人，約占整個私營部門勞動力的5%。20世紀70年代和 80年代汽車業的裁員摧毀了無法估量的價值——從大城市人口減少、房地產和工業資本貶值，到無數技術工人失業，使我們損失了數十年的潛在生產力。人們也不能忽視與家庭破裂和暴力犯罪激增的聯係。讓我們假設 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汽車業需要改革。但它的硬著陸，導致幾代人的萎靡不振、救助和價值毀滅，絕不是最好的結果。 


雖然在考慮曆史類比時謹慎很重要，但我們很難不認為底特律對大型、高利潤汽車的偏愛，以及在1973年石油危機之前不願對設計進行現代化改造，與我們當代的情況有相似之處。然而，中國電動汽車公司的規模和政府支持力度遠遠超過50年前任何一家日本汽車公司所能想象的。簡而言之，中國的技術優勢不在於應用程序或光鮮亮麗的新城市的迷人航拍照片。相反，它在於成為世界汽車行業的主導者，並在此過程中摧毀美國的一個主要行業。說這是創造性破壞或自由貿易通過看不見的手分配資本，簡直是可笑 —— 有明顯可見的手在推動這一切。 


 


大力投資科技 


汽車行業在規模和複雜程度上都不是中國高科技出口行業的特例。中國不僅是美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人們普遍認為，中國作為出口國的突出地位主要源於低工資、糟糕的環境和安全標準以及貨幣操縱。人們可能會合理地質疑，僅憑這些因素是否能夠支撐中國在尖端汽車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但無論如何，汽車只是整個格局中的一小部分。 

《金融時報》最近報道稱，盡管中國人口是美國的四倍，但到2023年，中國安裝的工業機器人數量約為美國的七倍。與其他主要工業國家相比，這一數字遠遠不符；事實上，僅中國就安裝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型工業機器人。通常，當自動化的邊際成本低於勞動力成本時，自動化就會取代勞動力。然而，中國的機器人投資遠遠超過了中國工資水平的預測。就其與任何地方的自動化投資而言，它們處於韓國、日本和台灣也出現的趨勢的極端。還應該注意的是，如果由於機器人研究和製造之間的協同作用，中國比其他國家獲得了更多的人民幣收益，那麼安裝新機器人的成本門檻將相對低於其他地方。 


用美國的投資理論來解釋這一點似乎很難。事實上，美國在岸機器人投資僅相當於工資水平預測值的70%左右，這表明在美國，用自動化取代工資只是出於不情願——也許是出於對外觀的擔憂，也許是因為上面討論的對資本投資的偏見。但中國真的對這些問題不敏感嗎？是否有其他因素推動了這一趨勢，就像中國在電池領域的戰略投資一樣？

自由主義經濟學和自由貿易無法解釋中國對機器人技術的投資，但產業政策可以作為開端。今年3月，李強總理在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年度會議上發表了年度“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份優先事項和方向聲明。這份報告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它不僅像預期的那樣優先考慮擴大內需，而且還優先考慮 (a) 工業體係的現代化和發展新的優質生產力，以及 (b) 通過科教強國，鞏固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能夠推動人類走向新技術前沿的科研機構。這份報告讓“西方觀察家難以置信”，因為該國的需求因多年的封鎖和嚴重的房地產泡沫而低迷。然而，正如我們所見，押注中國產業政策的記錄令人懷疑。





2016年，一份中共高層規劃文件宣布，中國的目標是“成為世界領先的科學強國”。這通常不是一個優先事項，實際上，對於一個中等教育完成率低於50% 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這根本不可能，農村學童通常不戴眼鏡，並患有寄生蟲病。坦納·格裏爾和南希·餘指出，清朝未能實現現代化，導致大規模內亂和“百年屈辱”，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仍受到這種思想的困擾。此外，他們還引用了政治局委員、著名知識分子王滬寧1991 年的聲明：“如果要超越美國，必須做一件事：在科學技術上超越他們。”國家安全候選人的官方教科書中也有類似的說法。這種言論對美國人來說可能既偏執又狂妄，因為自1812年戰爭以來，美國一直享有國土安全，並且已經對70年的美國治下的和平感到自滿。而中國人卻沒有享受到這樣的安全，任何有關他們意圖是否嚴肅的問題都應該由中國領導人以公開、明確和引人注目的聲明來決定。即使在那些不那麼好戰的中國知識分子中，中國的發展規劃也被視為中美製度競爭的決定性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幾乎所有受到中國政策支持的科技都是物理技術，而不是軟件。事實上，西方媒體將中國2020-22年對軟件公司的監管“打壓”視為“反複無常”，西方媒體已經開始將技術等同於軟件。當我們說“大科技”時，我們不是在談論通用電氣或雷神公司。但當中國領導人談到人工智能、材料科學、遺傳學、神經科學、量子計算、綠色能源和航空航天工程等先進技術時，他們也指物理技術。例如，即使是中國的人工智能也專注於工業應用，是一門獨立於計算機科學的學術專業。再一次，中國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其成為技術至上的意圖意味著在突破性的物理科學和製造技術方面取得至高無上的成就：這是最硬的硬資產。





在不影響這一宏偉目標的情況下，我們還必須考慮這一使命宣言將如何解決中國國內的政治問題。即使中國的政治階層確實將未來押注於利用技術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領先地位，他們仍然需要保持民眾的支持。中國技術現代化言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沉默詞是人力資本。 


人們對中國人口下降的關注度很高，這一趨勢始於2022年。這使得一些評論員預測，中國經濟快速增長期必將很快結束，因為中國將“未富先老”（這一說法現在已成為主流，至少可以追溯到2008年）。一個尚未富裕且人口老齡化的中國，其退休人員與勞動者的比例將高於繁榮時期的中國。這對製造業經濟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對於從事“體力勞動”的人來說，退休是不可避免的。但至少在明確意義上，人們對中國的教育水平及其對實現全面發展的影響——或者其在激勵中國追求技術霸權方面的作用——的關注較少。




兩個中國 


一張按人均GDP繪製的中國地圖顯示的結果令大多數美國人感到震驚。北京的人均年收入超過28,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 47,000 美元）；上海的人均年收入接近27,000美元（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為 44,000美元），但三十三個行政區中有十個低於10,000美元，甘肅最低，低於7,000美元。中國的貧富差距比美國更為明顯——例如紐約和密西西比州之間的差距。大約有3.88億中國公民生活在這樣的“貧困”地區。 


此外，中國貧困省份的居民缺乏美國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基本權利：在國內任何地方居住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戶口居住許可製度限製了人們在原籍省份以外的永久居住權，從而限製了他們在原籍省份以外擁有房產、上學或接受其他公共服務的能力。美國人對中國城市工人在農曆新年期間大規模乘火車回家感到驚訝。這不僅僅是傳統——對於許多城市工人來說，這可能是他們一年中唯一一次見到父母和孩子的機會，因為他們的親屬可能不合法居住在工人就業的地區。因此，中國的“大遷徙”是非法的，也不可能實現。 


   
因此，中國的流動勞動力既免受社會衝擊（如新興城市的貧民窟和祖籍村落的遷移），又受到機會的嚴重限製。人們可以將中國與美國製度進行比較和對比：本文的目的不是論證中國製度低劣或不道德；然而，中國農村生活和教育在人的發展方面不可避免地遠遠落後於城市。部分原因是如此，部分原因是人們記憶中的中國是一個比現在貧窮得多的國家，不到一半的中國勞動力完成了中學教育。





通常情況下，受教育程度一般的國家前景黯淡，因為該國很難在價值鏈上向上攀升，而且往往停留在低端製造業，如血汗工廠或加工廠。這一級別的產業比自給性農業生產率更高，但卻很少提供發展技能和技術基礎的機會，無法發展成為完全發達的經濟。


 


這正是許多中國觀察家所預期的水平，20世紀90年代剛剛開放的中國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會停滯不前，直到其教育水平達到與最近實現全面發展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相當的水平，如以色列、台灣、韓國、新加坡和愛爾蘭。沒有人確定中國是否能跨越這條線，事實上，它只在某些地區做到了。考慮到安全國家的權力以及戶口和流動勞動力製度的根深蒂固，中國比其他平均財富相當的國家更能承受地區不平等。然而，人們不得不質疑這一製度的長期穩定性。 


當然，中國可以繼續投資發展尚未實現現代化的內陸省份；但是，勞動力的流動需要很長時間。即使中國立即實現今年18歲及以後每一代100% 的中學畢業率，也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將未完成率從今天的40%降低到仍然不足的30%。在任何中共可以接受的時間表內，都無法達到所需的教育水平。


回到中國工業：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生產的大部分領域至少與世界上任何競爭對手一樣先進。這對於資本化、教育程度和生產複雜程度差異較小的中等收入國家來說並不典型。相反，它是一個高差異國家的典型，其中有些地區比安哥拉更窮，有些地區與波蘭或葡萄牙相當，但也是一個經常產生大量科學研究成果和每年六次數學奧林匹克金牌的國家。更不用說“未知因素”，例如它與能夠貢獻專業知識和數十億美元私人資本的僑民社區的聯係、天文數字的貿易順差以及對海外資源生產的深度參與。 

因此，了解中國的人口結構和地理差異，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共公開呼籲進行技術和製造業的登月計劃，同時故意策劃了軟件公司超過一萬億美元的股票價值的毀滅——必須說，這並沒有以任何明顯的方式阻礙其在電信、芯片設計或出口製造方面的持續進步。中國政權認為，繼續保持製造業和出口霸權是一種生存利益。中共領導層進一步認為，目前其大部分人口無法達到這一要求的生產力水平。因此，它決定將智力資源和投資資本從軟件和金融部門轉移到它認為可以人為提高普通中國工人生產力的應用領域——如果沒有這種幹預，工人的最佳選擇將繼續是血汗工廠和加工廠等低附加值製造業。這是規模最大、風險最高的產業政策。它表明，中國政府最高層積極反對自由貿易意識形態和正和博弈國際貿易。這種形式的貿易體係無法促進中國共產黨體製內的經濟發展成果，而中國共產黨認為，這些成果對於其作為中國社會管理者的持續信譽和生存能力至關重要。


 


兩個美國 


美國是時候承認自己有中國問題了。你不必相信另一個行為者的意識形態的真實性，只要相信它能真誠地激勵他們，並相信他們會按照它行事。然而，美國領導人未能做到這一點。 


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抱怨肯定和貿易本身一樣古老。目前，隨著美國和歐洲國家提高汽車關稅，我們看到了新一輪的抱怨。西方國家以中國的工業補貼為由為其關稅辯護，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稱西方的關稅和出口管製不公平。與其試圖在宇宙正義的法庭上解決這個難題，不如問問雙方應該希望實現什麼。 


中國的利益顯而易見。如果中國成為國際汽車貿易的主導者，它希望為國內企業贏得巨大的市場，使它們成為國際貿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並使全球每條道路上跑著裝有傳感器、收音機和固件的數億輛的中國汽車成為正常現象。僅情報收益就無法估量，但控製這些市場還將削弱中國經常稱之為地緣政治對手的國家，使它們因經濟混亂而陷入內亂，並為中國繼續在被確定為國家優先事項的技術方面進行工業學習提供資金。





美國的利益也是顯而易見的。從短期來看，這是保護主義，它在政治上總是勉強地受到歡迎。我們希望這不會淪為對缺乏競爭力的行業唯利是圖的保護主義，從長遠來看，這總是輸家，而是標誌著一項解決美國社會早期危機的產業政策的開始。





如果不接受技術退化和北京政策在美國產生的鏡像效應，我們就無法談論中國的工業學習和工業政策。我們必須誠實地問自己，製造業就業的減少是否掩蓋了符合國家利益的技能和工業能力的損失。如果這些在岸技能不容易在資產負債表中體現出來，我們應該問自己，我們在多大程度上有意尋求將這些工作外包，或者我們是否將外包歸因於市場的結果。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問，美國是否有一項隱性的、甚至是偶然的去工業化政策，以及這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國家的前景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記住，美國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國，同時注意到美國的出口產品是大量原材料、尖端高科技產品和服務的奇怪組合。我們可以總結一下，以前從未被視為可貿易的經濟部門現在開始由我們進行貿易，美國設計超高端高科技設備的能力仍然很強。與此同時，我們的進口和出口狀況都不能稱為健康，因為我們擁有許多不良的進口依賴性。 


因此，無論屬於哪個黨派，下一屆政府面臨的關鍵挑戰將是確定我們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將生產轉移回國內，以實現國家利益目標。如果美國是一家企業，我們會說它災難性地過度集中在單一供應商關係中，必須找到多元化的方法，否則就會在經濟上被芬蘭化。沒有一個負責任的行為者會選擇將自己處於這種情況，也沒有一個成功的政府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與二戰後的許多亞洲國家一樣，我們需要約束我們的資本和商業機構，這樣我們才不會陷入地主主義、裙帶資本主義或災難。 


 


世紀的挑戰 

中國不僅推行產業政策，還推行了明確的地緣戰略計劃，並在各個國家機關和場所以公開的文字宣布這一計劃，旨在通過在多項技術革命中取得領先地位來顛覆世界秩序。中國明確打算利用貿易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杠杆。中國自身的國內政治需求不利於進口成品，而傾向於進口原材料以製成增值出口產品。


美國領導人和專家將這些發展解釋為看不見的手的產物和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補貼。如果說這曾經是事實，那麼現在已不再是事實。消除這些危險趨勢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一半，因為我們已經開始考慮國防影響；然而，除非我們也認識到對國家能力和人力資本的影響，否則這項任務無法正確完成。我們必須完全解決我們製度中的缺陷，正是這些缺陷導致我們自己的機構急於破壞我們的國家實力和健康。 

與此同時，美國和其他七國集團國家在軍事工業能力方面明顯存在不足。這些不足在炮彈製造和造船等舊經濟技術方面最為明顯。我們的問題不是無法開發先進的無人機或飛機，而是我們無法足夠快地製造炮彈（或無人機），盡管像朝鮮這樣的非主流國家可以做到。和平時期和軍事生產之間有著明顯的連續性，因此這應該被視為我們缺乏製造能力的跡象。 


冷戰時期的美國從華沙條約組織采購物流和電信的關鍵部件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從未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蘇聯沒有生產西方國家想要購買的任何製成品。但如果他們生產了，將它們整合到基本的社會功能中會被認為太荒謬了，不值得認真對待。然而，我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的和平關係卻讓我們陷入了這種不可接受的依賴狀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討論讓任何一位嚴肅的美國觀察家都痛苦地意識到，只有穩定貿易、恢複實力，才能維持與中國的和平。因此，任何新政府都必須準備好實施一項再工業化計劃，該計劃遠遠超出了臨時補貼的範圍，旨在解決我們為什麼首先失去工業能力這一更大的問題。該計劃應該將關稅和豁免作為戰略產品和行業的精準工具，但它也必須解決稅收、會計和金融規則等更大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了不利於工業的投資環境。最後，該計劃必須以重新分配聯邦支出的意願來實施，以通過美國實力促進世界和平。 


過去五年，電信、物流和運輸等主要工業領域發生了巨大的國際重組。現在是我們認真考慮這些變化範圍的時候了。現在是美國人民要求解決方案的時候了。現在是我們向世界展示美國主導的新世界秩序的貿易和工業模式的時候了，否則我們的朋友和盟友就會因為我們未能提供替代方案而被迫投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懷抱。國內外失敗的社會成本將損害尚未出生的幾代人的生活。我們能應對挑戰嗎？
   

贴主:ywhan于2024_09_15 0:37:43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