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拜物教与全球知识规划：技术—文化帝国的权力架构（上）

作者：屠音鞘

提要：西方主导下全球化帝国式秩序以技术—文化霸权为突出表现，具有强制性、剥夺性、等级化等特征。知识被吸收到资本中而自身也具有了资本的拜物教性质，技术—文化帝国之权力架构的底层逻辑就在于“知识—资本”的“物神形态”,即两者互相喂养、循环壮大的权力动能装置，牵制着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围绕它来运转，由此形成服务于前者的全球知识规划，以知识为战略工具构建起国际性知识治理体系。遵循“知缘战略”的权力运用，不断加剧着世界的两极分化，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不得不长期处于技术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上的双重“知识依附”状态。因其双输后果和不可持续性，技术—文化帝国正走向崩裂。共建新型知识治理体系，从“以物为本”走向“以人为本”,使知识真正服务于人的共同福祉、全球共同利益以及全人类前途命运，或许将是超越技术—文化帝国、开创人类文明新秩序的关键。

引论：何为知识拜物教?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当代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历史效应。技术对当今社会发挥着制约、引领、驱动等多重作用，同时也是塑造文化生活的基础性条件。ChatGPT的风靡再次昭显着“技术—文化”的深度整合，而愈演愈烈的科技脱钩则宣示着“技术—文化”的霸权。这均建基于全球化的“帝国式”秩序并对之加以强化，表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到知识经济或数字经济阶段的典型特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

马克思已发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1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可以体现于某种物，并赋予其特定的社会属性。当它体现在知识上时，就出现了“资本化的知识”或“知识化的资本”,亦即，“知识—资本”二合一的复合体。这时，知识也具有了资本的逐利性、自我增值性，以及“拜物教性质”(Fetischcharakter, 即物神性)2。因此，“知识”绝不能仅仅如常识那般认为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而应始终被把握和理解为一种历史性、关系性的社会权力形式，是一整套由历史性的人创造、凝聚了人类理智及劳动、体现着复杂政治经济关系的组织结构，技术、设备、作业流程、信息、数据、文化叙事等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些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表现为以最优化资本增值为价值导向的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社会关系。

“知识—资本”并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本身成为了资本，也就是近几十年经济学上常说的“知识资本”,更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一种“知识—资本”互相喂养、循环壮大的动能模式：知识积累、创新为资本积累、扩张提供基础，而资本增值的收益又反哺知识生产，如此不断循环促进，加上必要的中间环节“军事”,就成了“知识—军事—资本”循环促进模式。正如历史显示，早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起，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始终遵循着这一循环扩张模式：资本积累建立在武装殖民、贩卖奴隶、争夺原料和市场等基础上，而为军事实力提供保障的正是知识；以坚船利炮为代表的战争工具、以机器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工具，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化扩张提供了霸权基础，而从全球获取的超额利润又为进一步的工具变革和知识创新提供了必需的巨额投入，产出的知识成果则再次推动资本扩张。全球化的技术—文化帝国正是如此历史地诞生的。

于是，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所谓“知识拜物教”正是“知识—资本”的“物神形态”(Fetischgestalt),一个自行增值、循环壮大的权力动能装置，牵制着社会生产再生产及现实生活围绕它来运转，在“生产关系的总和”中处于中心地位。关于知识拜物教的阐述，对起底技术—文化帝国、剖析其权力架构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知识—物”到“知识管理”

众所周知，拜物教的历史前提是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那么，知识拜物教的诞生也要从知识商品化的历史来加以考察。通常而言，人们崇拜知识是十分正常且正当的现象，这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历史的起源。在古代社会，人们普遍认识到知识对于社会的高价值性与稀缺性，以及充实与升华个人内在精神的作用，这自然而然催生了崇拜知识、仰慕龙凤之才的社会风气。“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形象地表明知识具有一种价值交换的形式。然而，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固定的阶级(身份)如封建帝王、领主等，知识并不能自由交换，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它还只是偶尔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尚不具有普遍的价值交换形式。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知识的意义和应用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知识的功能不再倾向于古希腊哲学家所关注的促进个人德性、智慧的增长，或中国儒道所关注的内圣外王之道或佛教的觉悟之道，相较之下，改变世界的实用性和有效性更受人推崇。在某种意义上，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已宣告着人们对知识的理解发生了巨变。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中说，科学是一种理论—静观活动，而技艺或技术是一种创制活动，是灵魂揭秘真理之六种方式中的两种。培根提出的“实验”方法和“知识就是力量”使科学和技术逐渐合流。科学走向实验，不再是理论—静观活动。实验方法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方式发生变化。人类不再静观自然，而是用自己的理论工具去逼问自然，使自然成为为我所用的资源。知识“episteme”的含义原来对应的是科学，而近代以后则对应的是科学技术，即科技。且在尼采看来，求真意志作为西方形而上学典型特征，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人类社会越来越明显地由技术所塑造、控制、引领，逐渐形成了全方位裹挟人的技术—文化帝国式权力架构。

这标志着知识之价值尺度的转换与崇高价值的瓦解。利奥塔尔直言：“以前那种知识的获取与精神、甚至与个人本身的形成(‘教育’)密不可分的原则已经过时，而且将更加过时。”3现代知识生产如教育、培训、科研的社会架构中，人们更想问的是它能不能买卖、能不能投入产业、能不能产生足够的利润。利奥塔尔称之为“知识外在化”,即知识“不再以自身为目的，它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3。换句话说，由于知识被吸收到资本当中，其使用价值就不再表现为提升人的内在精神，而是移花接木般地植入了资本的使用价值和属性，表现为实现价值增值，谋求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投入博取尽可能大的效用产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知识本身被视作“物”、知识作用及反作用于物，并且物本质上也是知识。知识与物在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上的深度绞合，使得一种可称之为“知识—物”的关系性统一体诞生了。在数字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知识经济形态中，知识无疑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财富创造活动的核心要素。德鲁克(Peter F. Drucker)一针见血地道出：“最近40年来，进入这个经济舞台的主角产业，所生产和销售的都是知识或信息，而不是具体的实物。制药业真正的产品是知识，药丸、软膏不过是包在外面的壳子罢了。其他像电信业、计算机(及外围设备)业，还有影视业，也都是从事知识或信息的生产与销售的行业。”4

德鲁克揭示出一个事实：在当今知识经济阶段，所有生产和销售的产品，构成其核心价值的都是知识。我们知道，价值按其本性是一种关系性存在，是由无差别人类劳动的量的比例来决定的。当知识已经成为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基础条件时，作为关系性存在的价值就十分自然地获得了更鲜明更直接的表达，即知识含量的比例。实际上，在德鲁克举例的制药业中，不光真正的产品是知识，药丸、软膏等具体的物质性外壳也不可能脱离一众知识产权集合，如外观设计、品牌、商标等，这些知识资本本就在整条围绕知识来构建的高度技术化、分工细化的产业链中。就算是直接取自自然的矿物产品，也无不建立在勘探、开采、运输、提炼等一整套相关产业的技术基础之上。由此可见，在知识经济阶段，实际上所有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产品本质上都是“知识—物”。

从马克思时代的劳动产品到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物”,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本积累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丹尼尔·贝尔说，“后工业社会”的首要的、最简单的特征是服务行业的兴起。5大卫·哈维则用“灵活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来描述这一阶段新的资本积累方式，它“建筑于劳动过程、劳动市场、产品以及消费模式的灵活性基础之上”,与过去僵直死板的福特主义形成对立，造就了服务业的大规模兴起。6

与服务业所要求的技术化、智能化相适应，劳动力的价值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肯定，人作为知识的载体在服务业中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由于交通运输和信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出现了“时空压缩”。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消费周转的加速，要求劳动者具备素质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于是，面临新的“结构性失业”问题，终生学习成为劳动者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亚当·斯密就曾讨论劳动者所应具备的知识水平，将人比作高价机器。7马克思早已认识到，知识不仅仅是使劳动者成为高价机器的附加条件，而且本身就物化为机器体系、“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8

而在知识经济阶段，知识作为直接的生产力不仅表现在机器这种物化形式中，即死劳动中，还更加明确地表现在活劳动中。从马克思劳动力商品理论出发，显然，具有越高知识水平的劳动力就是一种具有越大价值的商品，作为劳动力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物”,或者说，是一种具有知识生产能力的人力资源，以适应知识经济需求的方式被生产出来。正如德鲁克所说，知识不仅像过去一样运用于工具、流程和产品，如通常所理解的“科技”,也不仅运用于工作，如“技术工人”,还运用于知识本身：“运用知识去找出现有知识最有效的运用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管理’。”9知识的第三种运用方式催生了“管理革命”。知识劳动者在发达国家就业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经过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非常醒目的上升。并且由于知识劳动对推动社会生产的显著作用，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的控制也表现出愈益严密的趋势。得益于大数据、算法等，巨头企业能够不断加强对知识劳动者的规训和监督，美其名曰“知识管理”或“知识治理”。这个概念还可以从企业上升到国家层面，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在世界秩序中位居中心统治地位的国家而言，知识管理就进一步上升到规划世界格局的高度，于是有了对知识的全球化管理，即后文讲述的“全球知识规划”。从历史上看，它本身就表现为某种帝国式的权力运用形式。

由于所有的商品(包括劳动力)都是“知识—物”,而商品的秘密就在于“社会的象形文字”10。“知识—物”直接指明了商品神秘性的本质就是物所固有的社会属性，即以知识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结构及生产关系。无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拜物教观念，还是弗洛伊德、德勒兹、齐泽克等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物恋”,都是历史特定的社会秩序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人们观念中的“幻象”。这种拜物教观念的幻象同时也对客观的社会现实起着建构作用。当“现代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真正的产品是知识时，其实他已经看穿了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产品之所以为产品，这个社会本体论问题的答案正是知识，由此出发实施“知识管理”,围绕知识构建起积累、生产、销售等作为整体的社会组织结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于知识的拜物教性质，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10,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这样做。

总之，人们在庞大的“知识—物”的堆积面前，在“知识管理”的运作当中，已经有意无意地接受了知识与资本结合所构造成的“物神形态”,不可避免地被驯化为适应这种客观社会存在的劳动者和消费者。作为围绕着知识、作用于知识、利用知识以最大化资本增值、从而最彰显拜物教性质的权力运用方式，知识管理不仅仅在经济学、管理学上表达着社会经济形态，也规训着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更已成为塑造并维护全球性政治秩序、文化话语体系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