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概念——兼论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 (4)

作者：杨光斌 李欢

四、时间中的政治

社会史的政治和国家史的政治是如此不同，而且这种不同也并没有因为西方从社会史向政治史演变而消失，依旧有着天壤之别。这是因为历史连续性所累积的时间空间化，即现实政治不过是历史连续性的产物。

中西政治的历史本体论差异在历史连续性的作用下，导致了现实政治在文化、制度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钱穆在论述中西方政治时认为，“吾国自古政体，开始即形成一种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局面，与希腊市府之小国寡民制不同。而吾所谓大一统者，乃由国家整部全体凝合而形成一中心……”（72）政治秩序的差异性决定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天壤之别，钱穆认为西方政治为政民敌立，而中国政治为政民一体。政民一体的政治是“尚理”的、“和谐”的；政民敌立的政治为尚力的、斗争的。（73）

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E·芬纳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希腊以来的西方传统完全不同。事实上，二者是截然相反的。它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主流的社会价值相辅相成，这在早期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政府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在西方更是不曾出现过。因此，中国稳定、持久的社会政治体系与躁动不安的西方相比，后者更依赖于自由行动与个人责任；而前者则依赖于集体，每一个人都要为其他人的错误承担责任。”（74）西方传统体现了人类在法律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而华夏国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就是等级式人际关系，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所有这些不平等都被导入一个总体上和谐的有机社会。”（75）“在西方传统中，独立自主的个人占据着重要位置。要在中国传统范围内寻找这种西方知识分子推崇的主导思想，将是徒劳的。更重要的是，表述这些思想成分的价值观、行为以及制度同样在中国传统中不存在。”（76）

在工业革命推动的全球化之前，中国和西方的政治按照各自历史轨迹演变着。西方的崛起意味着其政治的胜利，因此其政治的历史连续性无需多论，以保护社会多元主义为宗旨的代议制从贵族代议制演变为代议制民主，贵族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党争民主，“分利政治”传统即竞争性分配资源一以贯之。被鼓吹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只不过是源自中世纪欧洲文明的一种政治表述。（77）尽管，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开启了政治史的一面，但根深蒂固的社会史属性或封建制社会性质并未消失，而且在有些领域封建制色彩依旧顽固，国家权力无法渗透到所谓的自治域，比如美国枪支泛滥而得不到控制。这是因为制定于前现代社会时期的美国宪法至今依然是其根本大法，美国宪制把竞争性资源分配政治彻底制度化。

因此，虽然西方从社会史走向政治史，其政治的核心内容在于维持政治经济精英（现代贵族）的团结，建立分权制衡的制度，使得政治权力不至于在精英们对抗性资源的政治斗争中崩溃。对他们而言，抛弃多元权力的一统性是不可想象的。比如托克维尔就极力主张多元权力的重要价值：民主的个人主义思想总会有导致多数专制的危险，而抑制这种危险的制度安排就是地方自治、法学家团体以及陪审制度、新闻和结社自由，其中政治结社是最能够实现多元权力的制度安排。（78）政治经济精英在政治社团中获得自己的地位，同时以政治社团为中介参与权力竞争。可以说，西方现代国家的诞生是一种建立在权力封建性基础上的政治史。显然，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政治传统，时间锻造的政治传统是如此牢不可破。

“时间中的政治”是否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政治？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看上去一直处于剧变之中。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开始，中国历经“洋务运动”式的“西天取经”、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式的自我否定、南京国民政府构成的一片美国背景、新中国“一边倒”向苏联、第二个30年的改革开放，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中国人不是在向西方学习中改变自己，就是在否定自我中向西方学习，西周以来所塑造的根本性政治即政治传统命运如何了？

1.大一统

2022年8月2日晚全中国人万众一心地热切期盼中国用军事手段制止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情形，鲜明地回答了什么叫中国人的“大一统”。大一统当然不局限于疆域上的国家统一，但首先是国家统一，在此基础上还有制度一体、思想统一乃至政治行为上的一统性。

中国历史上大一统面临的最大威胁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中国陷入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把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或者谁来解放中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组织起来，民主集中制原则也适时地从“党体”转变为政权的组织形式即“政体”。由此，民主集中制既是根本政治制度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原则，也是中央—地方关系的组织原则，而且改革开放以来新型权力关系即国家—社会关系、政治—市场关系，都事实性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不仅如此，民主集中制原则还以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形式充分地体现在政策过程中，使得中国民主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使得国家权力与全体国民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真正实现了钱穆所说的“政民一体”。（79）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基础的大一统意味着，不同于过去的大一统，当代中国的大一统有了“人民性”或者“民主性”。这是今日之大一统与古代大一统的最大区别。

在中国革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强调民主集中制，进行整风运动，批判宗派主义：“他们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80）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也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81）扫除宗派主义的同时，也要加强和民众的直接联结。毛泽东强调了群众的重要意义：“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82）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反对宗派主义，另一方面要强调群众路线，从中国政治史的传统来看，二者的指向殊途同归。反对宗派主义，正是要实现一统性权力与民众的深刻结合，一统性与人民性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中国的现代大一统的主要任务，因此就成了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善治：“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83）

2.民心政治

以民本和仁爱为支撑的民心政治，在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政治中被弘扬到极致。如果古代中国的民心政治主要是一种观念性主张，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则是民本、民心政治的制度化实践。通过群众路线，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制度建设将千百年来被压制的社会底层解放出来，其释放出的能量虽然难以计量，如群众路线锻造的“军民鱼水情”使老百姓用小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同理，可以想象被解放的社会底层所释放的能量之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难以估量的作用。

民心政治必然讲政治团结，对内对外讲“孔子改进”，这完全不同于对抗性资源分配政治所导致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形成的认同政治、极化政治和政治的返祖现象——政治部落化。

民心是一种群体性深层心理结构或者以心理结构为基础的深层社会文化结构，它是在漫长历史中形成的，也是依靠以民为本的政治实践所巩固的。因此，民心虽然与民意有关系，民意在某些时候能反映民心，但二者并不是一个概念。民意更多地体现在聚合了个体利益计算层面的一群人的意见，所以说“民意如流水”，这是因为基于利益计算而形成的“群体”本身是不确定的，“群体”中的个体利益诉求也是不确定的。民意可以制造，但民心很难被改变。

3.致治传统

中国的国家史开启于5000年之前的良渚古城，其标志是有了社会等级分化、大型水利工程、大型储粮设施、能够居住3万人的大型都城，这些展现出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已超出了酋邦范畴，是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古城保存了早期国家的完整结构。（84）如果没有国家式政权，这是不可能做得到的。有了国家文明就必然有国家规模的治理。到了先秦时期，比如管仲治齐时期，就有了今天意义上的户籍制度即当时的“编户齐民”。因为，中国的国家文明开启得太早，过于久远，而且历史上未曾中断而一脉相承，国家治理就成为一种看上去属于“与生俱来”的国家能力。马上打天下者，同样能够马下治天下（85），这必然是致治基因的作用。首先，“士人政府”意味着自西汉以来的政府管理者相当于柏拉图理想中的“哲学王治国”。其次，坚持“致治之道，首在人才”传统，从先秦时期的“养士”文化和军工制遴选人才，到西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和三国时期的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再到后来的科举制选拔人才，使得从中枢机关到县令，多有治国之才。再者，中华民族是一个无比勤劳的民族，官不扰民民自富，因此“轻赋”“养民”“静民”的民本政策很重要。当然，致治能力有赖于政治稳定这个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文明的产儿，也是中华优秀文明的承载者，必然继承了致治基因。新中国成立之际，蒋介石和一些西方政治家都断言中国共产党会革命，却不会搞经济建设，但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就从一个农业国家变成工业体系完备的工业化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民族国家从农业国转型为工业国的少之又少。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并未完全解决温饱问题，但难以用人均GDP衡量的社会建设，诸如土地改革、男女平等、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大型水利建设等，为第二个30年即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86）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和后30年是一个统一体。

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后进入“总体性危机”的中国到1949年终于被中国共产党重新组织起来，政治稳定成为保障国家治理的最大公共产品。今天看来，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天大的智慧和远见卓识。因为，中国如此之大，一开放搞活，中国经济走向何处则具有不确定性，但不能干什么的底线却十分清晰。比较苏联改革的鲁莽和混乱，我们更能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大智慧和治国理政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成就的最大经验就是“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道路上采取混合治理。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中国人口相当于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必然有程度不同的观念差异和利益层次，其心理活动和利益诉求必然是多元化的，需要混合治理。

事实上，从中国的国体到政体再到具体的政策过程，都具有混合型。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表述意味着：无论是政权的阶级属性，还是政权的实施方式（民主与专政），都具有混合性。既民主又集中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如前所述，不断体现在根本政治制度、央地关系之中，还深嵌于国家—社会、政治—市场等关系中。不仅如此，政策过程中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通过群众路线、协商民主等不同形式得以体现。

三千多年过去了，政权形式从王朝统治历经革命而演变为今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但不变的依旧是大一统的国家观、民心的政权观和致治传统。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历史或许说明了，政治史的历史连续性比社会史的路径依赖性更强。诞生于西周的礼制过于早熟、过于发达，从而使华夏和蛮夷几乎都没有选择地“吾从周”。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一个文明史观塑造的政治共同体，而其间出现的几次长达百年的战乱纷争的“社会史”也不曾中断这种文明史观，且至当代中国。

对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希腊模式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阶段，中国模式则广泛适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阶段。”（87）他还断言只有中华文明适合管理21世纪的世界。然而，当前的世界秩序所构成的人类文明旧形态，依旧被对抗性分配资源的政治所支配，并成为过去300年人类灾难性问题的根源。

五、我们时代性困境的政治根源与出路

政治的实践性大于学术性，因此我们重述政治的概念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概念史的发掘上，而是有着强烈的当下政治关怀。历史政治学之历史本体论、历史连续性和时间空间化等分析性概念意味着，源自各自历史的政治概念必然会通过当下的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而体现出来。因此，这种比较历史的理论发现不仅是学术的需要，还旨在改进政治实践。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重新解释政治的概念。首先，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所理解或接受的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概念和政治观念，并以此来对照、分析中国政治甚至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从而导致政治学科与中国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需要正本清源。政治的概念等一系列基本理论的研究，是正本清源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建设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起点。离开对以政治的概念为基础的重要概念的重述，如权力类型、国家形态、政府理论、政党理论、官僚制理论等，中国政治学的知识骨架就难以搭建起来，知识体系的建构更无从谈起。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的概念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次，我们时代的诸多问题，比如战争和强权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88），信奉丛林规则的零和游戏（89），难以治愈的贫困和不平等（90）等，都与流行的政治观即“战争状态”的观念密不可分。

对内的对抗性资源分配的政治被论述为洛克式自由主义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外的对抗性资源分配必然是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又被论述为自由帝国主义。在西方兴起的起点上，本着西方文明基因的“嗜血好战”的欧洲人，利用军事革命带来的科学革命的先发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把对抗性资源分配的国家本性展露得淋漓尽致，从而形成了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建构了时至今日依然约束着人类的世界政治结构（如图1）。（91）

图1 西方文明的世界政治结构

世界政治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结果都意味着，我们时代充斥着扩张性、霸权性和不平等性。然而，自西方社会科学诞生以来的200年里，白人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和制度优越论等文化帝国主义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把扩张的民族主义论述为普遍主义乃至“普世价值”，从而使得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观念的囚徒”而不自觉。比如，把源自社会史的带有原始色彩的“战争状态”的政治的概念当做真知识或者普遍真理不加辨别地接受，作为中国政治的政治学原理的经史之学被批判和抛弃。

近些年来，我们得以见证四重历史趋势的反转，包括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霸权的衰落、“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新自由主义在全球遭遇困境以及“西方世界”的没落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92）这些变化构成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诱发世界政治体系的结构性变化，都为新世界政治秩序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注释：

（72）钱穆：《政学私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73）钱穆：《政学私言》，第6-7页。

（74）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4页。

（75）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第474-475页。

（76）郝大伟、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何刚强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77）杨光斌：《自由主义民主“普世价值说”是西方“文明的傲慢”》，《求是》2016年第19期。

（78）托克维尔认为，“在民主国家，结社的学问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余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于这门学问的进展。”政治社团的多元权力导致当时的各国政府“视政治社团犹如中世纪的国王视其国内的大诸侯”。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97、706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论述了防止专制的多元权力的各种制度安排。

（79）参见杨光斌：《中国政治认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80）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21页。

（8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页。

（8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页。

（8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84）王宁远：《从良渚古城再认识中华5000年文明史》，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从考古看中国》，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42-43页。

（85）历史上，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迅速治愈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战乱的千疮百孔的社会；南北朝乱了280年而穷到人吃人，隋唐统一后国家立刻富裕起来；唐朝之后五代乱了80年，赵匡胤统一后不到30年，都城30里以内的老百姓用的都是黄金窗钩；明朝末年也是满目疮痍，清朝初期就国富民强。

（86）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4页。

（87）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页。

（88）仅仅在冷战之后，美国对外发动战争13次之多，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导致100万人死亡，叙利亚战争制造了600万乱民，俄乌战争的背后也是美国利用北约不断东扩的结果。

（89）无论是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还是美国北约东扩而压制俄罗斯的生存空间，都是典型的零和游戏。

（90）大量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或者难以发展，普遍地与殖民主义历史有关。

（91）杨光斌：《论世界政治体系——兼论建构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的起点》，《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释启鹏、杨光斌：《世界政治研究的中国传统与史观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5期。

（92）朱云汉：《百年变局与中国政治学的新征程》，《政治学研究》2021年第1期。

（93）杨光斌：《政治思潮：世界政治变迁的一种研究单元》，《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9期。