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文：道德的追问 ：价值构建与品质培养（下）

诚是一切道德的本源，诚意乃道德修养中最关键的节点，《大学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的道德价值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阶段。朱熹认为在“八条目”中，诚意是一个关口。“格物是梦觉关，诚意是善恶关……又曰，‘诚意是转关处’。又曰，‘诚意是人鬼关’（诚得来是人，诚不得是鬼）。”诚意与不诚意是区分善恶、人鬼、人贼、公私的关口和标准，唯有诚意，才能进于义理。程颐亦认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亦必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者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从修学、为事、自谋、与人，以至小道异端等各方面诠释诚的重要的、关键的价值。这些方面若不诚，则学杂、事败、欺心弃忠、增人怨、不善、小人，所以为人不可以不诚。

诚信是人之为人最基本、最基础的伦理道德。《二程集》载，“或问：‘诚者，专意之谓乎？’子曰：‘诚者实理也，当意何足以尽之？’吕大临曰：‘信哉！实有是理故实有是物；实有是物，故实有是用；实有是用，故实有是心；实有是心，故实有是事。’故曰：诚者实理也”。诚信是实理实用、实物、实心、实事。因而，诚则无不敬，“诚无不动者：修身则身正，治事则事理，临人则人化，无往而不得，志之正也”。诚实无妄地修身、治事、临人，就能身正、事理、人化，都能有所获得。朱熹认为：“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便是立诚。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的原则为外在的道德规范，便是确立诚，道浩浩博大，从何下手，惟立诚才有安顿的地方，有安顿的地方就可以修业。如何立诚修业？朱熹说：“凡人所以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莫大乎诚敬。诚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谓也。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人面前底是一样，背后又是一样，外面做底事，内心却不然；这个皆不诚也。学者之心，大凡当以诚敬为主。”人确立人格，行为处事，应事接物，是在于诚敬。诚为不欺，不妄为，譬如说外面虽为善事，但其中却实不然，就是自欺，也是表里不一，惟有表里如一，才是不自欺，才是诚意。

诚信就是诚实不欺、信守诺言的品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信不仅是孔子的四教之一（四教即“文、行、忠、信”），而且是其倡导的“言而有信”“言忠信”的道德价值原则。《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去军事、去粮食，民无食必死，但死人所不免，无信虽生而不能自立。信比军事、粮食、死亡更重要，可见信的道德价值超越军备、死亡。既然信比人的生命更重要，那么，信不是无原则、无条件、无规范的。信必须符合道义和不违背礼义。《左传》载：“礼以行义，信以守礼，刑以正邪。”礼仪用来推行道义，诚信用来保持礼仪，刑律用来纠正邪恶。又载：“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楚国攻伐宋国，宋国向晋国告急难。晋国派解扬到宋国，让宋国不要投降楚国。他经过郑国，郑人把解扬囚禁起来献与楚国。楚王贿赂他，让他把话反过来说。他却告诉宋人，晋君要宋国不要投降楚国。楚王打算杀死解扬，派人对他说，你既答应反过来说，你不守信用。解扬回答说：国君制定命令就是道义，臣下接受命令就是信用，信用贯彻了道义然后去做就是利益，不失去利益，以保卫国家，就是百姓的主人。这义不能有两种信用，信用不能接受两种命令。君王贿赂下臣，就是不懂得不能接受两种命令的礼义。《左传》又载：“信以行义，义以成命，小国所望而怀也。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其谁不解体。”信用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完成命令，这是中国所盼望和怀念的。信用不能得知，道义无所树立，四方诸侯，谁不离心涣散。

信的道德价值必须符合道义。《论语》载：“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所守的约言符合于义，这约言便能实践，态度庄矜合于礼，就不致受侮辱了。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有德行的人，言论不必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都贯彻，却与义同在，依义而实践。守信与否在于是否符合道义；道义是守信与否的唯一标准。《吕氏春秋》载：“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将信超拔为天地之道的高度，以天地的行为比喻人事的行为，君臣、官吏、百姓要遵循天地守信的行为，脚踏实地、真实不欺地实践信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真实不欺地实践诚信，即为诚即信，信即诚，无诚则无信，无信即无诚。诸葛亮说：“不诚者失信。”张载说：“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诚故信，无私故威。”天不言而诚实地四时运行，从不失信，大公无私犹神不怒而有威严。

中华民族以守诚信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以诚信为根本，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人际，以及各国、各民族、各宗教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求取得人心和善，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合。

清正廉洁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精髓。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伦理道德，在反腐倡廉中具有特殊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关系民族的治乱兴衰、国家生死存亡、个人的身家性命。因此，倡导和实践中华优秀清廉伦理道德价值，应建设一个公平正义、廉洁奉公，不贪不淫，诚信无欺的清廉政府、和谐社会。廉洁，通节俭。《广韵·盐韵》载：“廉，俭也。”《管子》载：“智以招清，廉以摽人。”节俭清廉，不以奢为乐，不以廉为悲。廉亦有考察的意思。《篇海类编·宫室类·广部》：“廉，察也。”《管子》载：“过在下，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止。”尹知章注：“廉，察也。”清正廉洁是中华文明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规范，是“礼义廉耻”的“国之四维”之一，是为政之根本。在传统伦理道德中，被载入史册，传之民间，敬之为“清官”。如宋代的包拯，民间称为“包公”。他在《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清正廉洁的官吏，是百姓的表率；腐败贪污的官吏，是残害百姓的盗贼。

当下，一些人的心灵被物欲所迷，不知廉耻，伦理道德缺失，在此背景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伦理道德文化价值，具有重要意义。《论语》载，“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有欲望则贪财、贪污。晏婴说：“且婴闻之，廉者，政之本也，让者，德之主也。栾、高不让，以至此祸，可毋慎乎！廉之谓公正，让之谓保德。”栾施和高强欲放逐田无宇和鲍国。田、鲍先知而攻伐栾氏、高氏。田桓子无宇欲分其家，婴子说不可，而说了“廉”和“让”的话，廉是为政治国的根本，礼让是道德的主干，廉是公正，让是保养德性。公正廉洁，对别人的货物可取不可取。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焦循《章指》言：“廉勇惠，人之高行也。丧此三者，列士病诸，故设斯科以进能者也。”在可取与不可取之间，取了就伤害了廉洁的品德。可给人与不可给人之间而给人了，就是伤害施惠的德性。可以死，可以无死之间，死就伤害了真正合乎义理的勇。在取与不取，给与和不给与，生与死的选择中，体现廉洁等品德。《韩非子》载：“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今有道之士，虽中外信顺，不以诽谤穷堕；虽死节轻财，不以侮罢羞贪；虽义端不党，不以去邪罪私；虽势尊衣美，不以夸贱欺贫。”廉，就是该死就不怕牺牲以求大节，轻视资产钱财。所谓正直，行为公正，不偏邪、不结党营私。虽然自身内外忠信恭顺，但也不因此诽谤不肖怠惰的人。虽死亦轻财，但不侮辱懦弱的人，羞辱贪财的人。虽道又端正不偏袒，但不因此而驱除不正派的人，惩罚有偏私的人。

清正廉洁是人对待事物、事件公正的态度，而且不偏私、不苟取、不贪得，不取不贪不义之财和利。《吕氏春秋》载：“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吴王欲杀王子庆忌。吴王阖庐光篡庶父僚而即吴王位，庆忌为僚的儿子，所以吴王要杀庆忌。要离能杀庆忌。吴王杀要离妻子，焚而扬其灰。于是要离得以去投靠庆忌。要离与庆忌谋往夺兵，中江拔剑刺杀庆忌。要离归于吴，吴王请与其分国。要离说夫杀妻子以便其事为不仁，为故主而杀新主人为不义，不仁不义，要离拔剑自杀。所以说要离面临大利而变易其仁义大理，是为廉士。因而贾谊在《新书·道术》中说：“辞利刻谦谓之廉，反廉为贪。”《盐铁论》载：“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其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百官应清正廉洁起表率作用，希望下面廉洁，百官先要做到廉洁，所以贪鄙之事的根不在下面，教训在于治国理政不在于民间百姓。汉韩婴在《韩诗外传》卷一说：“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有智慧的人不做他不应做的事，廉洁的人不追求他不应得的东西。

为官之道，惟有清廉，这是基本的原则。《世说新语》载，范“宣洁行廉约，韩豫章遗绢百匹，不受。减五十匹，复不受。如是减半，遂至一匹，既终不受”。梁朝刘孝标注：“《中兴书》曰，‘宣家至贫，罕交人事。豫章太守殷羡见宣茅茨不完，欲为改室，宣固辞。羡爱之，以宣贫，加年饥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此可谓清廉的模范官员，若皆能如此，贪官污吏绝矣，天下太平，国家强盛，人民富足。王隐《晋书》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清、慎、勤，是当官必遵守的原则和为官道德行为规范。惟有修此三者，可保禄位，可远耻辱，得上知，得下援。这是“王道之本，经国之务，必先之以礼义，而致人于廉耻。礼义立，则君子轨道而让于善，廉耻立，则小人谨行而不淫于制度……朝有矜节之士，则野无贪冒之人。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则风俗凋敝，人失其性，锥刀之末，皆有争心，虽峻刑严辟，犹不胜矣”。以仁义治理天下，必先树立礼义道德规范，致使人有廉耻，遵循于善。建立廉耻道德原则、规范，小人就不敢淫乱国家礼制法度。国家崇尚节操的人，则下面没有贪污的人。治国理政无贪污。以廉耻为治国理政，犹如栽培种植而有丰厚的土壤：良好的环境滋润作物的雨水，生物由此而茂盛生长。如果廉耻不存在，只靠刑法控制，风俗衰败，人们丧失其善良本性，为微小而争，以致严刑峻法亦不能控制。

人必须建立廉耻道德价值规范。礼义廉耻为国家的四维，四维不张，国家就会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廉耻是士人的关节，若士无廉耻，则是国耻，而悖礼犯义。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使国内人都崇尚廉洁，而无贪污，使贪污者得到严厉的惩罚。统治者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亦都倡廉除贪，顾炎武写道：“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宥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赎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决杖，重者处死。”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对贪官污吏的惩罚均很严厉，但由于统治者等本身腐败堕落，荒淫无耻，以致不能真正根绝贪赃，成就一个清廉的世界。

仁爱、诚信、清廉道德价值的实践，经创新性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和行为规范，主导着中华文明发展的核心价值，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品格，强调和实生物高于同则不继，仁民爱物高于虐民暴物，协和万邦高于诸侯割据，家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和平合作高于侵扰动乱，天人合一高于主客二分，和而不同高于同而不和。这是中华文明道德价值实践所形成的独特的、包容的、多元的共生品格，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德性品质。

道德品质品格的培养

德性品质，是指人在行为、作风、品格上所表现的思想、认知、品性等的道德本质。《说文解字》载：“品，众庶也。”《古今韵会举要·寝韵》载：“品，品格也。”是人对于自然、社会、生存、生活活动所表现的一种品行、品性、品节的道德价值的评品。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道德精髓。中华民族的德性品质前有所承、后有所发，如同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正义，以正义为民族的德性品质、品性和品格，成为中华文明的道德生命力所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道德品质，是主体在行为活动实践中所追求的真、善、美的道德价值，是主体自我尊严维护的道德规范和原则，是家国群体内聚力的活水和求索实现群体价值目标的动力。

何谓正义，自古希腊以来就有论争，以正义为善、神、理性、自由、平等、幸福、财富、安全、秩序等，但随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规定，有些人认为，当代以自由、平等、公平、效益为标准。而哈贝马斯认为，这四者只具有相对有效性，正义要求绝对有效性。罗尔斯围绕社会正义曾提出“完善的程序正义”“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以及“纯粹的程序正义”三者，以便建立一种具有伦理关怀的有效的社会正义体系，但事实上并没有带来财富、权力不平等、不自由现象的消除，“尤其是给那些最少受惠的社会成员带来补偿利益”。这就是说没有给社会弱势群体以利益。因此，罗尔斯《正义论》受到各方面的质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义、正义的诠释、理解与西方异趣。荀子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梁启雄注：“伯兄（指梁启超）曰，‘此行字指德行’。”为正当的利益去做这称谓事业，为正义而做，这叫作德行，正义的行为是道德品质的体现。杨倞注：“苟非正义，则谓之奸邪。”正义与奸邪相对，奸邪便是非正义的违背道德的行为。为正当利益，即公利去做，是一种事业，是立功，是为道，亦是符合正义的行为活动。荀子认为，一般庸俗的人，以富利为崇高，以私利为第一位，是没有正义精神的。“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正义是需要人通过后天的修身养性而获得的道德品质、品性、品格。

从文字学上考察，汉许慎《说文解字》载：“正，是也。从止，一以上。”饶炯《说文解字部首订》载：“正，下云是也。是，下说直也，义即相当无偏之谓……《书》云‘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亦是意也。”正，即正直，公正，是无偏无党无反无侧的正道、直道、中道。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诂下》载：“《考士记·韗人》注，‘正，直也’。《文选·东京赋》注，‘正，中也’。中、直皆是之义也。”正中、正直、公正符合正义伦理道德规范的价值标准。如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好耍权术阴阳而不公正、正义，齐桓公正、正义而不使诡诈手段，体现了正义的道德品质。

义，见于甲骨金文。《说文》：“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载：“经传多以仪为之。”适宜，《释名·释言语》载：“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周易》曰：“其义焚也。”李道平疏：马氏云“义，宜也。言其焚宜也”。陆德明释文云：“一本作宜其焚也，即义焚之谓也。”适宜于焚。义为善好。《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王弼注：“圣智，才之善也；仁义，人之善也；巧利，用之善也。”义为人的善，为善的道德品格。善而公正、公平。《管子》载：“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黎翔凤注：“以意量之，则多少不可以概也。注于器，满则止，不可加剩。如此者正也。方圆邪曲，无所不流。平则止，不可增高。如此者，义也。”义为公平、公正。如此，为人是正派。《荀子》载：“义，理也，故行……遂理而不敢，不成义。”陶鸿庆注：“敢，当为敬字之误。言虽得其理而径遂直行，不出之以诚教，则不成为义。”义为合理的，正当的道德行为。

义是品德、品质、品格的根本，是伦理道德的原则。《孟子》载：“其为气也，配义与道。”赵岐注：“言此气与道义相配偶俱行。义谓仁义，可以立德之本也。道谓阴阳大道，无形而生有形，舒之弥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络天地，禀授群生者也。”浩然之气是由经常的正义积聚而产生的。这种正义的行为是立德的根本，是德性品德、品质、品格的体现、表现。这种德性品质在中华文明中体现人的道德行为的各个方面。《周易》载：“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以敬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以正义的原则，使外在行为端正。“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皇侃义疏：“义，宜也。质，本也。人识性不同，各以其所宜为本。虽各以所宜为本，而行之皆须合礼也。行及合礼而言出之，必使逊顺也。行信合礼，而言逊顺而出塞，终须信以成之也。”

正义是什么？墨子认为：“义者，正也。何以知义之为正也？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我以此知义之为正也。”义为正义，怎么知道义为正义，因为它关系天下的治乱。正义应如何实践及如何检验是否正义？“义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诈不欺愚也，贵不傲贱也，富不骄贪也，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应认同他者的存在，而不是相互攻伐、侮辱、贼害、欺诈、傲慢、抢夺的关系，这才是正义的行为，是符合道德品质要求的。孟子也认为非正义的行为，是不合乎道义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如果不是正义，亦不合道义，即使天下的财富作为他的俸禄，他都不屑一顾；纵使有四千匹马在那里，他都不看一下。若不合道义，一点也不给与他人，一点也不取于他人，体现人之为人的道德品质、品性和品格。

具有这种道德品质的人，在生与义的选择中取义而不取生。“生亦我所欲，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赵岐注：“有甚于生者，谓义也。”生命与正义都是我所喜欢的，如果不能两者都占有，便牺牲生命，而要正义。在正义与利益的选择中，董仲舒认为义大于利。“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苏舆注：“正义不谋利，士夫之所自饬。”义利为养心养体的功能。有正义的道德品质养生，比利益要重大、重要，更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