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强：“致知”与“无知”的和鸣：儒道知识论的实践智慧之维（上）

摘要：实践智慧作为实践的理智德性，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实践知识的实践推理能力，其目的是引导行动主体选择一种值得过的美好生活。儒家“致知”论和道家“无知”论所关涉的知识形态是实践知识，其知识论中的实践智慧之维内在地含蕴了对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体认知。儒家“致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情境中增进主体的实践智慧，以便更好地处理伦理—政治方面的实践事务。道家“无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消解知识理性对人的本真生活的消极影响，以达致“体道”的“真知”为境界指向。儒道两家在知识论上的实践智慧维度，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质，即它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哲学。

一般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形而上学是以追求主客相符的真理性知识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以如何实现美好生活为旨归的实践哲学。儒家和道家的实践哲学在理论形态上主要呈现为工（功）夫论，近年来倡导“功夫哲学”的倪培民认为，其功夫哲学的考察对象就是实践智慧。【1】诚如斯言，实践智慧是理解中国哲学的钥匙，儒家和道家的学问也可以被称为实践智慧学。儒道哲学的殊胜之处，就在于其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而非理论智慧，理论智慧聚焦的对象是不变的、抽象的、普遍的科学知识，而实践智慧则应用于变动的、特殊的、具体处境中的人类实践事务，蕴含着“应该如何生活”的行动意涵，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助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智慧的实践”。本文将从实践智慧维度切入论题，力图论证儒家“致知”论和道家“无知”论中所指涉的“知”，乃是生存实践中的“知”。儒家“致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情境中增进行动主体的实践智慧，以便更好地处理伦理—政治方面的实践事务；道家“无知”论所关注的则是如何消解知识理性对人的本真生活的消极影响，以达致“体道”的“真知”为境界指向，二者的和鸣，彰显了儒道知识论所具有的生存论特征。探究儒道两家在知识论上的实践智慧维度，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质，即它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或生活之道的实践哲学。

一、实践知识与实践智慧

目前学术界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看法：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中国哲学在认识论或知识论方面没有系统的理论建构。例如，冯友兰认为知识论是西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中国哲学史中，知识论未尝发达，盖中国哲学本未将‘我’与外界，划然分开也。”【2】张岱年也有类似看法，他指出中国哲学的特征之一是“重人生而不重知论”。【3】冯友兰与张岱年所谓知识论，即以西方“求真”的知识论为人类认知活动的典范形态。西方传统知识论往往将知识的本性定义为信念对实在的表征，于是知识就被理解为得到辩护和确证的真信念，其聚焦所在是纯粹理论知识。这种笛卡尔式表征主义认知观的致命缺点是主体与客体、内在心灵与外部世界的绝对分离——与外部世界相分离的主体观念，以及对人的能动性的表征主义理解，使得与人类知识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4】

就知识论和真理观而言，理论知识或命题性知识探究的是作为命题的真，其处理的对象是永恒的、不变的东西，这是西方传统知识论的范式。此外，还存在一种以变动的具体情境为对象的实践知识，此类知识论探究的是作为存在的真。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划分是一个重要的知识论议题，美国当代哲学家罗森在探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或实践知识时曾指出：“理论知识提供给我们最高形式的幸福，但这类的理论活动和伦理德性无关。它的卓越性完全不同于体现在高贵和公正行为之中的人类善。第二种形式的知识在术语的严格意义上既非‘科学的’也非‘理论的’。但它是如何把目的调适为计算性理性的一个正确命令的知识，这种计算性理性针对的是在我们当前对之加以筹划的处境的种种相关境遇下行动的实施。”【5】作为目的论者的亚里士多德相信人的目的是善，最高的善就是幸福，唯有理论知识能够提供给我们最高形式的幸福，而实践知识则指如何把目的调适为计算性理性的一个正确命令的知识，用以指导人的生活实践。深受亚里士多德影响的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实践知识实际上就是从自身出发为一切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能力指示其位置的知识，科学知识的权能不能代替实践理性和政治合理性，唯有作为人类生活形式引导力量的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才能理智地利用科学知识的权能，并为此担负价值上的责任。【6】

“实践智慧”是伦理学知识体系中的重要德性，也是处理理论与实践、知与行、道德与知识诸种关系的关键概念。作为实践的理智德性，实践智慧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实践知识的实践推理能力，它是实践哲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中，特别是以德性伦理学为标识的亚里士多德式实践哲学复兴的趋势下，与理论智慧有别的实践智慧思想又重新受到普遍重视。诚如田海平所言，曾被西方古代哲学家视为一项重要德性的“实践智慧”，在现当代实践哲学的研究范式中，正在经历引人注目的所谓“后现代的复苏”。【7】这股思潮的兴起得益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哲学家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phronesis”（实践智慧，也译为明智、智德、明哲、深虑等）观念的现象学诠释。实践智慧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是phronesis，来自于动词phronein（慎思），英文译为prudence、practical intelligence、practical wisdom，等等。在古希腊哲学中对phronesis形成最系统思想的当属亚里士多德，他将应用于实践领域的phronesis（实践智慧）与应用于理论领域的sophia（智慧）严格区别开来。《尼各马可伦理学》的英译本也专门用practical wisdom翻译phronesis，用philosophic wisdom翻译sophia，明确地将两种智慧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对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的分判意味着伦理学的根本转变，即不再把伦理学建立在某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这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到实践知识的特殊性，使其不再从属于理论知识。

从知识的类型看，实践智慧是一种关于人类如何践行的实践知识或力行之知，它不以追求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为目的，而是以在具体情境中的良好践行为其自身之目的，必须在面向特殊的、个别的具体事物之经验基础上才能实现其目的，正是在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联结中，需要实践智慧的介入。所以，杨国荣恰当地认为：“实践智慧的特点既在于扬弃一般原则的抽象化与教条化，使之在特定的情景中获得具体的内涵与现实的品格，又表现为克服经验的自发性与盲目性，使之在一般原则的引导下获得自觉的品格。”【8】其实，在具体的东西和普遍的东西之间，存在一种双向诠释的关系，美国当代哲学家纳斯鲍姆指出：“即使我们已经描述具体的东西有某种优先性，但二者在承诺中形成搭档关系，共同享有我们对好的仲裁者所具备的灵活性和回应性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敬意。”【9】在具体境况中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和回应性正是实践智慧的显著特征，这是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思想结晶。但总体而言，亚里士多德始终认为思考世界万物之本性的理论智慧要高于思考具体情境的实践智慧，即“知”高于“行”。与此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思想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性格，随着城邦生活的没落，这种实践智慧思想日益与城邦的政治生活和道德生活相脱离，而蜕变为一种单纯的理智能力。

作为哲学术语的实践智慧概念来源于西方古希腊哲学，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哲学也有着丰富的实践智慧传统。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在晚年对儒学传统的思考中，曾指出儒家哲学是实践的智慧之学，不仅是个人生活的指导原则，也是社会实践的指导原则。儒家哲学重视个人与伦理共同体的关系，强调道德行为要回应特殊情境中的伦理要求，无论是个人层面的道德生活，还是社会层面的政治生活，都是为了德性生命的成长和道德人格的完善，如何把握和运用实践智慧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牟宗三将儒家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以现代概念名之为“实践的智慧学”，以别于西方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知解的智慧学”，他对“实践的智慧学”的阐明，直接原因是出于建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需要。在《圆善论》中，牟宗三明确指出“实践的智慧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关系，他说：“本书则讲圆教与圆善，故先以古人所理解的哲学——实践的智慧学、最高善论，标之于此序，以实践理性作开端，把圆满的善（圆善）套于无执的存有论中来处理，即从圆教看圆善，此将使无执的存有论更为真切，使一完整的系统之圆成更为真切。”【10】虽然，牟宗三的理论企图在于融会康德哲学与传统儒学而建构道德形上学体系，仍基本遵循探求理论智慧的形上进路，且对西方实践哲学传统中的亚里士多德式实践智慧思想未加以重视，但不同于康德哲学之处是，牟宗三肯定具体境遇条件下德性生命的培植与践履，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启了通往生活世界的实践之路，为探究更为广阔的实践哲学议题提供了可能性。

通过对实践智慧的理论素描，其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实践智慧是一种同人的善相关的、合乎理性的、实践层面的理智德性，能够使行动主体在实践事务上做出正确的决断和行动，并达致理想的实践效果，也可以说是一种有助于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智慧的实践”；实践智慧直面生活实践中的具体情境，在普遍原则和特殊情境之间起到联结和沟通作用，以其灵活的理智能力和德性品质应对复杂多变的具体情境；实践智慧本身即其目的，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的目的是高尚的，要求主体在当下情境中选择合乎德性的行为，引导主体拥抱一种值得过的美好生活或善的生活是实践智慧的根本目的。

中国传统哲学是非常重视实践的，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必然关涉哲学视野中的实践智慧。诚如陈来所言，实践智慧是中国哲学的主体与核心。【11】对于儒家和道家而言，认知总是具有道德实践的价值意涵和精神修炼的境界指向，它更倾向于是一种如何做事的行动，以及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达成，而非聚焦于理论知识的心灵状态。儒家“致知”论和道家“无知”论中的“知”是生存实践中的“知”，都属于实践知识，代表了儒道两家在知识论上的生存趋向，分析其知识论中的实践智慧之维，探究此类知识论对美好生活的谋划和实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所体现的实践智慧精神。

二、儒家“致知”论的实践智慧之维

“知”古代亦作“智”，二者在传统典籍中经常互用，是通用关系。据《说文解字》载：“知，识词也，从口从矢。”段玉裁注曰：“知智义同。故智作知。识敏，故出于口者疾如矢也。”【12】通过对相关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知”“智”用法的语言学分析，多数学者认为“智”字的出现要早于“知”字。例如，商承祚说：“甲骨文、金文有智无知，用智为知，后将智分化出知，二字通用。”【13】“智”字出现于商周时期，最初为“认识、了解”之义，后引申为“智慧、明智”；“知”则最早见于春秋金文，最初具有“认识、了解”之义，而后作“智慧、明智”的用例也逐渐增多。从汉字演化的一般规律看，“知”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通过省文的方式从“智”分化出来的字形。

《论语》在“智”“知”的使用上还没有出现分化，“智”皆写作“知”。有学者将孔子的“仁”“义”对应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14】其实，在《论语》中，可与这种理智判断及其运用相应的实践智慧观念是“知”。《论语》中的“好知”涉及实践知识的内容及其应用合理性等问题。“好知”离不开“好学”，“好学”在孔子的知识论中具有中心地位，对孔子而言，“人就是一种‘学’的存在”。【15】“好学”涉及辨明各种社会伦理规范、人际交往的原则和通达天命的终极关怀等，通过在具体生活世界中的学习而获得实践智慧，此即《中庸》所谓“好学近乎知”。孔子关于“六言六蔽”的论述充分表达了“好学近乎知”这一理念：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孔子所谓“言”，实指人的德性。“六言”即六种德性，“六蔽”即相应的对六种德性的遮蔽。孔子指出仁、知、信、直、勇、刚这六种伦理德性的完全实现不能离开“好学”，否则就会出现弊病，“好学”代表的是一种在具体实践事务中保持理智状态的求知态度，尤其体现为在价值判断与伦理决断问题上，需要有一种包含明智能力的思维方式，如果在道德生活领域运用得好，就可以说行动主体是拥有实践智慧的人。

孔子与弟子樊迟的两次对话，涉及“问知”的问题，鲜明地揭示了《论语》知识论中实践智慧的基本意涵，这两次对话如下：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论语·雍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

这两则问答所涉及的具体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一样，反映了孔子一以贯之的教学风格，即根据具体情境指点弟子。樊迟第一次“问知”，孔子答之以“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并非要否定神灵在现实世界中的活动及其影响，而是认为祭祀神灵的目的当在于通过虔敬的精神修炼而实现自我转化，正确的祭祀态度是将心力放在修己上，使人民走向正义之道，严肃地敬奉鬼神而不接近鬼神。樊迟第二次“问知”，孔子答以“知人”，以“知人”为主要内涵的“智”，在这里指涉一种高明的治理能力和政治智慧。“知人”的要义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即任用正直的人领导邪恶的人，使邪恶的人趋于正直，樊迟于此理不明。“举直”的前提是知道谁是正直的人，在合适的时机将其置于适当的位置，此即运用理智能力判断政治贤人的“知人”，属于智者之事。这涉及对具体情境的时机化把握，即《中庸》的作者所言：“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时措之宜”代表的是行动主体在生活实践的具体境遇中，所能发挥的能动性与自由度的边界问题，如何在生活实践的普遍性原则与特殊性情境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也是实践智慧所要处理的问题。

两次问答的主旨都是如何“为政”，为政关涉如何处理伦理—政治事务，伦理—政治事务是古代社会中最为重要、最为特殊的实践事务。孔子认为做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知人”就可以说是拥有实践智慧了，这是在伦理—政治事务方面处理得好的表现，需要很高的实践推理能力。潘小慧在解析以孔子“智德”为代表的儒家实践智慧时，认为孔子是“以仁显智”，这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知即是德”或“知德合一”的说法。【16】其实，潘小慧的这种比附并不严谨。苏格拉底的伦理学说被概括为“德性即知识”，他把伦理道德归结为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实际上是主张“道德”即“理智”，其所重在于理论知识的学习，认为一旦把握普遍必然性的理论知识，就可以同时解决道德和知识两方面的问题。这与孔子以实践为主的伦理学旨趣迥然不同，孔子的道德哲学较近于批判苏格拉底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扬弃了苏格拉底以知识确定德性的“德性即知识”说，试图以明智或实践智慧确定德性，可以概括为“德性即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